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並強調:「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因為要說話是客觀存在,不說話不行,那就讓人說,說完了心裏也就痛快了,也不去街頭鬧事了。共產黨也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確的就聽,講的不對就解釋,這是中國共產黨群眾工作的一貫作風。」「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我們憲法上有規定遊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有人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這些講話讓當時的知識份子們為之一振,並紛紛貫徹落實毛澤東的號召,向中央提意見,並對一些決策提出批評。然而,知識份子們沒想到的是,這些講話只不過是毛澤東為了引出異見分子罷了。
比如,最後一位儒學大師梁漱溟在一次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革命勝利進城後不關心農民問題,他說「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值得領導黨引起注意」。後來遭到與會者的批判,在他的強烈要求下,大會給梁漱溟回應的機會,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就在今天,同時我也表明,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澤東當場回應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毛澤東不但沒有「雅量」,還相當「記仇」。歷史學家林蘊暉在《毛澤東的性格和新中國的走向》一文中提到,1959年4月5日,毛澤東整整用了一個上午為他的「三面紅旗」辯護,認為真理在他的一邊。並且對反對者一一算起了老賬:「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因為我跟他鬧彆扭最多。跟劉少奇也打過架,就是合作化問題,對於洛甫的處置問題,翻你的案,也打過架。跟陳雲我們打過架,跟林彪也打過架,我們在閩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義會議以後我跟你們兩位(指林、彭)都分裂了,搞了一個會議整你們,因為你們要把我們搞掉。……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壇壇罐罐」,軍事上不行。至於跟粟裕同志、蕭克同志,還有陳伯鈞等,我們幾個是歷來斗的,他們是我的反對派,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的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錯,把你們一批評,我就開心了!」對此,李銳認為:上海會議這一長篇講話簡直是可怕的伏筆。
隨後,由於毛澤東的自大自負和拒不認錯,由其親自發動的大躍進,在1959年到1962年共導致全國非正常死亡約3000萬人,國民經濟損失人民幣5000多億元。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曾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都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已詔」的。但是,劉少奇的這番話毛澤東不但沒有雅量接受,還堅定了他搞死劉少奇的決心。
對領導高層如此,對平民百姓如何?任復興先生在《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書》中談到大躍進期間,一位自稱叫肖森的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劉少奇寫信,其中對大飢荒情況的反映,對幹部特權、走後門等現象,對軍事與民生、農業與工業、學校比例的失調的失誤,看得很準,不久上面也做出了政策調整。而肖森洞察到的個人崇拜、對人民壓得太嚴等根本性、體制性問題,則變本加厲,釀成了不久之後文革的悲劇。
公民肖森在信中提到:「軍人多,不管是在城市、鄉村、火車、飛機、輪船,到處有軍人,而且佔40%之多。我們養這麼多兵幹什麼?他們什麼也能買到,什麼也能吃到,下面會怎樣的呢?聽聽人們的態度。有下面的歌謠,這也可能是壞份子干的,但人們是有感觸的,你們也可聽聽:黃皮到處是,吃飽沒有事。我們餓著肚,果實餵豬玀。事實也如此,現在不但軍人多,而且公安人員也比以前多了有三倍。」
「現在我國處於一黨專政,一切都是黨員吃的開。在工作中,有極明顯的例子,如不是黨員的領頭人幾年不動,有些還換掉。而就是不動的一些人,也是有職無權,作什麼還的請示支部,才能行動,否則就不行。因為吃不飽,山東曾有三、四次的群眾運動,這是不是你知道否?有餓死人的現象,如在東北、山西等。再者是我也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很嚴重,中國現在沒有什麼民主作風。實際有些人是不敢說,並不是沒有問題。為什麼會壓制的這樣呢?這你們也值得考慮。」
「我想你們也知道過去的歷史發展的情況,作官者愛民。而現在呢,不管什麼官,尤其是農村幹部,恨極了。人常說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現在實在是管理的好,否則早反了。再說現在對人民也太壓的嚴,有一點不合的言語,就帶一頂大帽子,不是死即是牢。我在全國看到今年槍決人和一九五零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有些青年人,一時對國家的政策想不開,說幾句不利國家的話,卻就要受到以上的制裁。因此有些人(包括黨員在內)有話不敢說。」
按理公民給領導人上書,是完全合法的,但卻成了「污蔑信件」。太原市公安局1960年發出「關於查找給中央主席寫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要求徹查,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肖森’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件「認為政府不關心人民生活,把大批東西用到製造國防用品上,污蔑我國「好戰」。為迅速查找此人下落,現將原文複製附發各單位,希結合當前以摸清各種危險分子開展的調查摸底工作,廣泛尋找線索,認真核對筆跡,發現懷疑對象,及時報告市局二處。」一個普通公民給領導人上書,卻遭如此陷害追查,可謂觸目驚心。
據此,毛澤東還有什麼雅量可言?一切不過是他所說的「這是陽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