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運動」中的敢死隊長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長沙曾發生歷史上著名的「馬日事變」。當時，因為共產黨在湖南等地發動的「工農革命運動」（毛澤東自認是「痞子運動」）搞得十分過火，以至鄉下的絕大部分有產者和長沙城的民族工商業者都成了「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的革命對象。同時，再加上國共兩黨之間種種的政治原因，終於導致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這起事件。
（按：1926年7月北伐軍攻克湖南長沙之後，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湖南實行土地改革，鬥爭地主；「隨即展開階級鬥爭和屠殺政策，如長沙工商界鉅子金裕華、軍界聞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與章太炎齊名的葉德輝，都被共黨開會公審，加以莫須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槍決。1927年4月上半長沙的幾個大劣紳，李右文、葉德輝、俞誥慶等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後，消息更是刺激了何鍵」當中不少為北伐中的國民革命軍軍官家庭，被各地農運，赤衛隊屠殺的北伐軍官兵家屬不計其數，湖南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於是引起軍內極為不滿，北伐軍官兵民憤極大。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當時長沙屬於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尚未分共。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得到情報，共產黨計畫在五月二十五日開始實行大燒殺，許當機立斷，於5月21日當晚發動「鏟共行動」，指揮王東原、周榮光、李仲任、陶柳等人包圍封鎖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釋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紳」，並宣布擁護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是為「馬日事變」。5月23日，許克祥等人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辦事處」，28日又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引發部分縣市遂有類似之舉。「馬日事變」實際上就是武漢分共的一個開端。事變發生後，唐生智回師湖南，欲治許克祥擅自行動之罪，許率軍南逃投蔣。）
此後，由於國共合作的失敗，共產黨在湖南的組織和軍事勢力，尤其是在長沙省城的勢力大大受挫。但是，對共產黨人的殺戮必然導致復仇，何況從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原本就是共產黨從俄國的娘胎裡帶到中國的革命本性。
當時，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據其中央指示精神，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出了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總動員通知。十二月一日，決定長沙暴動，計畫於七日至十日為暴動日期，但屆時暴動並沒有完全發動起來。十日中午，長沙的鐵路工人開始罷工，王震在其中扮演了工人糾察隊隊長的角色。
當日晚上七時開始，中共湖南省委組織了二百人的「敢死隊」，進攻電燈公司、軍事廳和警備司令部。但是，包括王震在內的敢死隊員大都表現得不「敢死」，戰鬥結果僅僅是破壞了電燈公司。接著，國民政府方面調動一個師的兵力從外地緊急增援長沙省城，共產黨的這次暴動終於被平息。
不過，失敗後僥倖平安逃出長沙城的王震還是因為「對敵鬥爭」表現好而被正式接收為共產黨員，並日漸為社一上級所器重。由於他年紀輕輕就留著一臉絡腮鬍子，加上性格魯莽，所以人送名號「王鬍子」。直到他的晚年，鄧小平等人都還直呼他王鬍子，鄧小平等人的後代則稱他「鬍子叔叔」。
一九二九年，王震擔任了中共游擊大隊的隊長兼政委，一九三O年起任紅軍師政委、紅六軍團政委。
貪天之功冒領嘉名
到延安以後，他擔任了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當時，是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灣政策」，即調部隊到人跡罕至、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搞「生產自救」。也是朱德親自到南泥灣實地勘探，然後下令調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其後，朱德又多次到此視察督促，以南泥灣的作法帶動了中共各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報》曾經發表社論，稱「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總司令名字聯在一起」。但後來的中共黨史上卻將南泥灣與毛澤東、王震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朱德的名字不見了。
（按：「南泥灣政策」和「大生產運動」這兩個實際上都是指種鴉片，在海外有不少報導。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美國學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都有經考證後的詳細記載。海外人士還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所轄淮太西縣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徵收鴉片煙土稅的文件《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
在毛澤東時期，對朱德如此不公正完全是毛澤東本人暗示甚至直接指使的結果，而王震對此心知肚明，既為毛澤東打擊朱德當了炮手，個人又樂得貪天之功據為己有。朱德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他的秘書撰寫回憶文章披露此事，但這篇文章被與王震穿一條褲子的理論左棍胡喬木壓下不准發表。胡喬木雖然知道文章中說的全是事實，卻表示「發了有影響，寧可向作者檢討也不能發。」
由此可見，中共黨史經常是任人塗抹，哪裡還有可信性可言！
王震是標準的「流氓無產者」
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王震都充當了急先鋒。
胡耀邦在台上的時候，鄧小平在一次小會上提出自己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人祗有胡耀邦表示問意，其他人，特別是王震這樣的政治老人立刻勸阻。誰都明白，祗要鄧小平退下來的，其他政治老人怎麼還有可能繼續留在位置上？所以，就因這件事，胡耀邦成了眾多政治老人的眾矢之的，王震更是公開罵娘。
據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曾經因為與胡耀邦關係密切而受到王震殘酷打擊的吳江回憶：王震接替胡耀邦中央黨校校長職務後，立刻利用這一陣地對胡耀邦大肆詆毀。在一次黨校大會上，他公然破口大罵：「誰讓鄧小平退下來，誰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種人’！」然後又在大會上大聲宣布：「學生上天安門，要熱處理，來一個抓一個。我們有四百萬軍隊，怕什麼？」
大陸還有傳說，一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臺時，就是王震拿著老人們的聯名信威逼鄧小平。「六四」後更有傳說他親山口指揮了屠城的殺人部隊。
王震自稱「知識份子的朋友」
王震其人沒有任何學歷，十四歲即當了鐵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但中共的宣傳材料大都說，他在「革命隊伍」裡卻對文化人頗為敬重，他本人也自稱是「知識份子的朋友」。
事實上王震結交黨內文人，自稱「知識份子的朋友」，還是出於毛澤東專用三農分子」控制知識份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時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為關心黨內政治動態，對從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百個看不慣。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謂的「延安整風」時，正是王震首先在「鳴放」的牆報上看出了王實味的文章有「反黨」氣息並及時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開展批判，並對其政治歷史問題進行審查。當時此事轟動延安，這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成「審干」運動有直接影響。
據吳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為挖出了王實味而受到毛澤東的器重，竟被委任為「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王以自己沒有文化而表示了一番「謙虛」，毛澤東則意味深長地說：「我就是要你這個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吳江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歷史上中共對知識份子政策陰暗的一面，可謂一針見血。
沒有文化偏偏愛「關心」教育
王震還有一個與他的出身和經歷相矛盾的特點，就是愛往教育界湊。他既無理論又無文化，卻擔任過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其實，他除了對共產黨的理論教育感興趣，對大陸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還兼任著全國中小學教師基金會的名譽主席職務。大陸每每有什麼「教師節」、教育表彰大會之類的活動，他總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玉何東昌之流同他的關係也十分密切。
因為時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歡在學校裡露面，如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北京四中等校開校友會時，他非常喜歡以學生家長（爺爺輩）的身份被校方請去。一九八六年四中校慶時，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師生們觀瞻，會場上突然有人喊了聲「方勵之來了」（方是四中校友），於是，許多人都紛紛前去請「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簽名，會場秩序大亂。氣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枴杖把地板戳得亂響，大叫「這像什麼話！」
王兵膽大包天為所欲為
王震的幼子王兵所領導的直升機公司，表面上是發展旅遊事業，如開辦直升機觀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動，但收益甚差。直升機公司真正的發財門路還是做買賣。中國大陸曾有一句話形容皮包公司，深了飛機大炮，樣樣都做」。而據說王兵的公司是「飛機大炮，樣樣都做」。言下之意是從事軍火貿易。
在深圳，早就有這方面的傳聞，當地的有關部門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當時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當地政要罵得狗血淋頭，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震死後，照理王兵應該有所收斂，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在一九九五年六月，為追討債務公開指揮了一場深圳持槍綁架案，一時間成為香港媒體的主要追蹤報導對象。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東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顯旋，在深圳香蜜湖高爾夫球場被王兵等人持槍公開綁架。
此事發生後，驚動深圳當局和中共高層。在深圳當局的介入下，直到二十七日陳氏才從蛇口南山區的軟禁地點被釋放回家。
事後，大批港澳臺媒體對這個所謂「六．二四」綁架案「極盡全力追蹤報導。
鄧榕誓為王家「兩肋插刀」
眾所周知，共產黨執掌中國大陸政權幾十年來的習慣行為準則，從來是要把「身行惡」置於「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黨內的「幫規」更是要以「原則」、「黨性」之類的冠冕堂皇的詞彙包裝其抬面之下的拉幫結派和爾虞我詐。而鄧榕、王兵這一代比他們老子的最大「進步」，就在於已經完全撕破了那層遮羞的面紗，毫無顧忌地用「兩肋插刀」這樣的幫會、黑社會語言對外昭示其利益集團內部之間的「同榮辱，共進退」的「莫逆」關係。
僅僅基於鄧榕在黨報上公開表示誓為王家「兩肋插刀」，在鄧榕文章的結尾處，特別強調了王震家有難事時就會向鄧家求援。
特區是鄧家天下王家黨
中國的特區完全就是他們「鄧家天下王家黨」。鄧小平的侄女可以在那裡公然行騙，橫徵暴斂；王震的兒子可以在那裡欺行霸市、為非作歹。
正如鄧榕所說：王震「對於特區，對於深圳，對於珠海，對於廣東，是懷有深厚的感情的」。於是乎，王家的後代當然可以在那裡毫無節制地發泄他們的慾望、他們的「感情」。鄧、王兩家後代在特區的所有的一切瘋狂舉動，似乎都可以從鄧榕的文章中找到解釋：特區是我們鄧、王兩家的老頭子下令和支持搞起來的，我們兩家的後代當然可以在此稱王稱霸、為所欲為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天經地義。
有人一針見血地形容，中共高層目前面臨著兩個「眾怒難犯」，一個是老百姓對共產黨各級官場上的貪污腐敗盛行之憤怒，已經到了隨時「群起而攻之」的危險地步；另一層面是各級官場上的腐敗官員、惡勢力家族早已在共產黨內形成一個龐大的誑得利益集團，牽一髮而動全身。而這第二個「眾怒難犯」，又以鄧、王兩大勢力家族的結盟最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