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試圖隱瞞自己的見解：中國社會，在將近十年的官僚政治與經濟管制之後，已經沒有像樣的企業家了。下面的報導，讓我想到要發表這一遲早要發表的見解。
2001年我初到杭州講課，那時，有機會去訪問義烏的企業家，印象深刻，不過仍寫了三篇隨筆，試圖提醒義烏人未來的危機。畢竟，義烏是在危機裡了。但令人擔憂的不是危機本身，而是企業家精神的消失，在中國社會的官僚化過程中幾乎完全消失了。移民只不過是這「消失」的形式之一，遠比移民這一消失形式更令人擔憂的，甚至不是有悠久歷史的「官商勾結」，而是突然出現在溫州這篇報導裡的民營企業(或它們的代言人)對官僚政治的依賴性或可稱為「父母官預期」。
讀者在這篇報導的結尾部分，可察覺我說的這種依賴性。並且，溫州政府已經充當「父母官」，開始落實他們的「救市工程」了。這樣的情緒，在我訪問義烏的那一階段，是沒有的。那時，大約2003年以前，義烏的企業家嫁女兒都不願嫁給公務員(他們告訴我那是一個「沒出息的職業」)。可見，伴隨著「宏觀調控」迅速擴張的官僚政治已經多麼嚴重地侵蝕了浙江市場經濟原本健康的肌體!
最近，朋友之間流傳的是關於官員們相互見面問候的新短句：「你的錢，幾個點?」我詢問了幾位朋友，不假，官員放貸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發國難財，不過如此!昨晚，我在杭州「支付寶」總部的「楓林晚」書店首講報告五個命題的第二命題是：隨著工商社會結構的複雜化，危機或崩潰，越來越符合阿瑪蒂亞-森在諾貝爾演講時報告的他關於飢荒研究的感受：現代社會的危機，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在回答問題時，我告訴提問者：「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不妨改稱為「中國式的資本主義」，更科學一些，而且更可以提醒我們即將到來的危機是「中國資本主義危機」，它的雙重性在於，與一切中國當代現象類似，首先，它有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本性，其次，它還是中國本土的百年轉型期社會危機的一部分。值此危機時刻，怎可消失了我們的企業家精神?溫州或浙江或全國的民營企業紛紛轉向官僚政府請求財務或其它類型的救助，這就意味著「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國社會的重演。況且，即將到來的危機，恰與政府的「掠奪之手」密切相關，也遠非政府目前的財力能夠救助。官僚政治是市場經濟的死敵。
當你向你的死敵請求救助時，你的意思是，想必你知道你的死敵也知道，你將不再是你。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