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是解放軍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的女婿、前《解放軍報》社編輯盧弘。盧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一九四四年即參加新四軍，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共，從事部隊宣傳文化和新聞工作約五十年，其中在《解放軍報》社近三十年。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盧弘已經出版傳記、報告文學和電視劇多部，包括《王稼祥的一生》、《李伯釗傳》、《毛澤東親家張文秋之家》和《伍修權傳》等，並是中國著名刊物《炎黃春秋》創辦人和前主編，目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盧弘先生與這對姐妹交往數十年，深深瞭解她們與毛澤東交往的細節，也由此深諳毛的醜惡和虛偽的一面，因此希望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還原一點歷史的真相。
志願軍女戰士情不自禁擁抱毛澤東
我的比較密切的戰友中，有兩位李姓姐妹。她們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個兄弟，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藝戰友，其餘幾位我也認識，只是交往相對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們的母親是一位「革命烈士」，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的，因此也與我結下了友誼，並且是不太一般的關係。
二姐和我們軍長及其家事
先說二姐，我與她相識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蘇中七戰七捷之後，部隊轉移到蘇北地區，華中軍區文工團與我們一師文工團到了一起，我們團請軍區文工團一位女同志，來輔導不同的棋歌，來的就是二姐。我當時才是個十四五歲小鬼，竟被其「驚艷」，為她罕有的美麗而吸引了，她扭的棋歌更令人叫絕，我至今還記得甚至會學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腳尖點地並使全身輕顫著，兩眼隨著雙手「飄」向四方……令人看得簡直神魂顛倒！顯然因為她的品貌出眾，不久就被一位首長「佔有」，成了他的妻子。幾十年後我的另一位文藝戰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兒子，竟當我的面對她兒子道：你媽是先被你爸強姦了，然後才跟他結婚的，也才有了你們。此說是否有據，我難以考證，卻知這位首長，在此之前已結過婚，不知是因為「感情不和」，還是由於有了她這「新歡」，才離了婚並再結婚。我再見到她時，那位首長已調到我們軍，她就成了我們的軍長夫人。
還是我在總政工作時，無意中參與並捲進了軍長夫婦間的一次內部矛盾。二姐作為軍長夫人與我重逢時，因為我正在軍中文化部門，認識一些部隊作家、藝術家，她托我打聽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戰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務告訴了她。當時我不知道，她與這位戰友，抗戰期間同在新四軍四師「拂曉劇團」，並且早就是一對戀人，可她的美，戰友喜歡，首長也喜歡，她那戰友「骼膊扭不過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別戀人成了首長的老婆。卻又對老情人一直心懷愧疚又唸唸不忘，終於通過我重新搭上了關係。他們當時都在北京，據說曾多次幽會過。這事被其丈夫即我們軍長發現了，兩人吵了一架，幸虧二姐沒有「咬」出我來，不然我肯定逃不過軍長大人之手。她後來告訴我這事時，說自己也曾對其丈夫反唇相譏，甚至發起反攻，原來軍長也曾多次與其前妻重逢約會，並且不止一次地對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臨時回家竟進不了門，好容易打開後，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團員在裡頭，正驚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們肯定沒幹好事。因此她也有權對其丈夫進行「報復」
軍長夫婦共同對我的美意
二姐和軍長兩人吵歸吵，有一點卻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紹給我。她那三妹原是一個部隊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這時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這位三妹美貌雖不如二姐，卻正處青春期並「待字閏中」。顯然因為二姐想彌補自己未能與文藝戰友結為一家之憾，我與其三妹年齡相當，似也匹配，她那當軍長的丈夫，又有些偏愛我這「多才多藝」、正上美院、頗有前途的部下，兩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張讓我與其三妹結識交往，於是我就成了他們家的常客，並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們為我沏了杯好茶，軍長問我這茶怎麼樣，我說還可以。其實我只喝過大碗茶，根本不會品味。軍長聽了罵我道，你這傢伙口氣不小，我這茶葉幾十萬元(舊幣)一斤，你只說是「可以」，真是白給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飯時，軍長指著一道菜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說是粉條，他又笑著罵道，他媽的，我又白招待你了，這是魚翅，誰家有這「粉條」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飯長大的，別說吃過，見都沒見過這種美味，難怪它又鮮又好吃，可惜把它當「粉條」了。我們吃喝說笑時，三妹當然陪同在座。當時三妹其實正閑居
甚至困守在他們家，她是辭了原文工團的工作，到北京來報考蘇聯舞蹈家執教的「中央舞訓班」的，由於全國報考競爭者太多，更由於三妹本來基礎較差，特別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單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幹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無聊和困頓。恰巧我那時正熱衷於油畫人像寫生，她們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兒」，不僅為她們一人畫了一幅半身肖像，還根據她們已逝母親的照片，另畫了一幅油畫像和一幅粉彩像，使這位母親也「音容宛在」了。應該說她們的媽媽確是一位美人，可惜她們姐妹幾個只有二姐獨得其母真傳，美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大姐不必說了，這位三妹卻是青出於藍反而遜於藍，僅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體及其氣質大有差別，尤其是她那略帶沙啞的嗓音，幸虧跳舞用不著開口出聲，不然就會露怯了。
三妹進鐵道兵文工團
當我知道軍長夫婦對我的這番美意後，一面不免「受寵若驚」，一面又感到遲疑甚至為難，因為這位三妹有時並不可愛，且不說其文化修養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幹子弟」派頭和勁頭，與我這「小兵臘子」特別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沒有也不能拂軍長夫婦的好意，還是甘願甚至樂意地與她們不斷交往看，說穿了是因為二姐太美，與三妹也多少有點「情分」，我們互相都有興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們，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覽，暫時充當了她的「候補情人」角色。後來她的工作問題，由軍裡的陳政委通過老上級老戰友的關係，調去了鐵道兵文工團，使她終於又有了「歸宿」單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後來又遷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見面地點，離開美院上班後，就減少甚至中止了與她的交往。若干年後，我有了自己的愛人，與三妹的這段「情緣」宣告完全結束，但是我們間的故事卻沒有完。其實我與三妹也是老相識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們部隊正在黃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團」來慰問演出，我們文工團派我和幾個同志去他們那裡學習，
我主要跟王德威、蕭鋒等學畫幻燈片，同時也學學打腰鼓和一些歌舞節目。
我們在「新旅」呆了一兩個月，與許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見一個很小的小丫頭，穿著齊膝的過大軍衣，下面還打著鬆垮垮的綁腿，一頭黃毛亂髮上，擴著兩根很少梳理的小辮，雖是單眼皮，膚色卻特白，只是有時拖著兩條鼻涕，常在流過嘴唇時，或是使勁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總是油乎乎髒兮兮的。她很少上臺演出，只是跟著團裡行動，自己學著打打腰鼓什麼的，她有個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較大的女同志帶著她。後來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來到新四軍，她當時才八九歲，等於是「寄存」在部隊文工團裡。幾年以後在我們軍長家又見到他們，才知他們與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編導，主要作品有舞劇《寶蓮燈》、《小刀會》等，我們都為在戰爭年代相識、現在又重逢而高興。他們的三妹後來也出息了，不只當了不小的「官」，更成了個通「天」的人物，最後竟與我共過一段事。但我和她相處時，總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說她當年黃毛小辮，拖著鼻涕的「光輝形象」。只是我每次說此舊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顧及她的面子和現在身份。但是她當年的形象對我印象太深了，與她後來的尊容又反差極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雖然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鐵道兵文工團後，我只在大歌舞《東方紅》中見過她，偶爾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幾句而己，這時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卻還是「單干戶」。我知道她心氣很高，不是門當戶對的「白馬王子」決不出閣。不料她後來的老公竟是我的一個「鐵哥們」，他是我早已相識相熟的部隊知名畫家。當我得知他們兩人正談「戀愛」時，我曾警告我那「鐵哥們」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萬別找她！哪知他不聽「老人」言，還是與「小姑奶奶」結了婚。因為我曾企圖破壞這門婚姻，他們的婚禮請了我，自己卻不敢去，怕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為他們牽線搭橋促成良緣的人我也認識，事成後得意地問我道：這兩口子真是門當戶對，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著瞧吧！沒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們都有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後，竟打離婚徹底分手了。這是後話，以後再說。卻說她在鐵道兵文工團時，團裡有項額外的特殊任務，即在週末到中南海去，給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伴舞。她是部隊文工團舞蹈隊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幹子弟，不僅業務熟練，政治尤為可靠，就常常去執行這一光榮任務，結果為此不僅改寫了她自己後半生的歷史，還影響到了她周圍的人，此事由來及後來情況如下：
三妹關「宮」享受恩寵
有一次，鐵道兵文工團又奉命進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趕上跟偉大領袖跳。她本來就會「來事」，如此天賜良機，當然乘機大顯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興趣。由於她是單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楊開慧也是單眼皮，老人家竟說她有點像楊開慧。楊的小名叫「霞姑」，偉大領袖就賜她以御名為「李霞」。他們在舞中閒聊時，老人家問她明天是星期天，你們都去哪兒玩哪?她說沒有什麼地方可去。老人家順口道，到我這兒來嘛！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衛室不讓她進，她說是主席讓我來的。警衛室打電話報告請示，又一直捅到偉大領袖處，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說過這話，既然來了就讓她進來吧！於是龍顏芳心一齊大悅，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見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們一老一少相談甚歡時，中南海警衛室一個電話打到鐵道兵文工團，批評他們怎麼沒管好自己的團員，居然讓她闖到偉大領袖身邊來了。警衛室讓文工團團長、政委馬上趕到中南海來，準備等「私闖後宮」的已成為老人家身邊人的「李霞」出來時帶回團去，給予必要的批評教育。
幾個小時以後，也許「日理萬機」正「為國操勞」的偉大領袖確實另有公務，三妹這才戀戀不捨地「退朝出宮」，一到中南海門口，就由自己的團長、政委帶了回去。不過團裡誰也不敢怎麼對待她，因為她已有了「尚方寶劍」，說是毛主席讓她以後隨時可以再去，並且留了相互聯繫的辦法，使她從此享受了「聖上恩寵」，並且成了誰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後，她就被調出鐵道兵，「奉旨」安插到離老人家更近的北京衛戌區，又進了什麼公安學校。據說老人家非常關心她，讓她「脫產」學習特別是學外語，說要將她培養為貼身秘書，並且不論何時，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進「宮」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時，她也得陪「駕」護「輩」，一時成了偉大領袖身邊不可或缺的人，至於是「寵臣」還是「寵妃」就說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間，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鐵哥們」畫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電，如給飛岳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務。他一頭霧水地趕回京城，卻見已為他佈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與三妹完婚大吉，並且籌辦喜事全部用費，皆由偉大領袖處支付。為他們操持一應婚禮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這是執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這使我那「鐵哥們」畫家，又驚又喜又難以置信，沒做夢就娶上了媳婦。他們婚後，相繼有了一兒一女，越長越大後竟沒一個像他們的爸，即我那「鐵哥們」畫家。好在當爹的並不計較，當時也沒DNA檢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草委會文教組副組長
到「文革」時期，三妹和畫家夫婦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婦兩人各走一極，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會的文教組副組長，其官職和權力至少相當於省市的文化廳局長。當時她經常拋頭露面，對下屬的各個文化單位和文藝團體等等下命令作指示，還曾領著樣板戲女演員，隨她進「宮」參見人們夢寐難求的偉大領袖，既使他們親耳聆聽了凡人未聞的「最高指示」，又為當今「聖上」當面恭唱了「堂會」折子戲，都使女演員們獲得了此生的最高榮譽。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廣大革命群眾，原是文工團員的三妹竟手抱語錄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統帥」和「偉大旗手」之間，簡直也成了他們的「親密戰友」，不只豪氣衝天，並且牛氣逼人！只是這時她那老公，即我那「鐵哥們」畫家，不僅沒有如此風光，反而成了所在單位掌權造反派的對立面和階下囚，因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奪權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氣，使那畫家受了很多罪。在兩派鬥爭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過是反面的，「堅決打倒」和「歡呼揪出」他的大標語，刷到了天安門城牆上，比他作為畫家的名氣，大得怎麼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當年的三妹，有時運用權力和關係，拉他或幫他一把，卻又常常顧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對立面批門關押和刑訊逼供，因此我那畫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頭，與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個如上天堂、一個進地獄，他們夫婦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時分時合，鬧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論別人怎麼折騰，三妹身後自有最大後臺，使她「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照當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組長。可別小看這個「副組長」，其能量和威風卻大得令人目炫，許多上層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曾與三妹同行的劉慶棠(也就是人稱「長征兩萬五，不如跳個芭蕾舞」的那個舞蹈演員)，北京衛戌區司令吳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門前老是停著作為高級幹部標誌的紅旗轎車，原是我們軍長的二姐她丈夫，對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來，時時來討教和請示她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條，即她能通「天」，全國八億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見偉大領袖的人之一，連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辦公廳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即現在主府井南口北京飯店西側「貴賓樓」的原址。不只如此，家裡還安了部搖把電話機，那頭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隨時傳喚她進「宮」，電話鈴響後，紅旗轎車就到門口，馬上將她接進「宮」去。可憐我那「鐵哥們」畫家，雖是她的老公，卻成了她家男僕，吳德、吳忠和劉慶棠等一到，因為都是夫人的高官貴賓，他就得在一邊遞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儼然是黨國要人，老公只剩了喊「渣」應「諾」的份兒了，他們家只有「母雞」會「打鳴」了……
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
蘇聯有部關於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個頗有姿色的使女，其實是他養的小情婦，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歡，卻被使女迎面給了一記耳光，原來她已被皇上「寵幸」過了，身份已由原來的使女變為未來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將自己的小情婦拱手讓給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這樣，三妹，由一個普通的文工團員，突然成為一個權傾一時的高宮，其原因只是她不僅成為偉大領袖身邊的人，更已受到當今「皇上」的「恩寵」，她的身份地位已是一位「寵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語了。不過此事絕對不能亂說，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隱私，更事關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追究起來將罪責難逃。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我不僅逐漸得知一些真情實況，又已有書為證。
嫂子被退貨二姐被留宿三夜
「文革」以後若干年，國內秘傳著一部禁書，即在國外寫作並在境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緩回憶錄。我早已風聞此書，但沒有特殊關係的人，是很難看到的。有回我們老軍長和二姐的兒子來我家，說到此書時，他說他已看過，並且不無炫耀地說，那書裡寫了我三姨，連我媽都寫進去了。後來我終於找到此書，讀後發現其果然多處寫到三妹，也寫到了二姐。原來三妹自從進「宮」，被老人家欽定像楊開慧後，真的繼承了「烈士遺志」，並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職責，不斷被偉大領袖「寵幸」。她發現老人家雖然「日理萬機」，卻又有此一好，實為日理萬「姬」，她就以身相許，努力為其服務，更為求其歡心，再為老人家引進別人，好讓他換換口味。她陪「駕」伴「君」到上海時，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領來朝拜「聖上」。哪知「龍心」不為所動，因為她嫂子雖也有幾分姿色，卻沒有被老人家看中，當天就將其打發走了。後來她又跟老人家到了無錫，當時仍當軍長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無錫，她就領著二姐夫婦一起來參拜「皇上」。這時二姐雖然已近中年，卻仍姿色出眾，尤其是那雍容華貴的氣質，老人家一見立即龍心大悅，先留他們夫婦兩人共進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飯後卻讓當軍長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將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幾天「龍恩」。
雖然三妹這時已當了「拉皮條」的角色，他們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澤，凡人哪有這等福氣呢?當時正隨「駕」的中辦副主任汪東興和李志餒醫生，指著三妹悄悄說，她媽媽要在的話，她也會領來孝敬「皇上」的。書中又寫到，李志緩醫生發現偉大領袖沾上了「滴蟲病」，這是從別的有此病的女性處得的，但對男性無妨，只是在他再與另一女性幹那事時，又會將病菌傳給下一個。李醫生稟告「皇上」說，這病會傳給江青的。偉大領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沒那事了，要有的話正好在她那裡頭「洗一洗」。後來我知道，那滴蟲病就是三妹「獻」給偉大領袖的，因為我那「鐵哥們」畫家，也沾過三妹這光。李志緩的這部回憶錄，雖然在國外境外公開發行廣為流傳，在我國大陸卻是「黨和國家絕對機密」，嚴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傳播。但是其中寫到三妹的事，卻由我那「鐵哥們」畫家證實了，他說自己在「文革」中因為受迫害，關押揪鬥叉上過刑，放出來後身體很虛弱，回家後夜裡與三妹幹那事時，使三妹有近水卻解不了近渴，氣得她罵道，你都不如個七八十歲老頭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後他們夫婦分手的「種子」。我得知此事後對我那畫家朋友說，你老兄也夠「幸福」了，居然與偉大領袖「共飲一江水」。他惱火得把頭上的軍帽一摔道，我這頂「綠帽子」算是戴定了！不過這話是在「文革」結束多年後才說的，當年我還未見上述那部「醫生回憶錄」，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聖上寵妃」(嚴格地說應是「之一」，因為「宮」中「寵妃」不止她一個)。
所以在「文革」後期，我為了「躲風」，藉口學習領會毛主席革命路線，去紅軍「長征」路線訪問寫生，正趕上我的「鐵哥們」和三妹在鬧離婚。因為我與他們兩人都有多年友誼，更不知他們要離的主要原因，去勸說他們「和為貴」，由於離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訪了她的大姐，讓她也幫助勸說三妹。那大姐卻小聲對我說，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畫家朋友)那東西不行了，我三妹正來勁，他卻罷了工，夫妻生活沒法過，再加上別的事，他們是非離不可了。我想這其實是種病，可以治好的，還打聽到一種藥，叫「肉蓯蓉」，專治「陽萎」，拖人去買，以為只要治好這病，能夠滿足三妹所需，他們就可以不離婚了。但是當時三妹他們正劍拔弩張地較著勁，我「鐵哥們」的病也不能馬上治好，不如暫避鋒芒，先退避三舍，讓他和我一起到「長征」路線寫生去，他欣然答應馬上與我同去「長征」了。我們在貴州和雲南等地轉了三個來月，我因為家裡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卻又去了西雙版納，住進僚族村案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著要和他離婚，等他馬上回來辦手續，可就是怎麼也找不到他。三妹著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著著急，他們知道即將成為三妹前夫的畫家，是由我領著「逃跑」出去的，就氣不打一處來，對於我這「忘恩負義」之舉，非常生氣發起火來，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麼對他們「忘恩負義」了?
關於我的「忘恩負義」，另有一段我與他們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氣活現時，我在本單位因為得罪了「副統帥」和「江女皇」一夥的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並被開除黨籍軍籍，押回原籍勞動改造。兩年後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臺。當初定案處理我的正是林彪死黨黃吳李邱等，我在勞改中聽到此事後，就蠢蠢欲動想回京翻案，但是因為久居鄉下，不瞭解外頭情況，就寫信給我那「鐵哥們」夫婦，請教他們怎麼辦好，他們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參加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我還是沒有把握，正好我那老軍長已調任為江蘇省軍區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鎮江，我就從江北鄉下偷跑到鎮江，找到他們家見到了二姐。老軍長沒在，說是外出開會了，也許因為我還戴著「帽子」，他為了避嫌，故意不見我。二姐聽了我的陳述，她說已從三妹夫婦處知道了我的事，給我講了林彪一夥垮臺和「文革」中的許多事，認為我的問題完全可以平反，根據我的出身歷史和一貫表現，不會有什麼問題，支持我回京找原單位去，也可以直接找總政甚至軍委上告。二姐說我可以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費。我說還不行，這次我是從生產隊偷跑出來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還有個老母親，也得安頓一下才能走，又說路費可以自己籌，回鄉時曾給我幾百元安家費，借給生產隊買牛了，現在能夠還我一些，正好用它當路費，屆時我將從鄉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說這樣也好，就拿出一批關於「文革」和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讓我瞭解外頭形勢和上頭精神。
當天晚了，我不敢到外頭住旅館，因為沒有任何證件，萬一被「文攻武衛」查出我是潛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脫層皮。二姐毅然決定「窩藏」我這「反革命」，讓我住在她家，這裡是省軍區政委家，誰也不能隨便進來，躲在這裡最保險，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來最為安穩和舒適的一覺。從白天到夜裡，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裏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別二姐回到鄉下，臨走前她囑我到京後就去找三妹夫婦，讓他們把北京的鬥爭情況告訴我，還要我有什麼事就隨時與她聯繫，最後又說：一聽說你也當了反革命，我從來就不相信，我們看看你和三妹一樣，在革命隊伍中長大，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怎麼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們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著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後，馬上去找我那「鐵哥們」家，他們當時還住在「中辦」為三妹安排的住處，即後來的貴賓樓原址。我去時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規律，仍按鄉下習慣早上六七點就敲開他們的門，他們夫婦睡意朦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過談話我瞭解了當時北京和各地的情況，聽了他們對形勢的分析估計和我怎樣進行鬥爭的建議。這使我與他們夫婦之間除了原有的個人友誼，又增加了一層革命和戰鬥以及路線鬥爭的非常友誼。由於我已被開除黨籍，這時正是沒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經過曲折鬥爭之後，終於恢復了政治生命，而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幫助下實現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鐵哥們」，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後來我竟背著二姐、三妹，和我那「鐵哥們」相約結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離婚離不了。誤了三妹好事當時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於離婚，是想再嫁一個大官。原來有位年紀不老的政治局委員，剛剛死了妻子，正在虛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虛而入，改嫁給那位政治局委員，以使夫婦兩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這個畫家老公，只配在家裡為她及其貴賓端茶倒水。可是這個畫家卻被我拉走並且抓不回來，這使二姐、三妹對我都很惱火。
在此期間我原來所在文工團的老團長，去看望老軍長和二姐夫婦，二姐一見老團長，竟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道，「你們團的那個盧弘（作者筆名）很不像話，我和三妹當年那麽關心支持他，幫他從林彪迫害下解放出來，但是他忘恩負義，與他的「鐵哥們」合夥欺侮我們三妹，使我們找也找不到他。」這事與我們老團長完全無關，他被說得莫名其妙，只得說他與我多年不聯繫，我幹過什麼他一點也不知道。二姐仍氣呼呼的要他負責向我轉達她對我的強烈不滿。也在這時，我的妻子在出國援外時不幸犧牲了，三妹出於我們多年友誼也來慰問我，對我表示了一通關切之情。哪知在離開我時竟說：我想想還是要罵你，你把你那「鐵哥們」藏到哪裡去了，你得馬上把人還給我！我訴苦道：他年齡比我大，資格比我老，級別和名聲也比我高，他的行動是他自己作主，我怎麼能背著你們帶他走又藏起來呢？其實我那畫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於與他離婚，就故意呆在邊疆地區，拖著不回來，「乾耗」著她，而我實際上是支持他這麼干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