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珠
1969年1月初，從北京到山西插隊不到一個月，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這幾年一直災難不斷的家一定出了什麼大事，否則姐姐不會一反常態寫來這樣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樂學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學習聲樂，再有一年就可以畢業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數。姐姐在校園裡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喜憂參半，拉著我匆匆來到暫時棲居的琴房，掩上門，抱住我就哭了。
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牆壁上全是媽媽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砸得像蜂窩，從上到下佈滿了黑洞。半年內連續兩次大手術（乳腺切除術和腦手術）的媽媽，剛剛被醫生從死神手中搶回，腦子有病，正常思維還未恢復，就一瘸一拐地被他們趕出醫院。
那時候的母親，人是半傻的，沒有一點力氣，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電影廠上班。其實哪有什麼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報到，在這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那時媽媽的身體，還遠沒有恢復到一般健康狀態，連日常家務都做不了，可電影廠卻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媽媽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裡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的時候搞陰謀。媽媽不承認，他們就打，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媽媽回到「牛棚」時，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裡的黃宗英阿姨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一邊安慰一邊關切地詢問。媽媽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媽媽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還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寫的交代。她哪裡還拿得動筆，拿起筆來，又能寫什麼呢？她實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媽媽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媽媽48歲。
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小菜場準備上市的菜筐裡。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等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去醫院，已經沒救了。姐姐得到學校工宣隊的通知趕到醫院時，連骨灰也沒有見到。媽媽身後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學燕凱一手幫助料理的。燕凱高大英俊，我一直視他為姐夫。多虧有了他，支持姐姐度過媽媽過世後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一直是我們三個在一起，燕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隊農場的汽車後就回了山西，而燕凱則在媽媽死後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殺身亡，年僅24歲。我的叔叔程述銘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為中國天文報時準確性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傑出貢獻。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臺的隔離關押地，上吊自殺。那一年他 46歲。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運動，為了表明立場，曾主動提出和媽媽劃清界線，後來又搬到學校去住。可是在當時，血統論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個「三名三高」的媽媽，還有一個「賣國主義」的爸爸，無論主觀上怎樣努力，也是紅不起來的。我和姐姐同母異父。她的父親姚克，寫過電影《清宮秘史》，一度被批判為賣國主義影片。
媽媽去世後，姐姐因為家裡的種種「問題」，學校遲遲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親友幫助下獲得浙江歌舞團的工作名額。為了盡快辦理手續，姐姐四處奔波。9月末一個細雨緋緋的下午，姐姐被一輛大卡車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剛剛過完31歲生日。幾天前我倆還相約，要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可她突然就這麼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