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進入「上流社會」
如果從財富的佔有量來衡量，現在能被稱做上流社會的人大約佔美國人口總數的1％。據《今日美國》雜誌1998年提供的統計數字，目前這1％的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全美國財富的42％；其中最富有的家庭所擁有的財產的數目最低的也達200萬美元以上。然而，家庭經濟狀況只能說明某些人具備了進入「上流社會」的通行證，而真正的「上流社會」的人除了有錢，還必須具有其他相應的條件。
在19世紀30年代，法國貴族托克威爾在遊歷美國後寫下了他的長篇巨著《論美國的民主》。他在這本著作中將美國上層階級中的有錢人與歐洲國家的貴族做了一個對比，得出了如下結論：「美國的富人大部分曾經是窮人，他們不是依靠繼承遺產而毫不費力地過上富裕生活的。他們飽嘗心酸，長期同逆境搏鬥，對於貧困深有體會……這些人如今剛剛沉醉於經四十多年來的奮鬥得到的財富以及享受這些財富的快樂之中。因此美國的上層階級一直毫不隱晦地做著發財致富的工商夢。
而在歐洲實行貴族制度的國家裡，「上層階級也就是貴族，貴族就是社會的統治者。他們專心投入於重大的社會、公共事務而無暇去做工商業。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想去經商，他們的階級地位與意志也會馬上阻擋他們的道路」。因此一個明顯的差別就是，在實行貴族制度的歐洲國家，上流社會的家庭在經幾個世紀的演繹後不一定擁有很多的財富。
能進入美國上流社會圈子裡的人必定是有錢人。但有錢人是否真正能夠進入美國的「上流社會」則還要看他的錢是「舊錢」（oldmoney，指經幾代經營得來的錢）還是「新錢」（newmoney，指靠自我奮鬥，一下子暴富得來的錢）。如果他手中的錢屬於「新錢」，那麼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屬於按家庭經濟狀況劃分的「上層階級」，暫時還算不上是「上流社會」的人。處於經濟上層階級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就要看他如何將自己的「新錢」加速折舊變為「舊錢」——歸根到底還是要看「上流社會」的人是否接納你。
「四百人」的排外傾向
19世紀初，紐約的上流社會是指以艾斯特家族為核心的「四百人」的小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約翰·雅各布·艾斯特與中國人從事皮貨貿易而迅速致富，經幾代人的努力，到了19世紀初艾斯特家族已經成為紐約數一數二的「名門望族」。據說，約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兒媳婦卡洛琳·艾斯特是那個時期紐約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張400人的名單，詳細記載著美國社會中名門望族家庭的名媛淑女。她每一次舉辦舞會，都是按這張名單抽取參加者，絕無例外。以後，在美式英語中，「四百人」特指上流社會的小圈子。
要得到卡洛琳·艾斯特的邀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流社會總是以「高貴者」自居，排斥「暴發戶」進入他們的核心圈子。儘管當年鐵路大王範德比爾特富可敵國，但是範德比爾特夫人一直受到艾斯特夫人的蔑視與排擠。範德比爾特夫人想盡一切辦法也沒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的社交圈。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洲大陸上的有錢人家庭的小姐與歐洲大陸的舊貴族家庭通婚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也是「暴發戶」們將「新錢」變成「舊錢」的一種最便捷的方式。當然這種跨洋婚姻毫不在意當事人的意願，其中發生了多少人間悲劇無人知曉。美國著名的女小說家伊迪斯·華頓創作的小說裡，許多情節都是取材於這樣一種「跨洋婚姻」，如她創作的《純真年代》裡的女主人翁就是一位被遠嫁歐洲去「聯姻」的美國上流社會的婦女，後來終因不滿缺乏感情基礎的丈夫而離婚。
上流社會對於「新貴」的排斥，甚至連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都不放過。相傳波士頓的一位舊貴族對於肯尼迪家族的發跡史一直耿耿於懷，即使在肯尼迪當上美國總統後，也不忘咒罵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流浪的、下賤的愛爾蘭人」，並拒絕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當然，在美國，最終決定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還是「經濟實力」。
新教倫理與貴族傳統
通過個人奮鬥取得財富早已成為美國式的神話，這種社會風尚從根本上體現了在美國佔統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倫理觀。
回顧歷史，乘著「五月花」號輪最早來到新英格蘭地區的歐洲移民就是那些躲避歐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類似加爾文的新教，把財富的積累看作上帝的恩寵的表現。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最早發跡的商人和製造業主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國壟斷財閥保羅·梅隆的祖父托馬斯·梅隆從小就接受清教徒的倫理觀「賺錢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訪了一位富有的實業家後就立志要與這些闊佬「平起平坐」，這成為他一生的奮鬥目標。
在美國，賺錢是一種美德，賺了錢後究竟該幹些什麼事情？《聖經》中有一段記載，耶穌曾對他的門徒說：富人想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換言之，富人進天堂的前提條件必須是散盡錢財。這與美國上流社會的一些人熱衷於慈善事業是有關聯的。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起步時一無所有，去世時總共捐獻了3.5億美元。美國航運大王範德比爾特也是試圖以對於藝術的捐獻來擺脫自己出身貧窮的陰影。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夫人一起創建了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該基金會每年的捐款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用於資助醫療、保健事業。
在歐洲，有貴族封號的人不僅意味著他的血統純正，還意味著他的舉止、教養、風度甚至道德方面都為人楷模（當然歷朝歷代的貴族階層都有醜聞纏身也是不爭的事實）。同樣，在美國一個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暴富，但他決不可能一夜之間邁入受人尊敬者的行列。要贏得世人的尊重、要得到社會的承認還需要練「內功」。卡內基音樂廳、杜克大學、福特基金會等等名字似乎都在提醒人們注意，現在處在美國上流社會的人士在巧取豪奪的同時還有事業成功後回饋社會的另一面。
教育背景與個人前程
來自美國上流社會的人除在言談、舉止、穿戴、休閑方式、居住地域、個人價值觀與普通人不同之外，還應擁有一些被社會公認的共同「背景」。比如，上流社會的子弟一般在少年時都進入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學校接受教育。這些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學校（又稱私校）大多位於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其中多數又屬於美國主教派教會（又稱基督教聖公會教派）辦的教會學校。每天早上，在紐約的上東區街道上，你能見到由家庭教師陪伴的穿著潔淨校服的學童去私校上學。當年，小肯尼迪就讀的私校就是位於東89街的聖·戴維中學，這是一座建於1919年的喬治亞式古典建築。上流社會的子弟在經過這些學校的預科學習後，直接進入普林斯頓、耶魯、哈佛等常春籐名校。
隨著「朝陽工業」的興起、「夕陽工業」的沒落，南部陽光地帶（石油產業）和中、西部高科技產業（航空航天產業和信息產業）的「新錢」不斷地向東北部地區的「舊錢」挑戰。伴隨著金錢產出方向的改變，南部和中、西部地區也開始學習東部地區，相繼建立了一些「私校」。
在美國社會中，個人的社會關係網路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開始建立起來。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學生以及他們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經讓他們結下了「神聖同盟」。美國的「社會精英」有三種：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技術精英。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發揮領導作用。一個人能否成為「社會精英」可以與家庭背景有關係，但更多的還是靠自我奮鬥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為某一領域的佼佼者。有人曾經考察美國的《社會名人錄》，發現美國大公司的董事多數出自上流社會；而美國的政治家、高級軍事將領、宗教領導人則更多地出自中產階級家庭，這些人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為「社會精英」的。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美國政府的決策集團以及中央情報局、司法部門，大多從社會的上層階級中吸收高級決策人員。許多上流社會的家庭成員還直接參與政治競選，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紐約的「貴族區」
對於一般人而言，10021只是美國某一個地區的郵政編碼。然而，對於美國人口學家來說，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個編碼代表著美國最富裕的社區：位於紐約市的、介於第五大道和東河之間的、從東61街到東80街的這片區域。這一地段的核心區則是有著「貴族區」之稱的社會名流王國。這裡盤踞著擁有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的機構團體、最時髦的私人俱樂部、最好的私立學校。
在美國建國初期，像紐約、費城、波士頓那樣的港口城市中的上流社會家庭一般都將宅地建在城中最早開發的地區，即所謂的「下城」（Downtown）。在紐約市，上流社會家庭開始在華爾街一帶筑屋。到了18世紀後期，隨著城市的擴展，上流社會將宅地遷至百老匯大街附近。到了鍍金時代，紐約市的豪門望族紛紛從下城的宅邸遷入上東區，他們沿著中央公園以東的第五大道建迷你式法式城堡、維也納式宮殿，上東區遂成為名流聚集之地。至今這些宮殿依然存在，有的已經被外國駐紐約的外交使團購買，有的則由新的主人繼續使用。
居住在紐約市第五大道和公園大道附近的一些名門望族至今仍然保留每年舉行冬、夏兩季社交聚會的傳統。現在，這類社交聚會的性質已經從早年的「社交階梯」變成一種家族公共關係的聯絡方式。
另外，一些封閉式的私人俱樂部也是上流社會人士熱衷交往的地點。封閉式私人俱樂部最早在19世紀末出現，參加某一封閉式私人俱樂部是當時具有上流社會身份的一種標誌。最早加入這些俱樂部的成員都是工商界的傑出人士。這類俱樂部包括：紐約的「世紀協會」、費城的「費城俱樂部」、匹茲堡的「林肯俱樂部」、芝加哥的「芝加哥俱樂部」、舊金山的「太平洋聯盟」等等。這些俱樂部從全美各地招收社會名流，它作為上流社會「團結一致」的象徵，成了上流社會內部交換意見、達成妥協的最佳談判場所。她的私密性、非正式性都為統治階級內部排除分歧、達成共識創造了氛圍。現在，年輕一代的社會名流更願意使用俱樂部作為社交的場所，而不像他們的父輩、祖輩那樣在家舉辦大型社交聚會。
結「秦晉之好」既是上流社會成員之間加強彼此社會地位的一種辦法，也是在經濟危機到來時上流社會家庭之間互相救助的一種同盟。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的女兒嫁給了艾森豪威爾的孫子，兩家聯姻使各自家族的社會地位都得以鞏固。1995年居住在紐約曼哈頓上東區的居民們就目睹了一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女兒嫁給世界上「血統最純正」的家庭的婚禮場面。22歲的亞歷山德拉·娜塔莎·米勒嫁給具有最古老德國貴族血統的馮·依貢·富爾斯泰伯格王子。新郎的母親叫戴安·馮·富爾斯泰伯格，是一位設計師；新娘的父親則是經營全世界機場免稅店業務的億萬富翁。在此前不久，亞歷山德拉的姐姐茉莉就已經嫁給了被廢黜的希臘國王的大兒子。像這樣的「財富嫁給銜頭」的婚禮在美國社會還要無休止地演繹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