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小時的聊天中，買買提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飄忽的眼神。起初我還為這種小小的失禮暗自不快，後來明白了，他的飄忽眼神來自於內心的恐懼，綠地入口每進來一個人，他都有些緊張地抬眼去看，如果是管理員，他的緊張情緒會更明顯。
在陣雨初歇的北京，我和買買提坐在花壇旁邊的長椅上。他的聲調帶著掩飾不住的低落情緒，因為他心儀的一所法國大學，剛剛來信拒絕了他的申請。
即便如此，他仍然是眾多維族青年中的幸運兒，有機會在烏魯木齊和北京接受了系統的高等教育。雖然留學受阻，但相比他所描述的絕大部分渴望留在內地、卻不得不黯然回疆的維族畢業生，他依然有足夠的本錢在北京找工作，依然有機會留在這裡。
但是，在等待用人單位回覆的難熬日子裡，買買提也成了「北漂」大軍中的一員。
事實上，買買提不是他的真姓名，而真正的名字，他堅決不願讓記者透露。同樣，他也不願錄下自己的聲音。
在兩個小時的聊天中，買買提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飄忽的眼神。起初我還為這種小小的失禮暗自不快，後來明白了，他的飄忽眼神來自於內心的恐懼，綠地入口每進來一個人，他都有些緊張地抬眼去看，如果是管理員，他的緊張情緒會更明顯。
為了安撫他的緊張情緒，我故作輕鬆地說，現在因言獲罪的情況不那麼嚴重了，並舉了近期某著名教授言辭激烈的例子。但馬上被買買提嘲笑，他給我講了發生在喀什的真實事件：一位教師因為在自治區組織的會議上力主捍衛維吾爾語言和文化，被所在學校公開批評並停職，認為他給學校丟人了；隨後他在其他學校兼職代課時，因為聲稱雷鋒精神已經過時了，又被學校開除公職。
有了這種前車之鑒，恐懼是持久而瀰散的。買買提說，如果他以後搞文字工作，不管是教師、研究員還是記者，「等我快退休時有人從文章裡挑點毛病出來，我就完了。」
在買買提看來，面對同樣的話題，「你們」和「我們」的表達自由，是不一樣的。
之所以和買買提聊天，是因為我想知道他對七月間連續發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的看法。然而讓我震驚的是，他對此幾乎一無所知。當我把新鮮出爐的《財經》雜誌遞給他，讓他看封面專題「新疆考驗」時，他迅速瀏覽一遍，遞還給我，臉上帶著驚訝與漠然混合的表情。
在隨後的聊天中，他的一句話讓我砰然心動，或許明白了那種複雜表情的來歷——當我問到他為什麼要待在北京時，他說，在這裡「我可以平靜地過日子」。
當年血氣方剛的時候，買買提曾經通過口頭和書面提醒當地領導，新疆的社會矛盾可能激化，換來的卻是領導的疑慮與斥責：身為共產黨員，為什麼危言聳聽，不與中央政策保持一致？今天的買買提無奈地承認，自己其實非常關注新疆的現狀，但是關注歸關注，什麼都改變不了，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用他自己的話說——「連命都不要了」。
但是，在瞭解到七月間的暴力活動後，當我小心翼翼地擺出中國官方和世界維吾爾人大會（ 「世維會」）兩方面的說辭時，買買提毫不猶豫地說，這當然是恐怖活動。在他看來，世維會是「一群流氓」，在國內外都沒有真正的影響力。對於熱比婭，買買提的簡要評價是，她曾是王樂泉的朋友，也是王自己製造出的敵人。這種鮮明的立場讓我驚訝。
和大多數維吾爾人一樣，買買提對主政新疆近二十年的王樂泉頗有微詞，認為他的「鐵腕治疆」政策最終導致了私人裙帶關係氾濫，並且和近二十年來的市場浪潮合流，導致了維漢民族問題和貧富階級問題的交錯滋生。面對新任書記張春賢的「新政」，買買提報之以謹慎態度。他承認新書記的到來使得新疆地區的網際網路解禁，這無論如何是件好事。但是當我給他展示張春賢在夜市上與市民舉杯共飲的照片及其「依法治疆」的宣言時，買買提無動於衷、甚至有些揶揄地說，王樂泉剛來時也是這樣的。
買買提的擔心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即便「依法治疆」，法律矛頭所指的「民族分裂活動」和「非法宗教活動」，仍然有待於進一步的甄別和澄清。買買提回憶說，當年他的奶奶去世後，父親要求他戴一頂維族傳統小帽。父親的領導看到後阻止說，你作為領導幹部，怎麼能讓自己的兒子戴有宗教色彩的帽子？買買提無奈地反問：你怎麼才能說服一個領導，讓他明白這頂帽子只有民族特色，沒有宗教色彩？
買買提的這種疑慮也得到了《財經》雜誌文章的佐證。據稱南疆一位維族官員也在會上感慨：「對於宗教活動怎樣是非法，怎樣是合法，什麼又是正常的民族文化，說實話，我們這些民族幹部以前也是有些分不清的。」
憤懣的買買提在兩個小時的聊天裡抱怨了很多事，但除了領導幹部的民族成分問題，多數並沒有什麼特別，是這個國家大部分土地上隨處都會遇到的腐敗、墮落與不公。他也承認，現在新疆「核心的矛盾是窮人太多」，七五事件的核心也是內部矛盾，而不是熱比婭的煽動。
直到聊天結束後我們在一家新疆餐廳去吃大盤雞，買買提的緊張和恐懼才逐漸消除。然而，當身材曼妙、衣著暴露的維族女孩在台上翩翩起舞時，買買提不無遺憾地悄悄對我說，其實這不是真正的新疆舞，它太現代、也太西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