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香港出版了《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血》），50餘萬字，內容詳實。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情頗為複雜，一方面為這一事件終於被揭開而欣慰，此外也有些許失落和遺憾，因為對這場大屠殺，我曾關注多年，並數次赴道縣秘密採訪，蒐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努力可能因為該書出版而付諸東流。我不清楚《血》在多大程度上記敘了道縣文革大屠殺，但就我親身採訪經歷，深感到此淵深不可測。
今年4月，《血》的作者譚合成找到我，請我作為知情人給該著提些意見。譚說他不希望《血》成為記錄道縣文革大屠殺的孤本，希望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來，寫回憶錄、研究評論文章，並引發全民族的反思，以推動社會進步。
通讀該書後，我的第一判斷是：這是一部中國的《古拉格群島》，雖然涉及面不如《古》廣，但挖掘之深、剖析之細卻更勝一籌，也更具震撼力。我的一位朋友在閱讀《血》時，血壓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數次不能卒讀。我本人應當說對這場大屠殺之血腥恐怖瞭然於心，但也依然感到讀來有如重錘擂胸。
道縣文革屠殺可與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波爾布特的大屠殺相比，但是該著作者並沒有將筆觸侷限於對血淋淋事件的展現上，而是如外科醫生般對此大屠殺作出了層次分明的解剖，讓各種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現於讀者面前。我驚異作者掌握材料之全面，對整個事件把握之準確，來龍去脈梳理之清晰。讀完《血》，我心中原來的那些失落和遺憾不知不覺地退去，由譚合成完成《血》，揭露道縣大屠殺真像，應是上天的安排。
中國歷史素來有官史和野史之分。官史由於統治者的需要，多有歪曲和篡改，特別是近代史；而野史則由於信息來源的侷限,難免滲雜許多猜測、臆想和演繹。譚合成寫的這部《血》,既不是官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一部信史。由於人生際遇，譚先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他具有官方記錄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上天把這樣的重任賦予一個有勇氣和良知的中國知識份子是有深意的。
由於道縣文革大屠殺的典型性，關注它、記錄它、研究它的人不在少數，比如早在四十年前事件發生時，我就有了記錄的衝動。那是1967年秋季，正值文革高潮，當時我參加了一個以知青為主的造反組織，其總部就設在「眾神狂歡」的中心——湖南省委招待所，在那裡我接觸到了道縣革聯、教聯的上訪人員，從而及時瞭解到這場瘋狂大屠殺的梗概。當時的說法是殺了3萬人，血流成河，大量暴行匪夷所思、駭人聽聞。之後，1978年、 1990年我兩次赴道縣調查，2000年我和四弟再赴道縣，採訪了48天。
後一次採訪因當地朋友的鼎力相助，接觸到許多大屠殺的親歷者、遺屬以及逃亡者，例如周群、張引道、楊旺盛、王田芝、蔣正豪等，記錄了大量珍貴的口述史材料，並拍攝了部分殺人場地的照片。其後，在一次神秘事件中，四弟差點丟了性命，並留下嚴重的精神方面的後遺症。至今這些材料和照片都還保存在我這裡，在《血》著中，這些口述史料都一一得到了印證。譚先生希望我盡快將這些史料整理成文，公諸於世。我亦有此心，這也是我的責任，為國家民族計，為子孫後代計，每一個親歷和瞭解這場大屠殺的人都無權保持沉默。
作為一個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者，我對《血》的價值判斷是：它完整地保存了這起反人類罪事件的真相，揭示了暴君與暴民的相互暴虐演繹。在領袖的「運動」下，文革實際是一場群眾性大屠殺。「群眾運動」、「群眾專政」也正是「運動群眾」、「專政群眾」。該著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如何變成一個大集中營，而維持其秩序的是暴力、欺騙和洗腦。從這個意義上講，《血》是一座認識和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的礦藏。
譚的寫作非常嚴謹，真實性為其主要考量。他在《血》的「幾點說明」中說：「我的這篇歷史紀實是在大量‘一字不實，砍頭示眾’或‘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乃至每說過的一句話、每唱過的一首歌都來源於真實的記載……」譚合成告訴我，由於「秉真」的原則，他忍痛舍棄了大量只有孤證或者當事人堅決否認的史實。但因此，《血》也最大程度地保證歷史的真實性和原始性。
我的老父親在回憶那個時代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活下來真不容易！」這句話在《血》中也頻頻出現，地主子弟朱賢厚這樣哀嘆，被丟下天坑七天七夜而僥倖存活的周群這樣哀嘆，告狀油子李念德與右派份子徐老師劫後餘生，第一次再遇時，感嘆的就是「想不到都還活著。」這句話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生存狀態的總結性概括。現今，那種語境已離我們遠去，後代人對之已不甚了了，但有關這種語境的根源從來沒有被我們真正反思過，因而國家主義話語以全面娛樂化的方式被偽裝起來，繼續擴散著。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在什麼機遇下，它會以何種形式而再度借屍還魂！這也算是我的盛世危言吧。
我至今仍確確實實地感到暴戾之氣依然籠罩著中華大地，而其根深植於我們民族的傳統中，僅是在文革中，其被發揮到了極致。《血》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發人深省的追問，該書名定為《血的神話》亦是有深意的。噩夢紛紜的中國歷史，誤區太多。傳統中國，面對民主法制、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存在著巨大的思想語言壁壘，這是比制度壁壘更頑固更深厚。中國近代各類極權人物就是由此生長起來，而他們也無不是利用它們，維持著中國各種花樣翻新的極權方式。
在此，我想順便談一談《血》的價值和語言特色。歷史實錄一般以史料見長，文字難免枯燥，而《血》則不然，不僅史料豐富詳實，而且文字洗煉大氣，具有張力，頗似太史公之風。行文中，或然抒發心中真情實感，實在而飽滿。特別是該著文字充滿道縣方言特色，如果用道縣官話朗誦《血的神話》，你會深深感到一種蒼涼和辛酸的韻味。本人數次赴道縣採訪，對此感受猶深。
二十世紀的世界著述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是「見證」，見證法西斯、極權暴政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對此，中國人有必要好好補課。中國的歷史，至今沒有一片清晰明朗的天空，尤其是近代現代史，更是雲遮霧罩。李宗吾說：「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臉皮、黑心腸而已。」 可以說，此話直刺中國歷史記錄的實質。當下，一場口述史的創作潮流已在中華大陸悄然發生，這一自發潮流與中國的官控歷史密切相關，但是在真實地記錄歷史，仍被視為「反動」，並有遭受迫害的風險，在中國以董狐之筆還歷史真相還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血》做了一次真實見證歷史的艱難嘗試，也給以後的歷史記述提供了一個標桿。
梁啟超曾說：「日本人嘗言曰：‘支那一部歷史，實濃血充塞之歷史也。’吾恥其言，雖然，吾不得不忍其言。」中國社會始終有一條元規則：濃血規則，那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所以中國歷史始終有「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表述。正是這條元規則，決定了中國人的「權本位倫理秩序」，暴力成了最核心的權力，只要「權本位倫理」不轉變為「人本位倫理」，其它都經不起追問。「槍桿子，筆桿子」實際上就是堅持暴力與謊言。
正因為中國有這種深厚的暴力傳統，所以外來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思想進入中國社會後，很快便蔚為壯觀，洶湧澎湃。這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實質。這種「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為」，收穫的幾乎必然是極權專制。大救星上離大災星只差一步，而且必然演成大災星。這是歷史的辯證法。為什麼那些打著反獨裁、要民主旗號奪得政權的人，會建設起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極權制度？為什麼大躍進會變成大飢饉？為什麼「一窮二白」會產生「一大二公」？為什麼大飢饉之後，緊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這是中華民族必須認真反思和直面回答的問題。任何歪曲和隱瞞歷史真像的企圖，都是別有用心。
1978年我第一次到道縣，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瀟水邊一排排的竹叢，清榮俊茂、密不透風，青磚黑瓦的江南民居就掩映竹幕後面。清澈澄碧的江水，橫著孤舟的野渡，農夫浣女、牛羊雞吠的田間小路，一切是如此恬靜美麗。聯想從這裡走出來的大思想家周敦頤，大書法家何紹基，我怎麼也不明白，神姿仙態如情似夢的山山水水，怎麼會產生如此匪夷所思的血腥暴行？尤其是陰雨天，雨霧籠罩的層層竹幕後面是死氣沉沉的村莊，神秘的死寂壓得人透不過氣來，莫名的恐懼感會將你捕攫。這種巨大的反差到底藏有怎樣神秘的玄機？國外的許多學者將蘇聯的極權統治稱為鐵幕，卻將中國的極權社會稱為竹幕，其中的差別到底在哪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