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唱紅歌運動正在向全國蔓延。有識之士莫不憂心忡忡。
不少人指出,唱紅歌運動是極左路線復辟回潮。日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會見港澳媒體時為唱紅歌運動辯護。薄熙來說,重慶的唱紅歌絕不是極左運動,而是對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傳承,是對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種負責任態度。
薄熙來的辯護是站不住腳的。重慶的唱紅歌運動當然是極左運動。所謂唱紅,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內容,一是形式。第一,唱紅歌,什麼是紅歌?紅歌如何界定?所謂紅歌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討論,暫且不談。我這裡要說的是第二個問題,關於形式。重慶把唱紅歌搞成了運動,搞成了由政府主導的所謂群眾運動。這個問題更嚴重。
像重慶唱紅這樣的,由政府主導的所謂群眾運動,別說民主國家沒有過,就連一般的威權國家也沒有過,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有。在中國,只有毛時代才盛產這種運動。不錯,自四人幫垮臺至今,一直有人在唱紅歌,在舞台上,在電視上,不過那是表演,不是群眾運動;也有群眾聚在一起唱紅歌,但那是自發的,不是政府主導的。
重慶的唱紅則不然。重慶的唱紅是政府主導的所謂群眾運動。在重慶,領導人發號召,提要求,出文件,運用公權力安排部署,花納稅人的錢,佔用公共場所,佔用公務員和民眾還有學生的休閑時間乃至工作或學習時間,公開地或隱蔽地使用威脅利誘手段,強迫或半強迫群眾參加。這種群眾運動,實際上是運動群眾;在毛時代可謂司空見慣。近三十年基本銷聲匿跡。如今重慶又使之死灰復燃。
關於重慶唱紅運動的強迫性,有必要多說幾句。乍一看去,唱紅運動似乎沒有多少強迫性。政府並沒有明文規定不參加者要受處分受制裁。但是,凡經歷過這種運動的人都知道強迫性無處不在。負責官員要求紅歌「人人會唱,人人能唱,人人愛唱」;這就意味著他們要根據你會不會、能不能和愛不愛唱紅歌,對你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做出考核、評比和鑑定,從而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到你的升遷,你的榮辱,你的待遇,乃至你的生計。
這種做法對公務員有很大的腐蝕作用。它比搞面子工程還要壞。搞面子工程,好歹還要你拿出點實實在在的東西來,唱紅運動卻完全是玩虛的。有的官員在做好本職工作上乏善可陳,但可以藉著唱紅運動而大出風頭。相反,有的官員能做好本職工作,但是對唱紅運動不積極甚至抵制,那就會遭到上級的冷眼。事實上,熱衷於發動類似唱紅運動的上級官員,其本意就是以此來考察下屬對他個人的忠誠度,以及作為排斥異己的手段。
這種做法也會分化和分裂民眾。民眾的愛好和習慣原本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有人愛唱歌有人不愛唱歌;同樣是愛唱歌,有人愛唱紅歌,有人愛唱別的歌。如今政府卻出頭搞起唱紅歌運動,把愛不愛唱紅歌當成政治問題,把民眾區分成積極份子落後分子,這就破壞了社會的自然和諧。
有人說,唱紅運動還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確實有不少群眾是真的熱衷於唱紅運動。這並不奇怪。研究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早就指出:在極權社會裏,由於民眾被剝奪了表達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社會缺少真正的公共空間,因而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很孤獨很寂寞。然而,人是群居動物,天生就有過集體生活的需要,有參加公眾活動的需要。在極權社會裏,那些組織動員群眾的手段之所以能奏效,完全是因為它們能夠提供另外一種選擇,以替代真正的團結的共同體,從而解決群眾成員的的孤獨問題。更重要的是,極權主義在不存在公共空間的情況下為人們的參與願望提供了一條出路,給他們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感。
三年前,胡錦濤有次講話,提到「不折騰」。「折騰」這個詞本來沒有確定的政治內涵。且不管胡錦濤說的「折騰」是指的什麼,不過我敢斷言,一般人反感毛時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嫌毛時代太愛折騰,其實也就是太愛搞運動,沒完沒了地搞運動,把什麼都變成所謂群眾運動。除了搞階級鬥爭的運動,例如反右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外,還搞什麼除四害運動,大煉鋼鐵運動,學雷鋒運動,還有學馬列學毛選運動,自然也少不了大唱革命歌曲運動,等等。輕則勞民傷財,重則傷筋動骨。只要我們稍加比較就可以發現,如今的唱紅歌運動正是毛時代群眾運動的翻版。要說折騰,唱紅歌運動就是折騰,就是胡折騰。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