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對最近廣東新塘等地的群體性抗議事件作了報導。美聯社說，群體性事件多由社會不公、執法人員濫權和群眾申冤遭壓制所導致。
據美聯社報導，繼廣東新塘鎮治保人員毆打一名擺地攤的孕婦而引發長達三天的群體抗議活動之後，星期天廣東增城又因民工遭警察粗暴對待而爆發新的群體性抗議事件。憤怒的群眾將抗議現場的救護車付之一炬。美聯社說，中國的暴力抗議行動最近幾個星期似乎尤為激烈，而群體性抗議事件多由社會不公、執法人員濫權和群眾 申冤遭壓制所導致。
英國工商會首席中國顧問吳克剛博士表示，群體性抗議事件一直都有，而原因是多方面的：
「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最近群體性事件比以前多。我的感覺我接觸的群體性事件一直都有，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這段時間一直都有，因為這些年在大規模地搞一些基礎建設並涉及到土地糾紛、拆遷的問題。一些執法過程裡出現的群眾不滿的事情，還有就是種族糾紛，老百姓自己打架出現的一些問題。這裡面各種因素都有。」
吳博士說，社會不公問題是導致群體性抗議事件的潛在因素：
「 社會不公肯定是一個潛在的因素。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鄧小平說的一句話就是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沿海地區和內地、西邊跟東邊、城市與郊區、固定民工都存在著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像以前毛澤東講過的剪刀差的問題。所以在這種社會收入不平衡的情況下，改革開放過程裡實際上最近不是五年計畫特別強調要調整，我覺得也是調整的重要因素。一定要體現現在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能不能在分配上更公平一些。對社會底層的關心多一些。同時還有一個國家項目和地方發展的項目出現矛盾的情況下，政府怎麼樣做工作。上訪制度怎麼樣把它透明化，把它更完善一些也是能解決老百姓群發群體事件的一個辦法。」
貴州政治評論家曾寧也表示，社會正義的缺失是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不過他說，鄧小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提法是有積極意義的，問題是有些人不是通過正當途徑富起來的:
「 我想中國之所以不斷的會有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社會公正、公益缺失的問題。民眾的心裏有怨恨，所以一旦有了合適的時機就很容易爆發。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提法本身沒有錯。因為中國在鄧小平之前的毛澤東時代應該說整個社會深受平均主義之害。但問題就是說怎麼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果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是通過自己的勤勞、通過自己的智慧、通過自己的才幹富裕起來的，我想任何人都無可厚非。但問題就在於中國社會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中，往往是通過一些不正當的一些手段，比如說是通過錢權交易。實際上先富裕起來的這部分人大部分是權勢者的子弟，或者是和權勢有關係的這些人。缺乏社會公正，缺乏正義的這樣一種情況下導致這部分人才有機會有條件先富裕起來。」
這位評論家表示，執法人員粗暴對待民眾的事件屢有發生，從根本上來說，這與公權力不是來源於民眾的授意有關：
「 政府權力的來源本身它不是來源於民眾的授予，不是來源於民眾的認可，在這種情況下，它面對民眾的各種訴求的時候，政府的職能部門必然就會本能地站在維護、維持即得利益的集團的角度。也就是維護維持政府政權利益的角度。這樣一來民眾的訴求和政府政權的結構就很容易產生對抗性的一種關係，暴力執法，在我看來是現行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在談到民眾申冤受壓制情況的時候，曾寧表示，民眾有冤情可以通過上訪等途徑來表達，但卻往往沒有結果：
「民眾在面對各種問題的時候，包括分配不公等問題的時候，的確它是可以申告的，但是問題就在於他的這種申告往往不可能有結果的。上訪這種機構的設置，上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可以起到對民眾這種各種各樣的訴求一定的緩衝作用。」
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 13號一篇社評， 對「有人鼓吹用暴力對待社會的不公平」加以抨擊。社評說，中國社會正在「逐漸明確法治權威」。曾寧表示，所謂中國社會正在「逐漸明確法治權威」的判斷與事實不符；在他看來，中國的法治權威在「快速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