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好了，因為大家提到的問題很多，我自己想的問題也很多。我就從最後的說起幾句。
第一，我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了，今年一百週年給我發了一個請帖，我拒絕去，我覺得已經面目全非了，我本來想寫一篇《哀清華》，但是一想人家在那過生日，就沒有這樣寫，但是真的是這種心情。現在變的像是一個大官，非常勢力，向權力和財力聚集。可惜的是他們招來的，真的是全國分數最高的學生。現在的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有點招天下英才而毀滅之，這是傷天害理的事情，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著覺，這是我憂慮的非常深的問題。
第二，關於悲觀或者樂觀的問題，我也可以說，我基本上是悲觀態，但是也不能說悲觀到什麼事都別做了，等著船往冰上撞等著一塊死算了，還沒有到那個地步，還有一口氣在。我們那麼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還是比較多的，怎麼樣使這個社會做好人比較容易一些、做壞人代價比較高一些，最好向這個方向努力。
第三，講到啟蒙的問題，我應該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這個人胸無大志，沒有像你們說的那樣做一些什麼事情，救國救民，沒有這樣的意思，做不到。我實際上只是欲罷不能，想到什麼問題，沒有辦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寫不可。小冊子有人寫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不是，我現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許多，沒有說別人沒有醫療保險，我放棄醫療保險。在五十年代的時候，人們有非常理想主義的時候，也確實想過，比如說1958年的時候，我和陳先生都在國外，聽說國內煉鋼，我們聽了很遺憾我們不能參與，將來共產主義建設成功了，少了我們的參與，覺得非常遺憾。等到1959年的時候，忽然又聽說國內吃不飽飯了，物資非常匱乏，結果我們就坐不住了，我和陳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塊向領導堅決提出來，要求回去和祖國人民同甘共苦，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候在國外那麼養尊處優，吃的那麼好，心裏非常不安，這是非常真誠的。過了不久，我們真的調回去了，不是因為領導覺得我們應該回去挨餓，而是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和蘇聯吵翻了。回去之後我們真的吃不飽飯，眼睛浮腫，那個時候下放，我們也是主動要求下放到農村，不是像農村時候那樣被迫下放。我們真的是差點餓死，後來有一次晚上他被餓暈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溝，那個水溝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下來了，他沒有力氣，正好有一個老鄉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只覺得挨餓是光榮，跟大家一塊挨餓是一種光榮，我要在這個時候不挨餓是不光榮的，但是從來也沒有問過為什麼。那個時候信息也不靈通，我們那個時候什麼都不知道，一個是不知道，一個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災害、蘇聯搗亂撤走了專家，其實只要稍微用腦子想一想，撤走專家最多會影響工業，怎麼會影響農業呢，農村又沒有蘇聯專家？但是我們腦子從來沒有往這塊想過。
所以，愚昧到這樣的程度，那就是全國人民都愚昧。當然，那個時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分子不愚昧，但是他們被壓下去了。所謂啟蒙，就是說你只要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或者瞭解事實的真相，就可以不這麼想了，非常容易瞭解問題、非常想明白，但是當時就想不明白。
但是從那個以後，比如否定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等等大討論，是一次比較大的啟蒙運動，可惜這個也很不徹底，啟了又蒙，蒙了又啟，剛剛看到一點亮光，然後又說不對，不讓說了。所說的啟蒙，不用太高深，一個是把事實弄明白，不在謊言裡生存；還有一個是用邏輯來考慮問題，什麼事情是不合邏輯的？現在有很多主流媒體所講的事情，邏輯是不通的，比如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夠實行西方主義的那一套？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理論上講理應比資本主義更加平等，就是說社會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層的人民應該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實上我們並不是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體現在哪兒呢？於是，有人提出來我們的主義並不是這樣，我們的貧富懸殊比資本主義落後得多。於是，另外一個邏輯就來了，說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時候，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候那些人都很悲慘。那麼，我們現在算什麼時候呢？因為社會主義是沒有原始積累的，社會主義是在高級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更加平等的，資本主義的常數在於效益，在於大大的推進生產，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會主義的思潮關注弱勢群體。當說到礦難、殘酷的職業病等等，一些媒體說十八世紀、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之所以能夠進步到今天就是因為建立了憲政和民主，才能夠限制權力，同時也能夠通過各種法律來限制財富。那麼，這些都不能做的話，我們到底算什麼主義？這是我們永遠想不通的問題。用事實和邏輯來考慮問題的話，考慮清楚了，就變成了啟蒙。啟蒙也不是那麼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們能夠做到的也就是引導，我們做不了行，茅於軾先生自從退休以後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為底層老百姓著想，並且把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方向帶到最貧困的農村，並不是說像現在哪個大款到處撒紅包，不是那種扶貧，而是他十幾年來孜孜不倦地創立了很多模式。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塊，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輕人跟著一塊做。在這個過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壓，很多辱罵，甚至於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溫不火，無動於衷，不生氣，但是他絕不放棄，也絕不後退。對於這樣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還比我大一歲，他現在又飛到寧夏去，他還在到處奔波，我對他非常佩服。當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這一個，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這兒，想到一些事情，這是欲罷不能的。因為現在資訊特別發達，因為有網路，而且我是被動的，我收到人家寄給我好幾十份的報刊雜誌，這裡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紙媒，現在有一些不錯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記者，他們是做深度調查的，他們把各種各樣的事實都說出來。我瞭解了這些事實以後就不能假裝不瞭解，我明明已經瞭解了，我也不能無動於衷，我欲罷不能，我就得寫這些。我曾經以為退休之後應該寫像《閑情記美》這一類的東西，我還有很多書要看，並且有的人就說我自己已經衣食無憂了，過得好好的，所以吃飽了撐的要自由民主了，沒事兒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種奢侈。其實是相反的，我要是沒事兒干了，我過的好好的，我可以什麼都不管，什麼事都不干，我家裡有那麼多好書，有音樂，有唱片，我為什麼要關心這些事情？但是我已經知道了，就欲罷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對於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師也是自己過的好好，自己級別比我高，待遇好一點，但是他就說，現在的弱勢群體太苦了，不能無動於衷，還得寫。另外，他十幾歲就入當，他親身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滿著那麼多的謊言，就以後要寫出來。這也是一個生活的態度，也是欲罷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麼樣，就是內心深處必須要這樣做，那也沒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別的東西要寫，但是剛要寫這個，就被一個什麼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灣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憂慮，美國墨西哥海灣的漏油事件的處理，他們的媒體天天都在盯著，英國石油公司的發言人天天被媒體追問到底採取什麼辦法，這個辦法有效沒效，結果發現沒效，再用其他的辦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負責人被美國國會召去，被直問，狼狽的沒法說，天天的在那盯著。而我們國家媒體報導墨西哥灣的事比我們國家這次漏油的多，最後它賠償賠的傷筋動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個二百億美元的資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損失還沒有最後算出來，到現在還沒有算完，一點一點的賠。對比之下，我們渤海灣的漏油是非常嚴重的，渤海灣的污染相當嚴重，誰來管這件事情？當然，說是現在正在管，正在調查，但是到底誰在管？康非公司說是外國公司，其實是我們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國有資本在裡面。所以，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渤海的污染要影響到我的生活，那還很遠，但是就是覺得放不下，而且還很生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後來我想到一個醫學上痛點比較低或者痛點比較高的問題，痛點比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較疼，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痛點比較低，別人見怪不怪的事情總覺得有這樣的心情，我並沒有什麼特別崇高偉大的目標，一定要救民於水火，不認為自己有這種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受到啟發，能夠多一點地瞭解事實和邏輯。
第五，關於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國家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我自己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最初的時候，我寫東西也是以這個取向的，但是越來越覺得不是這樣的，看歷史也不是看哪個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謂國強民不一定強、不一定幸福，我越來越傾向於以個人為本來考慮，我現在不願意用「人民」這個詞，因為「人民」這個詞已經被用爛了，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權益。所以，現在真正的以人為本是以一個鮮活的生命來考慮問題，每一個人都是鮮活的生命，加在一起。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獨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這個團體就是幸福的。至於國界的邊界要劃在什麼地方是次要的，這句話說出來可能要被人家罵「漢奸」，我們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殺人知多少」，就是漢武帝的那篇文章，我這也不是憑空的，完全有事實根據，我也不是學歷史的，就是從《資治通鑒》整個西漢一路下來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講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級以下的幹部，真是不知道殺了多少，而且漢武帝被我們認為是最偉大、最了不起的。為什麼軍閥混戰的時代反而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那麼活躍呢？因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時候就是比較寬鬆自由的時候。
最後，在《炎黃春秋》二十週年的時候讓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話：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這幾句話願意與大家共勉。謝謝！（題目為編者所擬。）
註：作者為體制內人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