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鎔基批評《中國農民調查》談起之二（胡平）
2011-05-16
盡人皆知 讓朱鎔基管經濟 是鄧小平的主意
六四之後，經濟改革停擺。主管經濟的李鵬、姚依林都很僵化保守。於是鄧小平想起了朱鎔基。九二年南巡後，官員們集體學習鄧小平講話，談心得體會。朱鎔基語出驚人。他說：「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我看只要是共產黨干的，就是社會主義。」不少人覺得這話大有問題，打小報告給鄧小平。殊不知鄧小平聞言大表讚賞，說朱鎔基把問題「講透了」。
其實，朱鎔基這話並不新鮮。早在86年我還在北京時就聽到這樣一則故事。那時深圳特區正搞得熱火朝天，高樓大廈，燈紅酒綠。很多老革命見狀憂心忡忡。他們問：「這還叫社會主義嗎？」於是一大幫理論家趕快解釋，說這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曰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老革命聽了還是將信將疑。最後有人乾脆說：「只要是共產黨在掌權，就叫社會主義。」這下，老革命們就放心了。
上面這個故事表明，那些看上去對經濟改革持保守態度、關心姓社姓資的老革命們，其實他們在乎的並不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他們在乎的是共產黨能不能保住政權。他們擔心走資本主義道路會危及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這種擔心當然是有道理的。因為共產黨就是靠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起家的，就是靠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掌權的，如果共產黨明確宣布自己不問姓社姓資，如果共產黨自己就回過頭去搞資本主義，那不是等於說共產黨革命搞錯了嗎？那共產黨還有什麼理由賴在台上繼續它的一黨專政呢？
共產黨很明白這層道理，所以，在很長一段時期，它都非常強調要分清姓社姓資。因為它知道，堅持社會主義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前提。
1989 年6月16日，六四過後不到半個月，鄧小平對江澤民、李鵬等談話。談到六四，鄧小平說：「這次發生的事件說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鄧小平還說：帝國主義西方世界就是要使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我們就是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
直到1990年年底，鄧小平還在大力強調姓社姓資。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和江澤民等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再次講到搞社會主義，要防止復辟資本主義，並把這一點當作堅持共產黨專政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的理論根據。鄧小平說：「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於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
如果以上面這些鄧小平的講話為標準，朱鎔基說的「什麼社會主義，什麼資本主義，只要是共產黨幹的就是社會主義」這種說法明顯就是違反鄧小平講話精神的，自然就有離經叛道之嫌。可是朱鎔基這番話是在鄧小平92年南巡講話之後說的，那就正中鄧小平的心意。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基本意思就是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經濟改革步伐，不問姓社姓資，對意識形態問題不爭論。
那麼，鄧小平為什麼會改變調門呢？
因為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原來那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條。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殺和蘇東巨變之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共產黨政權已經失去欺騙性，變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人民的事都幹出來了，還說自己是人民的政府，還說自己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誰信啊？現在人民之所以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反抗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重新修補社會主義外衣已經不可能，同時也沒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偽裝，同時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怕被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現在倒不用怕了。現在反而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可以無所忌憚地引進更多的資本主義了。
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要說朱鎔基把問題「講透了」。這就是鄧小平為什麼敢於啟用朱鎔基當總理。
朱鎔基上臺後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大改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看上去很好，曾經一度也贏得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一片讚譽。但是由於朱鎔基的經濟改革是在六四後的政治背景，是在政治改革被封殺，專制權力橫行無忌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改革走入歧途，並且日益陷入積重難返的境地。
下一次講話，我將以國企改革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讓我們以國企改革為例 分析朱鎔基的功過
朱鎔基在任內大力推進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國退民進，大批中小型國企民營化，保留下來的大型國企也有了活力。和蘇聯東歐實行休克療法並導致經濟一度衰退相比，中國的改革始終保持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乍一看去，中國的國企改革果然很成功，朱鎔基的功勞確實很大。
但是，我要指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國企改革造成了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這一嚴重的弊端，即便是那些最為朱鎔基改革唱讚歌的人也不好意思否認。只不過他們辯解說，這是改革的陣痛，是改革的代價。
這種辯護不值一駁。是的，共產主義行不通，計畫經濟該改革，要改革就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共產主義和計畫經濟都是共產黨搞起來的，因此，共產黨應該為它的錯誤承擔責任。要付代價，首先就該讓共產黨付代價；要下崗，首先就該讓共產黨下崗。憑什麼共產黨不付代價不下崗，倒反過來要工人、要老百姓作犧牲呢？
第二、共產黨豈止是不付代價不下崗，它還借改革之機，把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我們知道，所謂國企，按照現在的說法是「國有企業」，即屬於國家所有的企業；但是，國企本來是指「國營企業」，而國營企業不是屬於國家所有而是屬於全民所有的。把「國營」改成「國有」，這一字之差，共產黨就把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了共產黨自家的財產。這無異於一次大搶劫，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搶劫。這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致命弊端－－它從根本上沒有合法性。
第三、照理說，共產黨偷天換日，把全民的財產變成了共產黨自己的財產，使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昔日的「領導階級」淪為弱勢群體，那必然會招致全社會的強烈反抗。可以想像，朱鎔基的國企改革如果放在六四之前推行，必定行不通。六四屠殺造成了全國性的寒蟬效應。面對著共產黨的巧取豪奪，化公為私，大多數人不敢起來反抗，少數公開反抗的人則遭到嚴厲的鎮壓。你縱然可以辯解說朱鎔基本人不贊成六四，不贊成鎮壓。但是你不能否認，朱鎔基的改革是藉助於六四屠殺的威懾效應才得以展開的，也是唯有藉助於不斷的鎮壓才能繼續進行的，因而他本人也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那麼，我們又該怎樣解釋、怎樣評價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這一現象呢？
應該看到，所謂中國奇蹟並不神秘。本來，把公有制計畫經濟改成私有制市場經濟就是一項極其複雜的工程。借用一個比喻，那好比把魚湯再變成魚，說者容易做者難。合情合理的做法是，把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資產以某種方式，例如以按價折股的方式，平均分給全體人民。這種做法也是合法的、正當的。蘇聯東歐的改革基本上就是採用了這種方式。但是這種做法有一個很大的弊病，因為它導致股權過於分散，不利於企業的經濟管理，所以在一段時期之內非但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反而造成經濟的衰退。
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在中國，憑藉著六四屠殺的威懾和不間斷的鎮壓，共產黨肆無忌憚地把全民的資產據為己有，成了最大的資本家，而各級黨委書記則搖身一變成了總經理，私有化一步到位。所以中國的經濟得以持續高速發展；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則是把人權人道、公平正義統統踩在腳下。
儘管在上任之初，朱鎔基大聲疾呼反腐敗，但事實卻是，正是在朱鎔基任內，腐敗發展到空前的規模，權貴私有化固定成型，積重難返。如今的中國政府，正憑藉著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對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表現出越來越傲慢越來越輕蔑以及越來越敵視的態度，並越來越成為人類和平與自由的巨大威脅。有鑒於此，朱鎔基到底是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那不是很明顯的嗎？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