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流傳這樣的轟動性新聞：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不過，這不是什麼新聞，這也不是什麼轟動事件，並且這也並不完全是真實的。
讓我們先看最後一部分：的確，在技術上，中國的GDP已經略微趕超了日本。
但GDP只是個總體數據。GDP所能提供的信息要比你想像的少。從最現實的角度看，中國仍然比日本貧窮，甚至，中國要比突尼西亞、厄瓜多、加彭、哈薩克斯坦、納米比亞貧窮。
上一季度，日本的經濟產出約為一萬兩千八百億美元，對日本的1.27億人口來說相當於人均可得10085美元。中國在上一季度的經濟產出為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億美元，但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因此每個中國人可分得約1000美元。
從總體上看，13億窮苦中國百姓的生產力要高於1.27億富裕的日本人，但我能保證的是，大部分神志清醒的人寧可選擇日本標準下的貧窮生活也不會選擇中國標準下的中產階級生活。
當我在1987年從高中畢業時，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出版了《大國的興衰》。初版封面將日本描繪成奪取舞臺中央的角色，而美國則是一副日薄西山之像（溫斯頓丘吉爾已經走向了被歷史遺忘的角落）。現在看來，那個封面極其愚蠢。
但在當時，該書轟動一時。一大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記者以及知識份子將其奉為福音。這正是他能十分自信地預測日本將不可避免地主導世界，但卻完全忽視了蘇聯解體這一即將發生的事件。
不管怎樣，日本將取代美國主導世界的觀點在當時可謂是「人盡皆知」的幾件事之一。
《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堅持認為，美國必須在效仿日本政策的同時尋求「遏制」日本的政策，以免被日本超越。Chalmers Johnson則強調，冷戰已經結束，「日本取得了勝利。」他還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失敗是如此之徹底，以至於「美國要想成為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就必須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吊死在國會大廈的穹頂下。」
現在，我們能夠聽到有關中國的同樣內容。的確，當這些觀點用到中國身上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的表現經常就像電影《野蠻人柯南》中的蛇神Thulsa Doom手下那群受到催眠的助手那樣。
公平地講，中國的統治者並沒有把他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吊死在政治局陽台上（至少最近沒有），事實上，統治者聽從他們的意見。然而，中國已經謀害了成百上千萬的國民，弗裡德曼似乎對這一事實根本無動於衷。的確，他常說自己「嫉妒」中國有能力追求「理想的政策」，而由於美國的民主缺乏效率，我們只能追求「次優」的政策。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究竟是什麼將中國和日本聯繫在一起。正如《華爾街日報》編輯最近提到的那樣，日本的經濟在增長時，日本政府的規模較小；而日本經濟衰退時，日本政府的規模正在增長。在1984年，從政府的開支和稅收看，日本政府的規模在排名前23位的發達國家中大概是最小的。從九十年代早期開始，當日本的「十年衰退」開始時，日本正在追求凱恩斯主義的大規模消費狂潮，政府的規模也增長到了歐洲的水平。
中國則走了相反的道路：從只有教條共產主義和封建主義才能創造的赤貧開始，中國實施了基於市場的改革，使成千上萬的人脫離經濟困境。而當弗裡德曼和Fallows等人審視這兩個例子時，得出的奇怪結論是：成功的秘訣是更多地採取國家主義，失敗的根源是更多的自由。
中國仍然存在巨大的問題，許多問題並沒有反映在GDP增長率中。而且，由於中國缺乏民主、輿論自由以及法治，我們將無法獲知到底存在哪些問題，直到問題全部暴露出來（中國人也無法知道）。
但所有這些都忽視了最關鍵的一點——經濟「競爭力」只是個騙局！它假設：當其他國家都繁榮時，美國會沒落，這是無稽之談。如果中國工人的人均富裕程度能達到日本工人的水平，這對美國來說將是一筆經濟上的橫財。相反，如果明天中國的經濟崩盤了，我們將在競爭力上「取勝」，但在經濟上遭受損失。崇拜競爭力只是經濟計畫制定者和崇拜他們的專家們為證明其野心的正當性而使用的詭計。
【作者為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訪問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