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匆匆忙忙迎來了「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批新生。新一屆學生的入學時間是1978年2月。校園裡面滿目瘡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跡。大字報、大標語掛在牆上飄飄揚揚，毛主席的語錄四處張貼，清晰可見，有如《民族文學》雜誌社的副編審岑獻青所說，「像個來不及灑掃庭院的主人」。儘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學生卻在不斷地湧進來。又過了8個月，也就是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學生也進來了，然後是第三批。一個新的名詞成為流行用語：「新三屆」，用來特指這三批入學的大學生。這是相對於「老三屆」來說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畢業生。他們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的主力橫掃天下，又紛紛落難江湖，漂流四方。現在，他們竟成了大學校裡「新三屆」的主要部分。
大學校裡一下子就集中那麼多的人，也集中了那麼多的故事。一場空前絕後的考試，結果就出來了一群空前絕後的學生。年紀最大的和年紀最小的幾乎是兩代人。不少人已經是父母。父母和他們的孩子都去上學。「我總以為我經歷了很多，無論是生活的苦難，還是心靈的苦難」，岑獻青說。他在這個春天走進北京大學。他有一個當過偽保長的外祖父，一個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經在國民黨政府供職，又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上吊自殺，母親是右派，父親則是走資派。在拿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之前，他已經在一個小煤礦裡生活了20 年。他就是帶著這些走進北京大學的。不料他在這裡卻發現，他所遭遇的苦難，與他的許多同學相比，真是算不上什麼。「很多同學所經歷的苦難比我更要深重許多倍，」他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讀的、充滿辛酸血淚的故事。」但是，「新三屆」現在不再說這些過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們太珍惜現在的生活了。「一種生命的緊迫感驟然而至」，岑獻青在談起那個時候北京大學的生活時寫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趕往教室，匆匆地趕往圖書館，排著長長的隊伍買中外名著，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電影……就像海綿吸水似的，人們拚命地讀書，如飢似渴。」
老師們又回來了。他們面前的這些學生曾經那麼兇惡。給他們戴高帽、挂木牌，強迫他們把腰彎到地面上，把他們叫做「黑幫」、「學閥」，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現在，一個個滿臉的求知慾望，又重新把他們叫做「老師」或者「先生」了，重新給他們倒開水了。北京大學的孫玉石先生說：「作為那時給他們上課的教師，我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講授者和接受者之間所共同擁有的那一份共鳴的快樂。」另一位老師，袁行霈先生說：「我真喜歡給你們上課，當我站在講台上時，我覺得我就像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凡是在我覺得應該有反應的地方，你們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這種感覺真是太好了。」
各種各樣的「紅衛兵團」全都解散了。新組成的是各種各樣的文學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學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學社」。北京大學一個欣欣向榮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號樓前辦起了文學社的作品專欄，用的還是那個很朝氣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飯時間，很多人端著飯碗擠在那裡邊吃邊看邊評論。那時候很多學校連個像樣的食堂也沒有。菜真是便宜，幾分錢就買到一大盤，但是卻沒有桌子和板凳。學生們排很長的隊買到飯以後，就把飯碗端在手上，把菜盤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邊吃一邊說話。同學們之間不談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談誰左誰右誰有錢誰有一個好爸爸，「大款」這個詞還要過好幾年才發明出來，大家只談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樣子。不過，每個人的口袋裡都是空的，沒有錢，其中最貧窮的同學已經可以享受全額助學金，每月十九元五角。這點錢在買了最簡單的衣食用品之後，就一點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學裡的四個學生去逛街，一條街走到頭，卻沒有誰肯掏錢買東西。再轉頭往回走，忽然看見書店門口推出一輛平板三輪，上面一堆舊書。降價了！大家圍上去，你挑我揀，最後大家一致選定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封底有圓珠筆手寫的字遮在原價處：五分。於是大家全都慷慨起來，爭搶著掏錢付賬。然而這時出現了尷尬的事：四個大學生傾囊相湊，居然付不起五分錢。於是大家扔下那小冊子，仰天大笑離去。這些人全都經歷過窮困潦倒的日子，不僅不會為了這點小事覺得不好意思，還會認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
摘自《呼喊》，作者：凌志軍、馬立誠，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