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澤東在廬山上和廬山下態度不一，出爾反爾。廬山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在下山前傳達了毛的指示「事情到此為止，只在山上，不許帶到山下。回去以後，政治局開一個民主生活會，作些自我批評，抓好團結。」「這次比上次廬山會議（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八屆八中全會）處理得好，應當讓犯錯誤的人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全黨要搞好讀書學習，首先政治局要好好讀書學習，開好民主生活會。政治局要領導好全黨的批修整風，和修正主義的鬥爭是當前最主要的。」毛還否定了康生提出的「要把問題落實到‘人頭’上，不搞個水落石出，就不下山」的建議。（頁489）似乎毛已經將軍委辦事組與陳伯達區隔開來。但是下山後，毛依然抓住吳法憲、葉群的檢討不放，併進一步將黃永勝、李作鵬和邱會作牽連進去。這意味著毛推翻了他在廬山上講的「事情在山上解決了，不帶下山」的說辭。黃李邱等人也不得不寫深刻檢討，以求過關。對於毛澤東的出爾反爾，邱會作說「毛澤東曾說「問題不帶下山」，不久又把老賬翻出來；有時公開說廬山問題解決了，但實際上又揪住我們不放；有時好言安撫我們，可轉眼間又嚴加指責；他一會這樣，馬上又那樣……搞得我們摸不著頭腦，懵頭轉向。多少年來，我沒見過毛澤東這樣出爾反爾地處理重大問題。在華北會議上，無辜的李雪峰、鄭維山垮了臺，黃永勝又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這些使我的心情非常壓抑，思想包袱更加沈重了。」（頁510）
（2）軍委辦事組試圖爭取政治上的主動。由於「上海幫」有意抵制政治局生活會，使廬山上產生的矛盾無法彌合。軍委辦事組認識到不能指望政治局召開生活會以解決爭端和矛盾，必須爭取主動，批判陳伯達，批判「天才論」。軍委辦事組於是在全軍開展批判「天才論」的學習運動，造了不少聲勢。這也是軍委辦事組試圖劃清與陳伯達的關係的重要措施。外人對此搞不懂，以為軍隊「不務正業」，但軍委辦事組心裏清楚，這是必須搞的，是作給毛澤東看的。（頁494、501）
（3）軍委辦事組也影響林彪採取主動。軍委辦事組向葉群建議，加強與毛溝通，林應主動向毛作個自我批評，以迎合一下毛。1970年9月28日林從北戴河返京去見毛，主動「認錯」說：「我還沒有回家就先來看主席。廬山會議過了快一個月了，當時我缺乏應有的謹慎，講了些欠妥的話，結果在房間裡劃了根火柴，差點把房子燒了。主席很關心，把問題處理得很好！」毛說：「擦根火柴是燒不著房子的，因為目的不在於燒房子。我每個月都要擦幾盒火柴，除了抽煙，什麼也沒燒過。對問題反覆思考是對的，但也不要搞得不敢說話了。在教條主義統治的時候，多數人是不敢說話的，這些年好些了，我們要注意發揚敢說話的好作風。」毛對林彪的「認錯」是高興的。此外，林彪注意多向毛送部隊和戰備方面的有關資料。毛還找葉群談話，大意是：最近林彪同志想的問題很多，送來的材料都看過了。關於戰備方面的問題，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問題見解是獨到的。告訴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問題考慮得更透徹。陳伯達的問題（從此不說是廬山問題）還沒有處理完，也不難處理，這件事情由我來辦。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時間去考慮戰備。（頁502－503）
（4）毛澤東利用38軍揭發陳伯達的資料作為「石頭」打擊軍委辦事組。表面上，該揭發材料是針對陳伯達的，但是卻成了毛澤東改組北京軍區，撤換李雪峰、鄭維山的有力工具。38軍在文革初期支持河北省的造反派，與河北省委和中央軍委搞對立，但卻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中央軍委一直對38軍有所批評，而這次38軍揭發陳伯達實際上是向中央軍委報了一箭之仇。毛要求召開「華北會議」，並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與會，參加批判，對北京軍區黨委作了許多無端的指責、揭發和批判。而毛則順勢拿下李雪峰和鄭維山，由李德生、謝富治、紀登奎取而代之。
（5）1971年春節後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諸人的談話。第一，對張春橋的問題，沒有毛事先的同意，無論如何不可去做。第二，江青的問題特殊，必須忍耐，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第三，要與陳伯達劃清界限，要寫出有份量的檢討。周甚至將自己延安整風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要徹底講清自己的錯誤和問題。黃永勝代表軍委辦事組表示，大家心裏有怨氣，那幾個人太霸道，很難共事，另外，擔心毛對軍委辦事組的信任。周當場表示，不存在信任問題，否則毛早就採取斷然措施了。周最後說「我和辦事組的同志們是心心相印的。你們的事情我會盡力辦好。我感激諸位多年來對我的信任和支持。」（頁519－520）換句話說，軍委辦事組乃至林彪都必須放下自尊，自毀認錯，徹底屈從於毛澤東，才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寬大處理，周恩來自己就是明顯一例。
（6）毛澤東在軍委座談會前後的出爾反爾。軍委辦事組內部在是否應該在會上作檢討有過不同意見。黃永勝通過汪東興請示了毛，毛表態「在這樣的會議上，不要作檢討了。」毛在會議期間還說「軍委的會，整風還可以，但批陳不夠。」軍委辦事組於是加強對陳伯達的批判。然而，毛的一個批示重重地打了軍委辦事組一悶棍：「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鄭（維山）主持時期那樣。」江青、張春橋趁機狠批軍委辦事組，連江青的「文藝戰士」於會詠、劉慶棠、錢浩亮也竟然列席會議併發言，毛遠新更是言詞激烈，惡狠狠地說「軍隊幾個人為什麼不批判陳伯達？對陳伯達僅僅批判還不夠，還必須進行審訊！和陳伯達一起發難的人，現在一不揭發他，二不批判他，是愚蠢的。毛澤東對廬山上犯錯誤的人不斷批評教育，並且很寬大，但要是超過了限度，全黨不會答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已經把劉鄧反動司令部摧毀了。如果有人反對文化大革命，就像對待劉鄧司令部一樣，堅決地摧毀。」（頁524）人們一直以為毛遠新在1975年批鄧事件上起了重要作用，殊不知早在1971年初打擊軍委辦事組問題上，毛遠新就嶄露頭角，一鳴驚人。軍委辦事組不得不做深刻檢討。黃永勝帶頭做檢討，軍委辦事組內部也作了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毛在檢討報告上批示曰「很好，有了主動，力求貫徹。」
（7）毛澤東對林彪的「妥協」。毛在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前召集軍委辦事組談話，並提議周恩來帶隊去北戴河向林彪作匯報，主要向林介紹中央出現的問題、陳伯達審查情況和國際形勢即外交工作等。毛的這個態度值得人們深思。邱會作認為：「廬山會議後，毛澤東用了很多手段調整中央裡兩派的力量，支持原中央文革那一方，對我們施行高壓政策。可林彪就是不吭氣，任聽毛澤東擺佈。到了此時，毛澤東再壓也不會有什麼效果了，於是採取了某種意義上的‘讓步’，想結束廬山問題，至少先掛起來，這才讓我們到北戴河去。毛澤東的這個舉止，我看可以表示兩層意思。一是他和林彪在如何對待上海幫而產生了隔閡，他想修復，促進全黨的團結；二是他表示了對林彪一定的尊重，不會把林彪晾在一邊。」（頁541）
（8）毛澤東第二次與軍委辦事組談話，表示處理完了廬山會議上發生的問題。如今的文革史當中流傳著李德生的一個回憶，說毛澤東對剛從北戴河林彪處返京的黃永勝等人大為不滿。李德生回憶說「毛澤東聽了匯報後，當面指著黃、吳、李、邱十分嚴厲地批評道：‘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緣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對林彪的態度，毛澤東滿臉不高興，但當時有黃、吳、李、邱在場，他沒說什麼。」（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第5頁）
然而邱會作的回憶卻印證了一個與李德生回憶截然相反的事實。當毛澤東聽周恩來介紹軍委辦事組在北戴河受到林彪「批評」時，高興地說「不要怕批評，你們心裏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毛還說：「批評也是武器，同槍炮是一樣的。槍炮可以打敵人，也可以打傷自己的人，所以有個正確使用的問題。」周恩來此時插話說，「王明路線打著批評的旗號，傷害了很多的好同志。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也是受害者。」（頁542）隨後毛興致勃勃地大談了一番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筆者認為，毛後來的南巡講話也是這套思維方式的延續和發展），批陳整風和陳伯達的問題。毛向黃永勝表示「你們幾個的問題，在我這沒有了，都處理完了。」然後又向周恩來說：「他們幾個的事，在我這裡沒有了，都處理完了。」毛還對周恩來說，「他們幾個的事，在我這裡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最後，毛又對黃吳李邱幾人重複地說了一遍：「你們幾個的問題，在我這裡都處理完了。」關於批陳整風匯報會的規模，周恩來提議到會者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各大軍區司令、政委，中央黨政軍機關中的部分中央委員，包括元帥、大將和一些老同志。人數不超過一百人。毛對此也點頭同意。（頁543－544）
吳法憲的回憶對此也有相應的描述：「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匯報的情況。毛澤東說：‘這下好了，你們去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事情，等吳法憲、葉群的檢討送來後一起引發會議。’接著他又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第839頁）從邱會作和吳法憲回憶來看，雖然在回憶毛澤東談話方面有些出入，但總的意思不錯，也就是說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匯報時並未說過那番語氣激烈的話。如果確有李德生回憶中毛的那番話語，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不會忘得干乾淨淨，更何況這是關係到他們自身的政治生命和安危，毛澤東就此問題的的處理態度也是日後中央政治工作走向的基本依據。由此可見，李德生的所謂回憶並不可靠。
（9）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鬥爭。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要把這個會開成「過關會」，因此利用毛的談話指示精神為「擋箭牌」。而上海幫則希望將會議開成批鬥會，逼軍委辦事組作檢討，並聲稱「要抓路線鬥爭的新方向」。在西南組開會時，徐景賢、毛遠新等人就集中圍攻吳法憲，導致吳心臟病發。（頁546、552）周恩來隨後到西南組坐鎮，制止對吳法憲的繼續揪鬥。林彪得知消息後當天即從北戴河返京，葉群從機場直接到會場，聲明是毛讓林回京加強對會議的領導云云，壓制了上海幫揪人斗人的企圖。但是在會議結束時仍然按毛的旨意給軍委辦事組作了「組織結論」－－「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再次顯示了毛處理問題時的前後不一。對於是否向下傳達會議精神，政治局根據毛的指示決定只限於傳達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軍種黨委常委，各兵種指傳達到司令、政委。在文革當中與江青等極左派的鬥爭，惟有軍委辦事組是被中共中央認定犯了「路線錯誤和宗派錯誤」。其實這就是軍委辦事組抵制江青的明證。邱會作說：「中央給我們幾個人作了書面組織結論，是對我們的沈重政治打擊，是上海幫的很大勝利。但是，它又為我們反對‘四人幫’留下了鐵證，是我們的光榮！其實那時我心中就沒有‘不光彩’的感覺。我們反對康生、江青一夥的鬥爭是正確的。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如果不反對他們，就沒有人民解放軍的穩定，也就沒有國家的穩定。解放軍不介入文化大革命、不進入各級領導機構，他們就會奪取更大的權力。並不是我們個人有多麼高明，去反對他們那夥人，當時任何一個處在軍隊領導崗位上有良知的人都會那麼做，有著歷史的必然性。」（頁557）
（10）林彪在這一時期的態度。自廬山會議後，毛澤東一直希望林彪公開出來認個錯，或批評軍委辦事組，可是林彪就是不願開這個口。一次葉群在與黃吳李邱等人議論時，將林的想法說了出來。葉群說：「林總對你們有什麼問題心裏清楚，不就是反了一下上海幫嗎？如果林總給了你們批評，就是給了別人子彈，會用它來打你們。」（頁573）以筆者之見，葉群這番話其實也完全適用於林彪自身，如果林彪出面作了「自我批評」，實際上也是給毛澤東和江青等人提供了子彈，反過來用來打擊林彪，就如同彭德懷在廬山上寫給毛的信一般，被毛冠上「彭德懷的意見書」，成為打倒彭的一個武器。
（11）毛澤東找葉群談話，釋出對林彪的善意。1970年「五一」天安門觀禮後，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室內很親熱地與葉群作了長談。葉群事後回憶，毛談話的幾個主要問題：一是犯錯誤的兩重性，不管大錯小錯，改了就好；二是注意學習黨內鬥爭的歷史，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三是不要忘乎所以和盲目性，要學會冷靜思考問題。整體來說，毛對葉群是安撫的，所以，葉群那天非常高興，並隨後轉告軍委辦事組其他人。（頁565）這一情節也可通過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予以印證，張雲生回憶說：「國慶節後那幾天，葉群的情緒尤其‘高漲’，原因是在參加國慶大典時，她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她回到毛家灣後得意地說：‘主席對我很關心，還鼓勵我多看點馬列，多……’」（張雲生《「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 第622頁）毛澤東對葉群釋出某種善意，也可以說是對林彪釋出的某種善意。
筆者認為，從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到1971年4月底的批陳整風匯報會整整8個月的時間內，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的態度是採取了出爾反爾、又打又拉的手段，一方面在廬山上表示，廬山上犯錯誤的人是屬受騙上當，問題在山上解決，不帶下山，而另一方面卻在下山後抓住軍委辦事組的檢討不放，給予嚴厲的批評和指責。一方面表示軍委辦事組不必在會議上作檢討了，而另一方面卻指責軍委辦事組不批陳，壓迫幾位大將們作檢查。一方面在接見軍委辦事組之時表示，問題已經解決了，另一方面卻縱容江青等人在會議上繼續圍攻批判軍委辦事組諸人，並給幾位大將們作政治結論。毛澤東的這些手段交替使用，的確將軍委辦事組搞得七上八下，不知所措。但是毛澤東背後的最終目的還是針對林彪的。廬山會議上的鬥爭起因於林彪的講話批評了張春橋，從而引發了大多數中央委員們的共鳴，毛澤東以犧牲陳伯達而保護了張春橋，再進一步施加壓力迫使林彪低頭。但是林彪卻軟硬不吃，毛澤東猶如狗咬刺蝟－－無處下嘴。最後不得不自下台階，以給軍委辦事組做所謂政治結論為結果，暫時將這場「鬥爭」劃上了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