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通過印度傳話：不停戰就要施行核打擊
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於1950年6月25日發動的朝鮮戰爭，在1953年7月27日由交戰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朝鮮戰爭從發動到結束，每一步都包含了重要的「內幕」。近年來因為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歷史學家發現，戀戰好戰的毛澤東之所以爽然同意簽字，是因為3月5日斯大林逝世，新上任的蘇聯領導人反對繼續打下去，並通知中國，使中國不得不同意停戰。
今年，我在化療中精神倦怠，文筆不思，隨意閱讀早先購買的《布萊德雷將軍回憶錄》。布萊特雷(1893—1981)是美國陸軍五星上將。二戰期間，布萊特雷征戰北非和歐洲，擔任過美軍與盟軍的高級指揮官，聲名顯赫的巴頓將軍就是他的下屬。戰後時期他出任美軍陸軍參謀長與第一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美軍事方面的最高指揮官。他披露，還有另一個不容等閑視之的原因，促使毛澤東不得不同意停戰。這就是美國方面在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之後，極力主張停戰，並且通過印度向中國傳話：「如果中國不願妥協，拒絕結束這一令人難以容忍的狀態，美國將‘不受任何世界性君子間協定的約束’，將‘不限制我們所使用的武器，也不承諾將敵對狀態限於朝鮮半島’。眾所周知，杜勒斯將這一觀點通過尼赫魯傳達給了中國政府。」這就是明白無誤地向中國宣布，如果中國不同意停戰，美國就要使用核武器，把戰爭擴大到中國。
我全文抄錄《布萊德雷將軍回憶錄》的有關記敘於下：
1953年1月21日，艾森豪威爾宣誓就職。……1953年春，應艾森豪威爾的指示和建議，參謀長聯席會議就結束朝鮮戰爭的可能途徑進行了數項研究。這些研究建立在克拉克OpIan8—52方案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種更具進攻性的立場。3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前所未有地建議，「應該考慮對影響我們在朝鮮行動的軍事目標及時使用核武器」，而且「作為補充，就對中國和滿洲里發動直接進攻制定計畫」。
同一個月，斯大林逝世。馬林科夫接替了他的職務。此後不久，我們得到信號，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蘇聯的新領導人「儘管和斯大林時期的聯繫非常緊密，但沒有完全盲從一個逝者所制定的路線」。馬林科夫會向周恩來施加影響，以結束朝鮮戰爭嗎？
同時，艾森豪威爾自己獨立做出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所提出的決定：如果必要的話，將在朝鮮戰場上使用核武器。他的理由是，如果美國沒有在「必要的時刻」使用原子彈的「意願」，美國將不可能繼續承擔起其對全世界的軍事義務。因此，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決定讓共產主義者知道，如果中國不願妥協，拒絕結束這一令人難以容忍的狀態，美國將「不受任何世界性君子間協定的約束」，將「不限制我們所使用的武器，也不承諾將敵對狀態限於朝鮮半島」。眾所周知，杜勒斯將這一觀點通過尼赫魯傳達給了中國政府。但艾森豪威爾寫道，我們還「謹慎地向臺灣以及板門店的談判代表傳達了這一觀點」。
3月下旬，我們得到了兩個不同尋常的信號，表明共產主義者即將回到談判桌上。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和中國總理周恩來都同意首先交換生病和受傷的戰俘。這是長期談判取得的一個突破。周恩來走的更遠。他說，解決整個戰俘問題的時機成熟了，解決了這個問題可以表明雙方停止了在朝鮮的敵對，並且可以討論簽訂停戰協定。
我們不知道周恩來的這番話是不是具有誠意。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繼續制定強有力的軍事行動計畫。我們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如果談判再次失敗，我們就對共產主義者發起全面的進攻。這一進攻包括‘在中國和滿洲里廣泛使用戰略和戰術核武器’，以配合第8集
團軍發動地面進攻，在朝鮮半島的「腰部」奪取陣地。國家安全委員會投票採納了我們的建議。如果形勢的發展「需要我們在朝鮮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我們的建議將作為「總的指導原則」。
4月26日，中止了6個月的板門店談判繼續進行。李承晚竭盡全力破壞這次談判，以至於我們計畫在有必要的時候發起一次軍事政變推翻他。幸運的是，李承晚最後還是聽話了。7月27日，停戰協定正式簽署。……
在中國解密這一部分檔案之前，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麼他們最終決定同意在朝鮮停戰。也許是因為馬林科夫的建議，也許是因為中國屈從於我們即將使用核武器的外交威脅，或者，中共也和我們一樣厭倦了戰爭和無謂的流血。不管原因是什麼，看到朝鮮戰爭在我仍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結束，我感到極大的滿意。我更加滿意的是，這麼多年以來，韓國一直是個自由國家。(《布萊德雷將軍回憶錄》郭瑩譯，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657—659頁)
二，為遣返戰俘，周恩來八次接見印度駐中國大使賴嘉文
在朝鮮戰爭中，印度是中立國。印度是否接受美國的委託，起到了傳達信息、調停韓戰的作用呢？這些事情，當時中國的報紙有所報導，我們自然不知其內幕。查《周恩來年譜》，從斯大林逝世到簽訂停戰協定，周恩來為朝鮮停戰談判接見了印度駐中國大使8次。這是有案可查的記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也有毛澤東的隻言片語指示。他當然是周恩來的幕後決策人。既然「調停」活動已經啟動，中國也接受了調停，實際內容一定會很豐富。
第一次，4月12日「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談戰俘遣返問題。」
第二次，5月6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接見印度駐華使館參贊高伯登，把我方將在七日提出的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的第二方案交他轉達印度政府，並指出：我方提出新方案後，仍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如果美方對我方新方案的態度惡劣，我方仍然回到老方案上。印度最近一星期對我方老方案採取暫不表示態度的方針是好的，希望今後也不要在兩個方案中宣布只欣賞第二方案。亞洲國家應該團結互助。」
第三次，5月15日，接見賴嘉文和高伯登。賴嘉文轉達了印度總理尼赫魯對先前中國提出的兩個方案的意見。周恩來闡述了中國的觀點。
第四次，6月5日零時接見賴嘉文，會談內容略。
第五次，6月7日零時接見賴嘉文，告知：「昨天(朝鮮談判)會上，對方已基本同意我方的修正案。看來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增加，落空的可能性減少。」
第六次，6月19日，接見賴嘉文，會談內容略。
第七次，7月8日深夜，接見賴嘉文，會談內容略。
第八次，7月26日，「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指出：板門店談判中的一切協議均已準備好，軍事分界線已重新劃定，雙方對不直接遣返的戰俘一事，已達成臨時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亦將於明簽字。隨即將補充協議中英文本交大使，請其轉交印度政府。」(《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如果是中國請求印度擔任信使，出於禮貌，這時應該表示謝意。不表謝意，說明非也。
7月27日交戰雙方正式簽訂了停戰協定，雙方死傷軍民數百萬人、歷時三年七個月的朝鮮戰爭終於結束。
《周恩來年譜》當然迴避了、隱瞞了美國主動委託印度充當信使的背景和內容，所以讀了《周恩來年譜》，人們會對中印之間的溝通不知其所以然，以之印證布萊特雷的回憶錄，就明白原委了。
三，叫停韓戰，美蘇不謀而合
《布萊德雷將軍回憶錄》是1983年出版的，所以那時他沒有可能讀到解密的蘇聯檔案，不可能知道蘇聯和中國的內幕，只能知道「同一個月，斯大林逝世。馬林科夫接替了他的職務。此後不久，我們得到信號，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蘇聯的新領導人‘儘管和斯大林時期的聯繫非常緊密，但沒有完全盲從一個逝者所制定的路線’。馬林科夫會向周恩來施加影響，以結束朝鮮戰爭嗎？……3月下旬，我們得到了兩個不同尋常的信號，表明共產主義者即將回到談判桌上。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和中國總理周恩來都同意首先交換生病和受傷的戰俘。這是長期談判取得的一個突破。周恩來走的更遠。他說，解決整個戰俘問題的時機成熟了，解決了這個問題可以表明雙方停止了在朝鮮的敵對，並且可以討論簽訂停戰協定。」
現在，除了中國可能還有若干朝鮮戰爭的文件沒有解密，蘇美印三國的文件大概大多解密了，也不難收集，歷史學家有可能把當時四國的內部指示與外交活動，排比起來，還原歷史真相，應當是一件饒有趣味的工作，筆者因為身體不佳，無力從事此事了。比如，到底是蘇聯先通知中國要求停戰，還是美國先告知中國不停戰就要實行核打擊。不過我們可以判斷，朝鮮停戰簽字的根本原因是美蘇兩國幾乎在同時都明確表示了強硬的態度，時間差不大。布萊德雷說：「在中國解密這一部分檔案之前，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麼他們最終決定同意在朝鮮停戰。也許是因為馬林科夫的建議，也許是因為中國屈從於我們即將使用核武器的外交威脅，或者，中共也和我們一樣厭倦了戰爭和無謂的流血。」現在，我們根據已經解密的檔案可以判斷，是上述第一第二兩個原因，即美蘇不謀而合，使毛澤東不得不同意停戰，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厭倦了戰爭和無謂的流血」。只是他的解放全朝鮮的戰略計畫胎死腹中。
我想，僅僅只有蘇聯叫停，大概毛澤東也不敢一意孤行地打下去，但有了美國叫停，毛澤東就沒有任何戀戰的餘地了。此時，毛澤東唯一的選擇就是同意「簽字」。朝鮮戰爭以毛澤東下定決心的「抗美援朝」而擴大化，最後又以毛澤東的同意簽字而停戰。假若沒有「抗美援朝」，今天的朝鮮人民就真解放了。
最使毛澤東不滿意的是志願軍戰俘要按照美國的方案「自願遣返」，有1萬4千名戰俘「拒絕遣返」，選擇了去「自由世界」臺灣。這些戰俘絕大多數是內戰時期被俘或「起義」的國軍士兵，他們雖然被稱為「解放」戰士，但和軍官的政治地位不同，軍官大多被「處理」了，而他們卻得到信用，還可以提拔為幹部，我在軍隊就見到過並共事過這樣的幹部。在歷史上，他們許多人是被拉壯丁當的兵，共產黨正是利用這些經歷來對他們「洗腦」，啟發他們的「政治覺悟」，調轉槍口打「敵人」。他們讀紅書，唱紅歌，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已經三、五、八年，沒有想到他們還心戀舊主，一旦機會來到，選擇了回到「蔣匪幫」巢穴的決定。這對毛澤東是極大是打擊。但是令這些「反共義士」感到安慰的不是臺灣的隆重歡迎和安排，而是那些「忠於革命忠於黨」的7110名回到「母親懷抱」的戰俘，不為黨文化所容，回來了也是「失節」，後來都受到嚴厲的整肅，大多開除軍籍、黨籍，發配農村苟活。而一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釋放回國後，還能步步提拔，當上空軍部長。這是兩種文化兩種文明的本質區別。更有戲劇化的情節是，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那些去了臺灣的戰俘，雖然年屆花甲，但紛紛回到大陸老家探親掃墓。他們西服革履，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受到當地統戰部門的熱情接待，奉為上賓，使那些堅守「革命氣節」反而受到整肅的回國「戰友」感慨萬千，後悔莫及。
但朝鮮戰爭終於停戰了。這是一場斯大林、金日成合謀發動的不叫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國際大戰，終於停戰了。在我的記憶中，那些年，中國報紙賜給杜勒斯的頭銜叫「戰爭販子」，這頂帽子絕對要「摘」。給誰「戴」合適呢？
四，毛澤東曾認為參加韓戰錯了
不久前讀姚監復著《杜潤生：建國以來最大錯誤是抗美援朝》，該文轉引了毛澤東1957年的談話。「1957年7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談到朝鮮戰爭時，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畫，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不過這是對蘇聯人說的，斯大林死了，他可以發點牢騷，表達不滿。他對中國人是不會認錯的。他永遠是「英明領袖」。
姚監復還轉引了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的記載。王明回憶了1952年11月10日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在莫斯科邀請他談話，談及毛澤東後悔不掌握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戰略方針而出兵朝鮮事。劉少奇說：「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麼也不能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討論也未能做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後，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麼辦？’一句話，他怎麼也不能作出決定。只是在美軍佔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即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亞瑟集中轟炸瀋陽到滿洲里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亞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亞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戰，那我們為什麼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係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盡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96—197頁)這些經劉少奇轉述、再經王明記載的話，有多大可信度，可以考慮。談此話時，斯大林還在世。不過毛澤東因為「不知彼」而判斷錯誤而有點「苦惱」大概也可能。但看毛澤東關於朝鮮戰爭的一系列指示，他哪有「盡快結束」的意思。
研究中蘇關係的歷史學家都認為，毛澤東積極參加韓戰，主要動機是為了叫斯大林相信他不是鐵托，而是「國際主義者」。但韓戰沒有打完，斯大林死了。這可能是毛澤東最失望的。
五，不可饒恕的「譯者」錯誤
布萊特雷堅決反對把朝鮮戰爭擴大到中國。當麥克阿瑟積極主張打過鴨綠江時，受到白宮撤職處理。為此，參議員的一個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時，布萊特雷回憶說：「在我第一次作證的時候，我就表示擴大與紅色中國的戰爭將是一個錯誤。‘坦率的說，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如果採取這種戰略，就會使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後來，很多粗心的讀者把這句話當成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朝鮮戰爭的評價。」(第636頁)
但是善於斷章取義、偷梁換柱的中國官方學者，為了證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性合法性，也是故意歪曲布萊特雷講話，把他反對和紅色中國打仗的「假設之言——如果採取這種戰略」，變成「對朝鮮戰爭的評價」。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例如，刊於這本《布萊特雷將軍回憶錄》首頁的「譯者的話」，在文末說：「他(布萊特雷)深刻感慨：‘朝鮮戰爭是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既然「譯者」本人都要犯這種「粗心」的錯誤，那麼謬種相傳，貽害無窮，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作為一名「譯者」，不是誤讀的「粗心」錯誤，而是喪失了起碼的學術道德。翻譯的第一要義是「信」，可信，我們能相信她的譯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