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從網上讀到不少文章，討論新出的一部國產故事片《鋼的琴》。幾天前，我在網上找到了這部影片的完整視頻，看了一遍。
《鋼的琴》的主人翁叫陳桂林，是東北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工人。企業改制之後，他和同在一個廠的妻子雙雙下崗。因為會拉手風琴，他和幾個同樣下崗的夥計搭了個草臺班子，為婚喪嫁娶吹拉彈唱賺些辛苦錢，妻子不肯跟著受窮，和一個會賺錢賣假藥的人走了。兩人展開離婚大戰，沒什麼財產可分，爭奪的是女兒的撫養權。女兒正上小學，特別愛彈鋼琴，提出誰能給她一架鋼琴就跟誰。陳桂林無處借錢，偷琴又被人抓住，最後回到已經破敗的車間，和老夥計們一起，用廢棄的鋼鐵給女兒造了一架「鋼的琴」。
電影以輕快幽默的筆調，講述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雖然有些情節略嫌誇張，但是內容卻緊貼現實。影評界齊聲叫好；先後在東京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幾天前又獲得了中國電影華表獎的優秀故事片獎。只是這部影片叫好不叫座。有人解釋說，正因為老百姓在現實中飽嘗這種艱辛，誰還願意花錢到電影院買難受啊。這部影片被歸類為「溫情喜劇」，但實際上，觀眾看下來很難不感到壓抑和沈重。
早先，還有一部講下崗工人的影片《二十四城記》。這部影片是記錄片，講的是成都420廠的故事。我是成都人，我當年就讀的成都十九中離這個420廠不遠。我發現導演採訪的一個人是我一位同學的女兒。
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推行國企改革，在減員增效的名義下，通過買斷工齡的方式使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昔日的「領導階級」頓時墮入社會底層。由於中國缺少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很多下崗工人的生活陷入極端的困境。當時，有學者和官員提出應該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帳問題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2000年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畫，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但是這一計畫未能通過。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
這條理由看上去也不是毫無道理，因為國有資產屬於全國人民，而不是僅僅屬於國企職工，因此只給國企職工落實社會保障是說不過去的。然而我們又都知道，過去中國實行的是鐵飯碗下的低工資制，還不准職工自己創業，這等於是強制大家買下了終身高額保險；因此當工人被迫下崗後，政府理當償付這筆保險。至於說到國有資產流失，十幾年來，中國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只是他們沒有流到民眾的手裡，都流到了官員的荷包裡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我們承認要改革就免不了要付代價，問題是代價應該由誰來付？計畫經濟不是工人自己搞起來的，而是共產黨強力推行的，因此，要付代價，首先該由共產黨來付；要下崗，首先該讓共產黨下崗。
十年前，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寫了一本書《中國即將崩潰》，引起很大爭議。按說，章家敦在書中列舉的事實和統計數字都沒什麼錯，何以其預言落空？
問題在於，單單是經濟上的困難不可能使一個政權崩潰，除非它激起了強大的政治抗議。章家敦的錯誤在於，他過高地估計了中國社會爆發強大抗議活動的可能性，或者更準確地說，他過低地估計了中國政府鎮壓抗議活動的殘暴性。
按理說，在一個把工人階級奉為領導階級的國家，一下子有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換成別的共產國家，早就鬧得天翻地覆了。《狂熱份子》（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作者霍佛爾（Eric Hoffer）告訴我們，最富有反抗精神的是新窮人，因為他們的反差最大，失落感最強，最不服氣。更何況按照官方的意識形態，國企工人還是領導階級，人權首先是生存權；也就是說，他們的反抗在理論上是最正統的最正當的，因而也是當局最找不出理由鎮壓的。事實上，在中國也發生過少量的工人抗議活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的野蠻鎮壓；大部分工人之所以沒有參加到反抗隊伍中來，那是因為他們預先就估計到這種結局，故而畏縮不前逆來順受。
不消說，導致這一切的關鍵是六四。沒有六四，民眾不會這般恐懼這般怯懦，政府也不敢如此赤膊上陣如此野蠻。無論是故事片《鋼的琴》還是記錄片《二十四城記》都沒有涉及到這個政治背景，兩部影片中的工人都是只有哀怨沒有憤慨沒有反抗。我們可以原諒編導的這種迴避，但不能不指出影片的這一嚴重缺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