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日前刊文稱，2011年我國財政用於民生的支出佔公共財政支出的2/3。該報稱，9月13日，財政部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累計74286.2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0.9%。9月19日，該報「求證」欄目刊登報導《「中國大陸稅負世界第二」說法不實》，文中有專家提出，稅負是否「痛苦」不應只糾纏於稅負高低，更應關注財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報導引發了社會各界對財政支出問題的關注和討論。文章並稱，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89874.16億元，其中用於民生方面的支出佔2/3。其中包括：住房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農林水事務、文化體育、交通運輸、城鄉社區事務、環境保護等支出費用。
網易財經發表專稿對此評論，「2/3民生財政支出」的說法是將正常民生支出與水利、交通、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相加而得出來的。其中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只佔10.5%，若將「三農支出」也列入其中，則共佔20.3%，連1/3都不到。將交通、環保和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也算作民生投入，是忽悠人民。
基礎設施建設是長期工程，見效緩慢，它是政府職能的一部分，但對人民群眾生活現狀的直接影響不大。文章以數據列舉了地方稅收的返還和轉移支付未用到民生領域；公務員數量龐大，單位GDP所需公職人員數量多；據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的測算，政府行政支出已經佔到了所有財政支出的52%，而在發達國家，政府行政支出一般不超過10%。例如美國的行政辦公費用支出佔財政收入的比例為9.9%，日本為2.38%。而美國財政支出中純民生開支達到60%。新加坡財政盈餘後選擇給國民派紅包，還富於民。
財經評論員馬光遠在微博上評論指，人民日報對民生的歸類就如同「民生是個筐，什麼都能裝。」若按照其口徑，民生支出不是2/3，而是100%。他表示，很多官員動不動將與真正民生八竿子打不著的都算到民生的頭上，什麼交通建設，市政設施，環境治理，水利欠賬等等的，甚至連政府辦公樓都算在民生的賬上，民生概念之混亂，可謂極致。
2009年，世界權威財經雜誌《福布斯》曾經發表過一個世界有關國家「稅負痛苦指數」的排名。在該表中，中國大陸的稅負痛苦指數為195，在65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二。根據這個排名，中國大陸是一個人民對向政府交稅感到最為痛苦的國家之一。雖然這個排名已經發表多時，但是由於網上不斷重新張貼這則消息，搞得「和諧社會」的中國大陸官方政府十分不痛快。終於，在時隔一年多之後，官方通過財政部官員、財政問題專家等在《人民日報》上的發表談話和文章，對這個損壞其聲名的「稅負痛苦指數」進行了反擊，聲稱《福布斯》雜誌的稅負痛苦指數的編製是不科學的，它沒有反應不同國家的稅務制度和各項稅務徵收的真實情況，高估了中國大陸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對大陸政府的財政支出的評價也非常片面，因此這個排名是完全不可靠的，沒有真實地反應中國大陸人民對稅負的態度。
客觀地講，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是興高采烈地向政府納稅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納稅時的感覺多多少少是會有些痛苦。但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都能夠理解，納稅是公民不可或缺的義務，因為人們需要政府提供警察、軍隊、法官等等公共服務，沒有這些服務，社會將處於一種無序的狀態，人類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活動將無法正常進行。問題是，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有不盡相同的稅種和稅率，也有不同的向公民徵稅的手段和方式，以及不同的政府開支的重點。這些種種的不同，使得不同國家的人民對自己的稅收政策有一個國際比較，從而使得自己納稅時的痛苦感覺變得輕一些或者重一些。
大陸政府的官員們和御用的經濟學家們花了大量時間去考證《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的統計方法是如何的不合理；收集的數據是如何地錯誤；分析的方法是如何的不科學，這些指責實在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因為國家的民眾對稅收制度的評價，總體來講是可以測量的，也是可以比較的。公民們對稅收制度的的評價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稅收政策的制訂和稅收的支出上究竟有多大的決定權，在政府開支方面究竟有多大的知情權。稅收應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保證這一點，必須要財政制度公開透明。而在中國大陸，官員們的醫療保健、宴請旅遊、豪華轎車等等都是保密的。公民們沒有渠道能夠得到這些財政開支的細節，公民也沒有政治權利對稅收政策的制訂施加影響。對稅率制訂的無權和稅收使用的不知情無疑加大了中國大陸公民的痛苦感。大陸政府與其花那麼多的精力去為自己的稅收政策和制度辯護，不如在增加公民制訂稅收政策和監督政府使用稅收方面的權利上多花些功夫。
實事求是地說，如今中國大陸人的各種稅賦不僅是中國大陸歷史上最多的，恐怕也在世界歷史上數一數二。《福布斯》雙週刊發布的報告稱，在全球調查的52個國家中，中國大陸的稅賦僅次於法國，位居世界第二。考慮到法國的透明和中國大陸的不透明，實際上應該是中國大陸第一，因為中國大陸有很多難以調查、甚至無法調查的稅種。如果把各種巧立名目的收費、即變相收稅算進去，恐怕要把法國遠遠得甩到後頭去。
如果追問稅收的用途，那就更加讓人感慨萬分了。法國、瑞典、丹麥、紐西蘭這些稅收較高的國家，都是高福利。瑞典從小學到大學，全都免費；至於說醫療免費，在所有高稅收的國家都是這樣，即使是印度這樣的窮國家，也是全民免費醫療，而印度的稅收比中國大陸低得多。與法國、瑞典、丹麥、紐西蘭這些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完全相反，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高稅收、低福利的國家，這大概就是中國大陸模式的核心：取之於民、用之於官。中國大陸人中間流行很多順口溜，幾十年共產黨剛奪取政權的時候，民間就流傳「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的順口溜；共產黨建政立62年來，「會」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原來不多的「稅」，現在也多如牛毛、不可勝數。中國大陸的官員特別不原意承認「新中國」是低福利國家，因為他們自己的福利都很高，至於說老百姓低福利，那無關緊要，因為老百姓只是屁。
國家稅務總局計畫統計司在稅總官方網站上發文，表示我國的宏觀稅務水平儘管近年來有快速提升的趨勢，但仍在全球處於較低水平。文章稱，1990—2005年間，工業化國家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在最低值為21.8％、最高值為23.78％的區間內波動，比我國同期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水平高出7—13個百分點。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平均宏觀稅負在1990—2005年間保持在最低值為31.4％和最高值為33.39％的區間波動，也大大高於我國2005年為19.39％的數據。老實說這個數據也是忽悠。別的工業化國家且不論，對美國的稅負，手頭正好有從網路取得的數據：2005年美國政府含社保繳費的稅收共33935億美元，佔GDP比重為27.3％(即使加上國有資產經營收入等也不過28.8％)，比國家稅務總局說的「最低31.4％」要低4個百分點強。拋去其中8748億的社會保險繳費收入，為25187億美元，佔當年美國GDP的20.2％，這也低於總局說的「最低21.8％」有1.6個百分點。
上國家稅務總局網站仔細查看原文，這才弄明白，原來國家稅務總局指的是「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數據」。而這種平均法，更是忽悠。工業化國家的情況差別相當之大，其中有一多半奉行所謂「福利國家」政策，即高稅負，宏觀稅負最高有超過50％的，同時也實行高福利政策。在這些國家，政府幾乎包辦了公民從搖籃到墓地的生活。把這些國家拿來那些低稅負、低福利的國家取平均值，再和中國大陸——也同樣是個低福利國家——做比較，這顯然有點拿橘子比蘋果的意思。
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大陸和發展中國大陸家的比較研究，更把人嚇了一跳，其中赫然包括了像匈牙利、挪威、冰島這樣的國家。如果按人均GDP衡量，2005年挪威為43350美元，冰島為30810美元，分別居世界第二、第七位！它們是典型的高福利、高稅收發達國家，什麼時候淪落到發展中國大陸家的行列裡面去了？像匈牙利、捷克等等，都是人均GDP在6000美元以上的准發達國家。恰恰是這些國家稅負較高，拉高了所謂「發展中國大陸家平均稅負」。如果剔除這些，只比較總局樣本中和中國大陸人均GDP相對較為接近的秘魯、泰國、保加利亞、伊朗等，立刻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的稅負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居於世界最前列。
稅務總局的研究不但在收集統計國外數據時，存在上述明顯的硬傷，對自己的數據統計也有疏漏。據總局網站介紹，此次比較是不包括「非稅收入」，然而中國大陸和許多國家不同的一個特殊「國情」，正就是政府有大量非稅收入。比如說，國有資產經營收入在美國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計。但中國大陸就不一樣，2005年度僅169家中央企業就盈利6276.5億元，相當於當年中央政府收入(17250億元)的36.4％。即使為避免重複計算稅入，只算其淨利潤，也有3361億元，相當於中央政府收入的19.5％。又比如，美國的稅收包括地產稅(財產稅)，但是在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通過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讓金，實際上相當於預征了70年的地產稅。有報導曾引用國土資源部財務司官員之語，稱在2005年全國土地出讓總收入5800多億元，相當於當年中央政府收入的33.6％。假若總局對中國大陸稅負的計算，沒有考慮上述以及其它政府收入，則對中國大陸人所承擔的稅負，顯然是大大低估了。
之所以近兩年人們對中國大陸的稅負多有抱怨，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覺得中國大陸稅負較重。拿個人和美國比較，假若是在中國大陸繳稅，會比在美國繳的稅高出不少。拿企業和美國比較，中國大陸是增值稅制而美國是銷售稅制，中國大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也較高。國家稅務總局的研究結果，卻一直在說中國大陸的稅負較低，這和人們的直觀感受相悖。加上國家稅務總局自身部門利益所在，它下屬的研究部門立場也很難說是中立的，提出這樣的結論更屬於忽悠。
早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就撰文說，稅收，加上8000多億元的預算外收費，以及徵收的社保基金，已相當於GDP的33%，這一實際負擔遠遠超出了發展中國大陸家的正常水平。當時，很多媒體刊登了一條消息：在中國大陸的納稅企業中，房地產行業的納稅大戶很少，與這個行業的利潤狀況不匹配。據他瞭解，房地產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向政府繳納的費用特別多：首先是他們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很高；再一個就是房地產配套設施的費用，如交通、綠化、管道等，本來是應該由政府承擔的，他們也承擔了很多。當時周教授就想到，中國大陸在衡量企業稅負時，不能光看稅的負擔，還要看費的負擔。
他說，現代經濟學證明，在一定的區間內，也就是稅收達到一定水平後，稅負越重，對經濟發展的負作用越大。所以，中國大陸要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的稅負有多重、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如何、怎樣才能減下來。現在有一些人，包括財政部門的人也說，中國大陸的稅負並不重。他們所依據的是預算內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但實際上中國大陸企業的稅費負擔遠不止預算內的財政收入。但除了稅收，中國大陸有8000多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加上徵收的社保基金，幾項加起來相當於GDP的33%，這一實際負擔遠遠超出了發展中國大陸家的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在比較稅負的時候應該把公共福利的開支和行政開支區分開來。例如，在美國2004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中，行政支出部分佔14%。而在我國2003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中，加上預算外支出進行調整以後，行政公務的實際開支比例是37.8%。
周天勇當時說，曾經有國內學者指出，2003年中國大陸內地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官民比例為1:198。而美國的政府公務員人數為310萬，官民比例為1:94。因此他們認為，同美國相比，中國大陸的官民比例還比較低。實際上，這是一種口徑不同的錯誤比較。美國的公務員不僅包括聯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職人員，還包括公共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及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甚至為政府工作的醫生、工程師、清潔員等都包括在內，工種達數百種之多。如果按照美國的公務員範圍界定，中國大陸的公務員人數遠不止653萬人。根據他的估算，中國大陸財政供養的人員，包括黨政機關的公務員，行業協會、學校、醫院和科研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國有企業中有公務員性質的官員，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機構的執法人員，縣、鄉、村基層中靠收費和罰款供養的非編製管理人員，享受機關離退休幹部的人員等，總共近7000萬人。按照這樣的計算，中國大陸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當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議論的1:26，而是高達1:18。
總的來說，他認為中國大陸的稅負非常重，結構上也有問題。拿企業所得稅來說，一般認為，正常的稅率應該在27%左右，但目前國內企業的所得稅率是33%。這實際上是考慮到國有企業不向國家上交利潤，所以把5%作為利潤加到裡邊。但作為民營企業，必須對投資者上交利潤，所以對他們來說，33%的所得稅率就太高了。特別對於個體企業，既要收企業所得稅，又要收個人所得稅，實際上是雙重徵稅。另一方面，企業的稅外收費層出不窮，而且徵收極不規範。這在中小企業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比如你想辦個茶館，工商、質檢、城管等部門馬上過來收錢,不交錢根本辦不下去。如果收不到錢，就有人查你的賬。在國外，稅務部門查賬的話，查完的內容就不再重新翻賬。而中國大陸的做法是，今天查一遍，明天再查一遍，一直查到你交罰款為止。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預算外養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預算內的機構也沒有給足經費，而是「給政策」，讓他們去收費。這部分人員的實際情況是自收自支，但財政系統又實行收支兩條線，費先收上來交給財政，財政再返給他們，這等於把不合理的東西合法化了。更惡劣的是，還實行超收獎勵。本來就不合理的收費，今年收了100塊錢，明年讓他收150塊錢，多出的50塊五五分成，作為獎勵。這樣一來，企業和老百姓面對的收費負擔可想而知。周天勇當時說，粗略估計，在中國大陸政府8000億元的收費中，工商系統有500個億，質檢收費達200多億，其它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費加起來，總共有3000多億。如果政府能夠把這些收費取消，按2萬元容納一個勞動力就業，馬上就可以增加1500萬人就業。據此，我個人估算，中國大陸企業的平均稅負在31%-32%，很沈重。
由於「收支兩條線」把不合理的收費合法化了，中國大陸的政府機構人員越來越多，每年都說精簡，每年都精簡不掉。很多機構收上錢就養自己，人養多了，錢不夠，又去收，由此構成惡性循環。最後的結果，大家都想當官，都想吃皇糧，沒有人想去創業。所以整個社會的就業機會增長緩慢，居民不敢消費，經濟增長老要靠投資來支撐。
周天勇當時說，目前，中國大陸對政府機構設立和人員編製沒有法律約束，因此應該制定一部《國家政權和事業人民供養法》，明確納稅人供養的範圍，嚴格經費撥款、增加人員的程序，嚴格控制機構和人數膨脹。還必須清理政府各部門稅外的收費項目，不合理的堅決取消，合理的要通過聽證和人大審批，並轉為稅收，杜絕一些執法部門通過執法收費和罰款來供養自己。他特別建議，在「十一五」期間應該制定一個清理政府不合理收費的規劃。因為政府各部門收費後面存在著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被供養的吃「准皇糧」的人。8000億元的收費實際已經進入了供養機構和人員的支出盤子，想通過一個文件和一場運動，徹底清理收費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搞不好，就成了做做樣子，走走過場，最後不了了之。所以，中國大陸需要有一個系統的、各部門配套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先解決工商、質檢、城管等系統的收費，進行財政、工商等系統機構配套改革，將其收費抑制住；第二步，進行燃油費改稅，清理交通亂收費；第三步，治理整頓教育和衛生亂收費，把政府管理和市場改革結合起來，建立一個人民滿意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第四步，徹底清理涉農亂收費。
但如今都進入「十二五」了，官方除了會忽悠人民外，看不到什麼進步。看來，中共中央黨校的作用也很有限，其教授都是這樣的窘境：既教育不了這個體制，也教育不了這個體制下的官員，甚至連教育官媒與時俱進地「忽悠」策略都闕如。
從根本上說，徵稅是一個國家利用公權，收取公民財產的一種行為。在現代社會，收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這種行為首先要徵得公民的同意。而且政府花錢要透明，要受民意制約。在西方，民意是通過議會來反映的；但在中國大陸，制度決定了民意就是個屁。
不過，如今中國大陸人已經不好怎麼「忽悠」了，民智已開。網路上一則「奇蹟怎樣創造」的微博，就充分說明瞭「忽悠」末路：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化率低於50%的國家實現高鐵總里程全球第一，中國大陸做到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均GDP排名100位但奢侈品消費額全球第二，中國大陸做到了；世界上沒有一個股市以下跌方式躍升全球股票市值第二大國家，中國大陸做到了！奇蹟如何產生？一靠儲戶，二靠農戶，三靠散戶：推導過程從略。
而且，參與解體這種「忽悠」體制的，甚至還有體制內不少良知官員，比如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就說：我國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的費用，一年19000億元。美國大選一次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美元算，19000億元人民幣折合成美元，大約可選97.44次。美國大選4年一次，就是說，中國大陸一年「三公」經費可供美國390年大選。……
《人民日報》忽悠人民，結果會致民心盡失。蘇聯就是如此「忽悠」人民的。
《人民日報》，還是多想想前蘇聯是怎麼垮塌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