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與中國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種種的疑慮、困惑接踵而至，美國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這究竟是教育學者的危言聳聽，還是對人與教育之間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
我們中國人是否認真反省過我們的教育？我們中國的教育有缺陷嗎？如果有，在哪裡？我們這樣一個正在全面謀劃自己未來前程的民族，應該怎樣審視我們為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的環境？
（一）
美國小學給10歲的兒子留的作業是寫一篇論文，題目嚇我一跳：《中國的昨天和今天》。學習二戰史，美國老師竟然讓10歲的孩子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種種躲閃不開的衝突與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國教育。
當我牽著１０歲的兒子登上飛往美國洛杉磯的班機時，心中就充滿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這麼小的年齡就把他帶到美國去，是不是一個失策？一位朋友的勸告還響在耳邊：最少應該讓孩子在中國接受完基礎教育再到美國，因為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統的。多少專家也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礎教育絕對不如中國紮實。
直到我把兒子送進了那所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內心的憂慮終於得到證實：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學校啊！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在學校最少讓學生玩兩個小時，下午不到３點就放學回家。最讓我開眼界的是兒子根本沒有教科書！那個金髮碧眼的女教師弗絲女士看了我兒子帶去的中國小學四年級的數學課本後，溫文爾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６年級以前，他的數學是不用再學了！」面對她那雙充滿笑意的藍眼睛，我就像挨了一悶棍。一時間，真是懷疑把兒子帶到美國來是不是幹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看著兒子每天背著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我的心就覺得沉甸甸的。在中國，他從一年級開始，書包就滿滿的、沉沉的，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換了三個書包，一個比一個大，讓人感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國，書包裡沒了負擔，孩子精神上就更鬆快了，這能叫上學嗎？一個學期過去了，把兒子叫到面前，問他美國學校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笑著送給了我一個字正腔圓的答案：「自由！」這兩個字像磚頭一樣拍在我的腦門上。
此時，真是一片深情懷念中國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不過，事已至此，總不能再把他送回國去呀？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放學之後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圖書館，不時就背回一大書包的書來。問他一次借這麼多書幹什麼，他一邊看著那些借來的書一邊打著計算機，頭也不抬地說：「作業。」
作業？我忍不住湊過去看，兒子打在計算機屏幕上的標題是：《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這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業？這樣天大的題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嗎？於是嚴聲厲色地問兒子這是誰的主意，兒子坦然相告：老師說美國是移民國家，讓每個同學寫一篇介紹自己祖先生活的國度的文章。要求概括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分析它與美國的不同，說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時語塞：真不知道讓一個１０歲的孩子去運作這樣一個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幹的工程，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偌大一個中國，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歷史和現狀，一個１０歲的孩子能說得清嗎？我只覺得一個１０歲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這些大而無當的東西，以後恐怕是連吃飯的本事也沒有了。
過了幾天，兒子完成了這篇作業。沒想到，列印出的是一本２０多頁的小冊子。從九曲黃河到像形文字，從絲綢之路到五星紅旗……熱熱鬧鬧。我沒讚揚，也沒評判，因為我自己有點發蒙，一是我看到兒子把這篇文章分出了章與節，二是在文章最後列出了參考書目。我想，這是我讀研究生之後才使用的寫作論文的方式。那時，我３０歲。
不久，兒子的另一個作業又來了。這次是《我怎麼看人類文化》！如果說上次的作業還有邊際可循，那這次真可謂是不著邊際了。
兒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餃子是文化嗎？」
「餃子？文化？」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答。為了不誤後代，我只好和兒子一起查閱權威的工具書。真是沒少下功夫，我們總算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又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反覆覆的折騰，兒子又是幾個晚上坐在計算機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不禁心中苦笑，一個小學生，怎樣去理解「文化」這個內涵無限豐富而外延又無法確定的概念呢？但願我這個虎頭虎腦、從來就對「吃」興趣無窮的兒子，別只是在餃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國教育中已經變得無拘無束的兒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來了，這次列印出來的是10頁，又是自己設計的封面，文章後面又列著那一本一本的參考書。
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說：「你說什麼是文化？其實特簡單———就是人創造出來讓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樣子，似乎他發現了別人沒能發現的真理。後來，孩子把老師看過的作業帶回來，上面有老師的批語：「我佈置本次作業的初衷是讓孩子們開闊眼界，活躍思維，而讀他們作業的結果，往往是我進入了我希望孩子們進入的境界。」
沒有評價，既未說對，也沒說不對。問兒子這批語是什麼意思，兒子說，老師沒為我們驕傲，但是她為我們震驚。
「是不是？」兒子反問我。
我無言以對。心中始終疑疑惑惑：弗絲老師希望他們進入什麼境界？
兒子6 年級快結束的時候，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於「二次大戰」的問題。「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
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是作業，這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而此時，我開始對美國的小學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師正是在是通過這些設問，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引導孩子們學習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
看著12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資料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記硬背，書中的結論，有些明知迂腐也當成聖經去記，不然，怎麼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複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於自己的思考。而沒有自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計算機和縮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了。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的覓食習性爭論起來，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兩種動物的錄像帶，拉著我一邊看，一邊討論。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裡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審視美國的小學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慾望和嘗試。
有一次，我問兒子的老師弗絲女士：「你們怎麼不讓孩子們背記一些重要的東西呢？」我上小學時，可沒少背課文，沒少背教科書的要點。
弗絲老師笑著說：「對人的創造能力來說，有兩個東西比死記硬背更重要，一個是他要知道到哪裡去尋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夠記憶的多得多的知識；再一個是他綜合使用這些知識進行新的創造的能力。死記硬背，既不會讓一個人知識豐富，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聰明，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個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談話。他學的是天文學，從走進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學位整整5 年，一直以優異的成績享受系裡提供的優厚的獎學金。他曾對我說：「我很奇怪，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可是一到實踐領域，搞點研究性題目，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麼機靈，那麼富有創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中國人太習慣於在一個劃定的框子裡去施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往往並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國的小學教育，想到那些在課堂上雙手背後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沈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它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與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著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著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現代社會，面對明天的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國後，將自己對美國小學教育的觀察與思考寫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這樣一篇小文章，發表後引起不小的反響。中國最火爆的週末報紙《南方週末》轉載了這篇文章，中國教育部的機關報紙《中國教育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全國上百家報刊和網站轉載了這篇文章，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讀者》與我簽訂了向他們終生授權轉載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引用了這篇文章，一些探討中國教育改革的書籍也收錄了這篇文章。我當時還在想：這年頭中國是怎麼了，我寫的那麼多反映中國社會問題的深度報導都沒有什麼反響，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這樣引人注意。中國人可能還是需要看些輕鬆的東西吧！
不過，我很快發現，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點「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應，是因為它恰恰觸動了我們中國人心中最為沈重的事情。
文章發表後的幾個月，我當年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舉行40週年校慶，我的一個小學同學把她的女兒帶來了，小姑娘眼睛裡分明帶著種種不情願的神色，大概是被母親強迫而來。我的這位同學這些年來讓這個女兒折騰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歡英語，對別的課程沒有興趣。馬上要中考了，當媽的急得茶飯無心，每天都與女兒較勁：你光是英語好，別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學校？
大概是作母親的情急之下嘮叨太過，弄得母女關係十分緊張。我安慰我的同學，讓她換個思維方式，給孩子一些自由。我說到了我的兒子，說到了美國的小學教育。
這個小姑娘在一旁聽著，突然睜大眼睛，驚異地看著我，問道：「叔叔，你是不是寫了一篇文章，說你的兒子在美國上小學的事情？」
我說：「寫美國小學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說：「文章有一段是這麼寫的：」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慾望和嘗試。‘是不是這篇文章？「
我很吃驚，一個小姑娘怎麼把這麼長的一段話都背下來了？我告訴她，這篇文章是我寫的。
小姑娘有些雀躍地說：「叔叔，你知道嗎？我把這段話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讀者》上看到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給背下來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國的學校上學就好了！」
———一個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國教育的一段話刻在桌子上，這是為什麼？
與孩子聊起來，方才知道，他們的課業太沈重了，以致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或者想做的事。學校對她們的管理也太嚴格了，甚至不讓女孩子留長頭髮，進校門有人專門檢查。這個小姑娘無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勵孩子們給總統決策提意見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學習中能夠自主、能夠輕鬆、能夠快樂了，他們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氣，太嚮往課堂外那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了！
後來，我的小侄子的經歷，也給我上了一課。
那年7 月，小侄子從小學畢業，正趕上中國開始倡導「素質教育」，小學生升中學一律取消考試，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們住處附近的一個「臭溝學校」，這是全家都難以容忍的。於是，一家人動用各方關係，歷經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學，交了3 萬元「贊助費」，把小侄子送了進去。
大人們終於釋然，似乎這3 萬元買來了小侄子的前途。我問我弟弟，這年頭不是都開始「素質教育」了嗎？你們還花這種錢，費這種精力幹什麼？
我弟弟一臉苦澀地說：「什麼素質教育啊，孩子高中畢業還不是要考大學？考大學還不是要看分數？你不給孩子找個好中學，不是耽誤他一輩子？」
我無言以對。
小侄子進了新中學，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原本聰明活潑的孩子，每個週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沒精打採。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學校時，常常哭喪著一張小臉。以至於後來竟要父母做說服工作，就像當年送他上幼兒園一樣。有幾次孩子還掉下眼淚來。
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受不了這個學校，純粹是個集中營。」把學校說成集中營？這太過分了！於是大人們開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詞地控訴起學校：晚自習從6 點半到9 點，做完作業只許看教科書，其它所有的書都不讓看。小侄子撅著嘴說：「教科書有什麼可看的？前面的內容全知道，後面的內容都不懂。每週只有兩節體育課，連玩的時間都沒有！」
控訴完，小侄子還大放厥詞：「不讓我們玩，就是剝奪兒童的人權！」
大人怕這孩子童言無忌惹惱了學校，於是教育他說：「你懂什麼是人權？讓你上這麼好的學校，你還覺得剝奪了你的人權！你沒看電視上那些非洲孩子，飯都吃不飽。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兒去過幾天！」
沒想到，這一下小侄子倒來詞兒了：「我還想去非洲呢，我還不知道非洲什麼樣兒呢！電視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學校也不讓看電視，連廣播都不讓聽！有一個同學帶了一個小收音機，被發現後當場就沒收了。」
小侄子憤憤地說：「現在倒好，我不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連國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樣，還當共產主義接班人呢。」
我對他說：「你這個年齡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學習上還想做什麼？我們年輕時候正趕上‘文革’，上山下鄉，中國的書只能看毛選，外國的書只能讀馬列。想學文化知識還不行呢，你們現在多幸福。」
沒想到小侄子一臉老成地嘆息道：「你們那個時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試，不用受我們這樣的罪。」
我有些吃驚：我們的教育怎麼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嚮往起「文革」那樣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還說出了更為極端的話：「你們再讓我上這個學，我就會死！」這讓全家人都吃了一驚。我心中產生的疑問也更加深重了：中國教育何至於如此殘酷，竟然讓天真爛漫的孩子會想到了死？
同學的女兒與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開始思考我們今天的教育。我發現，中國的基礎教育越來越走向一個極端，分數被抬到一個越來越高的地位，孩子們被越來越緊的緊箍咒勒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幾個小時，原本天真爛漫的童年陷入過度沈重的學習苦役之中。要說小侄子的話也有幾分道理：他們擁有的天地太狹小了，他們離課堂外那個精彩的世界也太遙遠了。
我們為什麼只把學生的視野、思維甚至行為的準則限制在如此狹小的教科書、課堂和校園之中？
我真是擔心，在這樣的禁錮之下，讓孩子們為了幾門課程的考分而耗盡他們能量無限的生命，其結果恐怕不止是讓孩子失去學習的興趣，甚至不只是讓孩子們生出 「敵視」教育的心態，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們狹隘的眼界和心胸。一個孩子比身邊的同學高出幾分都會受到獎勵，以至於他們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這些為今天的考題活著的孩子在人類明天的文明進程中會居於什麼位置？
我們真的必須剝奪孩子們的輕鬆和快樂，真的必須讓他們與精彩的現實世界隔絕開來，才能使他們成才嗎？
（二）
兒子在美國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學校舉行了一次家長會。這次家長會與我在中國參加過的家長會完全不同，班主任弗絲女士「導演」的「故事」讓我在驚異之中，重新認識著孩子，重新認識著自己，也重新思考著我們的教育。
那是兒子在美國小學上6 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帶回一個學校要開家長會的通知。兒子告訴我，老師說了，家長必須出席。
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國小學呆了快兩年了，這是第一次開家長會，我當然要認真對待。我在腦海裡習慣性地整理了一下對兒子成長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歸納了一些我對兒子到美國後在文化衝突下面臨的一些特殊問題。心想，開家長會時，到了老師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問題，我要爭取主動，對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師請教的問題都要有的放矢，別讓美國人覺得我們中國人對孩子不關心、不重視，也別讓他們覺得我們中國人到了他們美國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們可是一個有著古老文化傳統的民族，我們擁有源遠流長的文明呢！
開家長會的那天，我沒有忘記帶上筆記本和兩支筆，這是我在中國養成的習慣，參加家長會和我參加各種考試時一樣，一定是兩支筆伺候，以防不測。在中國，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講的話，我都要記在本子上，爭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師的話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記一條，或許都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所以我一定要記錄得很完整，以便回家準確傳達給孩子，自己也好反覆領會其中的深刻道理。
開家長會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趕到了孩子的學校，走進會議室一看，氣氛有些別樣。會議室裡又是氣球又是彩帶的，不像是家長會，倒像是開聯歡會。
儘管心裏直犯嘀咕，但心裏又想，這不是在美國嗎？遇到什麼「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國佬什麼花樣不能搞啊，思維方式不一樣嘛。
班主任弗絲女士已經在會議室裡等候了，見到每一個孩子的家長進來，都是帶著微笑，一陣寒暄，忙得不可開交。人來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會議開始。
這時我才發現，孩子們也和家長坐在一個會議室裡，而且老師也絲毫沒有讓孩子們「退場」的意思。我有些不解，這不是家長會嗎？怎麼也讓孩子在這裡呆著！一會兒要是談起孩子們成長中的問題，難道就讓他們當面聽著嗎？美國佬這是什麼路數啊？不是尊重所有的個人包括孩子的人格與隱私嗎？
班主任弗絲女士是教育學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別熟悉她的那種作為教師的「職業性」微笑，這種微笑不僅給你一種平靜和安全的感覺，而且給你一種信心和鼓舞。當年兒子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們徵求她的意見，是讓孩子進美國的普通小學，還是讓孩子進「雙語」學校？弗絲反對讓孩子進入雙語學校，她帶著微笑卻不容置疑地說：「請相信孩子的語言能力，就讓他在我們這所公立小學裡上學吧。有一天，你們會突然發現，他已經在用熟練的英語與同學們聊天了。你們不要擔心他的英語，要擔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當時我看著連「How are you ！」都聽不懂的兒子，真是不敢相信弗絲女士的斷言。但是後來的事情說明弗絲女士是對的。也就是在半年後的一天裡，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發現兒子拿著電話和他的美國小夥伴有說有笑地在聊天了！兒子英語雖然簡單，但是很流暢。我很奇怪，為什麼這之前我就沒有聽他說過一個完整一些的英語句子呢？我不是搞語言學教育的，我不知道這裡的奧秘。當然，我一直堅持嚴格要求孩子在家裡一定不能說英語，這倒不是因為聽了弗絲老師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會說中國話了，我會愧對祖先！感謝老天，我的這一要求讓兒子至今一直保留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漢語口語沒有任何障礙。但是隨著他的英文越來越熟練，他也幾乎不能用中文寫作，對中文的閱讀也日益艱難了。弗絲老師真的是在微笑中預見了一切。
弗絲老師向大家問好後，帶著幾分神秘說：「今天對在座的孩子們的家長，可能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我們為你們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禮物。確切地說，為你們送上這個禮物的不是我們這些教師，而是你們的孩子！」
孩子們此時也交頭接耳，嗡嗡地議論起來。弗絲女士說：「孩子們，請不要吃驚，你們當然也不知道這個禮物是什麼，因為兩小時前，我們剛剛把它從一個遙遠的地方取回來。但是，確實是你們創造了它。」
這時，她向一位站在旁邊的老師示意，這位老師轉身走出會議室，從外面推進一個有輪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綢布覆蓋著的一個四四方方的大方塊兒。弗絲女士走上去輕輕地掀開了綢布，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擺放得整整齊齊的一大摞新書。
面對著人們驚詫的目光，弗絲女士很得意地說：「這個學期，我們講授了英文詩歌的寫作，我讓孩子們試著寫了一些詩，這些詩感動了我，也感動了我的同事們，於是我們決定把它們彙集起來，印成這本詩集。我想，這可能是你們的孩子們人生的第一部詩歌作品，是他們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請各位閱讀吧。你們會比我更為孩子們的才能驕傲！因為是你們養育了他們。」
一瞬間，會議室鴉雀無聲，所有的家長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話。漸漸地，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幾位西服革履的家長已經沒有了來時的矜持，紛紛站起身來，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書了。孩子們更是喧聲一片。
———這太出乎意料了！我們的孩子，眼前這些小學生，竟然寫了詩，還印成了書！
老師們把書一本一本發給了家長。我也拿到一本，打開目錄，很快看到了兒子的兩篇「作品」。
一首詩題為《朋友》，寫的是他出國前與國內的小學同學分別的感情經歷。兒子離開中國的時候，心裏的痛苦，對童年小夥伴的懷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詩裡述說著對童年友情的感受：我們都會長大，我們再見面時，可能都難以辨清對方的臉龐，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憶也會永遠伴隨我，直到我白髮蒼蒼。
天啊，離開中國，離開小夥伴，讓兒子一下想到了「老」嗎？
他自己畫的一幅畫成了書中這首詩的題圖，畫面上是一個橢圓形的地球，兩個孩子站在地球的兩端，仰望著天上的雲。
還有一首詩寫的是《時間》，我從中聽到了兒子對時間的感受。他說，時間本身沒有速度，只是因為人的存在，時間才變得不同，就是對同一個人，時間也會變化，當你在不知道去做什麼的時候，時間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為它在流失；而當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覺得時間不夠用時，時間實際上很慢，因為你的創造已經拖住了時間的腳步。時間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這難道是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社會學意義的解釋嗎？
為這首詩配的圖也是兒子畫的，上面是一個變形的鬧鐘，時針和分針已經變成了人的兩隻手，正在拉著已經跳出表盤的標示著12個小時的阿拉伯數字。我不敢說這幅畫有多大的美學價值，但是它確實反映出孩子對時間的理解。
我一遍遍讀著兒子寫的詩，剎那間似乎對孩子有一種陌生的感覺，這種感覺非常複雜，先是感嘆，但是很快就被一種自責的心緒籠罩了。我自認為平日對孩子不僅是很瞭解，而且是很關注的，我是職業記者，平日就是與人打交道的，面對社會採寫的也都是「深度報導」，我一直相信自己很瞭解兒子。但看了兒子的詩以後，我發現我錯了。
我發現，我這個比他大了30歲的父親，對人生的的體會有的時候未必有兒子細膩，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驚異兒子對英文詩歌韻律的掌握。我記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還為他對英文報紙的一則廣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釋而惱火，和他嚴肅地談過學習英語的態度問題，實際上當然是教訓他。兒子當時真是很老實的樣子，我還為自己抓住了他的隱藏很深的弱點而暗自得意呢！
看著兒子寫的詩，我不禁問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發生的變化嗎？我真的瞭解自己的兒子嗎？
捧著這本孩子們寫成的「書」，我內心充滿了感動！這本書裡不僅有兒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書籍的英文詩作，而且記載著兒子到了美國後最初的成長歷程，不僅是美國小學教育不同凡響之處的一個實證，也是我作為一個父親反省自身侷限的鏡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於是問弗絲女士能否滿足我的要求。弗絲女士笑著說：「對不起，每個家庭只能有一本。這是絕版的印刷。因為我們沒有更多的經費。所以，我們也希望家長們能夠支持我們，讓我們以後多做這樣的工作。」
當老師們推出一個巨大的蛋糕為孩子們祝賀時，會場上的氣氛更加熱烈。一些美國的家長們忘情地親吻著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剛剛看到孩子從遠方歸來似的。顯然，不少家長和我一樣，被震撼了，被感動了，我們可能真是在這一個晚上，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們也顯得很興奮，他們都神采飛揚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談，笑聲不斷，顯然他們在為自己驕傲。
我也看到，家長們都不聲不響地走到會議室窗臺前，那裡放置著一個捐款箱，家長們都在捐錢。這個時候，誰不覺得捐款是樁最應該做的事情啊！
儘管很感動，我還是沒有忘記我印象中家長會上的「法定程序」———徵求一下老師對孩子的意見，這似乎應該是「家長會」的慣例。我找到弗絲老師，問她，我的兒子在學校有什麼問題？老師說：「他要是有什麼問題，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會等到現在。」
可能是想起我與她見面時經常問她我的兒子有什麼問題這樣的話，弗絲老師笑著問我：「你們中國人總是在研究孩子的‘問題’嗎？」
我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綢繆’，還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漸’，還有一句叫……」
弗絲女士微笑著打斷我說：「讓我們用更多的精力去發現孩子們的可愛和他們的潛能吧，鼓勵他們，引導他們，讓他們心中充滿自信，充滿光明，充滿歡樂，這樣孩子才有更大的興趣去學習，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戰勝困難。」
回家後，我問孩子，你什麼時候寫的這些詩啊，我怎麼不知道啊？兒子說，就是課堂上老師讓我們寫著玩的，又不是作業。我問：「老師沒有告訴你們要出版？」 兒子說：「沒有。老師就是說，你們寫得很好，再努力寫，你們中間會出現真正的作家。誰知道她真的把我們的詩給印成書了。爸爸，你說過，作家就是寫書的人。現在我們也寫書了，我們現在都是作家嗎？」
讓我怎麼回答呢？這本不起眼的詩集，在孩子們的心中有多重的份量啊！可能就是這本小小的詩集，會激發起孩子對於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未來的作家可能真會是從這裡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發現，當天參加家長會帶去的筆記本上居然一個字也沒有記。孩子長到12歲以來，我參加了多少次家長會啊，而這是我第一次在家長會上沒有對老師說的話作現場記錄。
那天晚上兒子也非常興奮，12點了，還在寫他的日記。我發現，從那以後，兒子開始喜歡寫點兒東西了，而且寫得越來越快。他一有什麼感慨，就寫上幾句詩一類的東西，遇到什麼事情，可能就會寫出一篇記事散文。
儘管我和兒子都認定，他以後是要學理工科的，自然科學是推進人類進步的絕對的「物質力量」，何況咱們中國人是在美國，為了謀生，為了把日子過好，也都是重理輕文的。但是從那以後，兒子對寫作的興趣始終不減。
我的一些留學生的朋友看過我的兒子寫的一些文章後都說，他寫作的天賦是受了我這個當記者的爹的遺傳。其實，我根本不相信遺傳之說，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詩集，激發了兒子對寫作的最初興趣，培養起他對寫作的自信心。那本詩集讓他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特別是有用英文寫作的才能，於是，他才興致盎然地嘗試各種文體的英文寫作。
那次家長會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揮之不去，讓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嘆美國老師的用心之良苦，他們通過把孩子們的作業編輯成書這樣一個舉動，完成了一個多麼複雜的教育環節！
———孩子們看到自己寫的詩變成了真正的書，而且讓自己的父母閱讀後真正受到感動，於是，孩子們重新認識了自己！與此同時，每個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創造的「奇蹟」，在這個「奇蹟」面前，家長們也重新瞭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對自己孩子全新的瞭解面前，稍有頭腦的家長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過程中與孩子的關係，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敗，從而去尋找培養和教育孩子的更為正確的途徑。
這使我想起在國內的家長會。學校一下開家長會的通知，家長和學生就開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臨一次嚴峻的考驗。家長會上，校領導和老師們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時老師們的講話是從學校的擴音喇叭裡傳出來的），抑揚頓挫地講著話，時而指出嚴峻的競爭局勢，時而佈置艱鉅的考試任務，不時會指責一下典型的學生或者家長，接著危言聳聽地發布全面警告。此時，家長們坐在孩子們的座位上，低眉順眼，洗耳恭聽。那些平日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的家長，更是心驚肉跳，如坐針氈，受了這番「折騰」之後，還要與折騰完自己的老師再去認真研究怎樣折騰（整治調教）孩子的對策。而孩子們呢？此時正躲在家裡魂不守舍地猜想著家長會現場的種種景象，充滿憂慮等待著父母的歸來，不知道老師與家長私下運籌了什麼，自己的處境又會發生什麼變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長會後受到父母的打罵。開家長會的這一天，特別要是趕上孩子在期末考試或者是升學考試前的家長會，對一家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驚恐的日子。家長等待著老師的「宣判」，孩子則等待著來自老師和父母的雙重「審判」。
我的兒子在中國只念到小學四年級，我記得從他三年級開始，每次開家長會的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實的日子。每逢這一天，兒子顯得特別懂事。實際上，我是從來不打孩子的，也從不為孩子考試高幾分低幾分而責罵他。何況他從小受我們的影響，總是想做個好孩子，而且也確實做得不錯。然而就是這樣的好孩子，也還是如此懼怕「家長會」。可見中國學校「家長會」的威嚴之甚。
我們中國的家長會為什麼讓家長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緊張，甚至恐懼呢？教育為什麼把它的服務對象塑造成了懼怕教育的人？這是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異化」現象？那麼，究竟是孩子們在內心叛逆了教育，還是我們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說：「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她為什麼說得這樣肯定？她說，她確信，每一個生命都有特殊的潛能，而教育的任務就是要開掘每一個孩子的創造力。這不只是教育學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
1993年，我採訪了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一位教育學專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發採訪梅克教授的慾望，完全是因為她從事的專業名稱和她的研究對象之間那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強烈反差。
她從事的專業是「天才教育」。在我們這些中國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著與眾不同，意味著超凡脫俗，意味著出人頭地……而一說到天才教育，我們就立刻會想到名牌大學的少年班，奧林匹克學校，以及種種為培養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極少數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權……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對象，卻是那些長期被人們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兒童、新近移居到美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兒童、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兒童和各種各樣的殘疾孩子。梅克教授在這個領域埋頭耕耘了15年。在她的辦公室，我看到各種膚色的孩子的照片，貼滿了整整一面牆的牆壁。
採訪她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在那些看起來比正常孩子更遠離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間，進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靜地回答：「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們，他們更容易被社會忽略。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時常會為他們以後的人生境遇感到哀傷。我想，造成這種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行教育在用一個單一的標準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萬別的孩子，從而制約了孩子們各種潛能的發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這些孩子的辦法來。」
讓每一個孩子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讓每一個孩子最大程度地擁有創造未來生活的能力！這個夢想如此強烈地纏繞著梅克，因此當她摘取了教育哲學博士的桂冠，進入教育科學的殿堂之後，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尋找將夢想變為現實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後，她終於找出一種能夠發現各種孩子的各種特殊才能的測試方法。這是一項在美國教育界前所未見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採用一種使孩子們興致無窮，能夠積極參與的測試方法，在一種近乎遊戲的過程中，對孩子們的各種能力進行嚴格檢測並作出精確的定量分析，從而作出對孩子們的各種能力的準確判斷。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孩子的發展特點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規劃，然後指導教師和家長進行實施。
———這是一個多麼複雜的工程！它細緻到要對每一個孩子的特點進行全面分析，對每一個孩子的教育進行系統設計。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個假想的純粹的科學實驗，很少有人相信這項科學研究對於改革和推進教育實踐有多少應用價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帶領她的科研組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十多年過去了，他們的工作成果，終於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老師、家長和教育管理者們的關注。
我採訪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亞利桑那州已經有4 所印第安保護區的學校、10多所普通學校、加利福尼亞州的50多所學校、北卡羅來納州的數百所學校，都已經在使用梅克教授的這種方法，對他們的教育對象、對他們承襲已久的教育體制進行重新的審度、剖析和規劃。就連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學校，也開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進行實驗。
梅克教授對我說：「我的研究遵從一個基本的思想原則，這就是去發現每個學生的長處，並且最大限度地去發展這個長處。而以往人們的觀念，恰恰與此相反，認為教育的任務是去發現孩子們的短處，再想方設法去彌補孩子的短處。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孩子們不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動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會產生不可改變的對於教育的牴觸心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著孩子們能力的開發與培養。」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發現孩子的長處，激發的是孩子的自信。而專門注視孩子的短處，激發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認真地說：「我在各種場合都強調這樣一個觀點：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現行教育的公認標準認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實際上也有特殊才能，這是人所擁有的天賦，而我們今天的教育，往往把這種最應該重視的東西忽略了。」
我問梅克教授：「你認為推廣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人的觀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乾脆。「可能傳統教育理念太強大了。人們習慣於要求孩子們去適應教育提出的標準，而不是讓教育去滿足孩子發展的需求。這個觀念不改變，教育就難以走出自己的誤區。」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應該讓人去適應教育，還是讓教育適應人！
梅克教授說：「我相信，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每一個孩子都是富有創造力的生命，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發現他們的天賦。我想，文明發展到今天，人類已經應該能夠看到每一個生命擁有的價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經得到美國教育界的普遍認同。這種觀念不僅承認差異，而且尊重差異；不僅尊重一般性的差異，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異，在他們看來，人的千差萬別恰恰構成了人的豐富多彩的創造力的基礎，而教育的任務恰恰應該是把人的各種各樣的能量發掘出來，而不能像可口可樂的生產線，把自己的產品造成一個模樣。
採訪過梅克教授之後，我對美國教育為什麼通常不用一成不變的方式去授課，不用一套標準答案去測驗學生的能力，不用類似於成績排位的方式去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為什麼能夠給學生那樣大的自由度，讓學生們去想像、去發揮、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說的一句話深深震動著我：「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
我想，或許正是這樣的理念，推動了美國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基於這種對人的價值的認識，人們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個性，進而想方設法去開發每一個孩子的潛能。
讓每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潛能，讓每個孩子建立起堅實的自信，讓每個孩子從事屬於他們自己也屬於這個社會的富有個性的創造！這就是美國教育為自己設定的任務。他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處心積慮，孜孜以求，不遺餘力。
1994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由眾、參兩院經過激烈辯論通過的《美國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該法案有十大內容，其中第一部分內容是《美國 2000年教育目標法》，確定了美國2000年的8 項教育目標。在這8 項目標中的第3 項目標，就專門論及了基礎教育的目標，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教育的追求：「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學生的基礎文化水平，提高全體學生的推理能力、解決難題的能力、應用知識的能力、寫作的能力和進行流暢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兩種以上語言的學生的比例；所有學生都要參與促進個人品德良好發展的活動，參加促進身體健康的社區服務和培養個人責任感的活動，接受體育、衛生教育，保證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使學生學會開動腦筋，成為負責的公民，能接受繼續教育並在生產部門順利就業。」
在這個培養目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學生的基礎文化水平，是對孩子們今後的發展至關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訓練，是孩子們的道德水平和責任感的培養，是全面保證孩子們的身心健康。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們把上述目標的追求設定在「全體學生」、「所有學生」的身上，也就是每個孩子的身上。
關注每個生命，開掘每個生命的能量！這是美國在中小學教育目標上的國家意志，起碼是落在文字上的國家法律。這個法律能否真正落實，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教育渴求。
兒子在美國上小學的時候，我去他們學校考察，發現同一年級的各個班級上課的方式都不一樣。同樣是教美國歷史，有的班級組織看電影，有的組織去博物館，有的班級的作業是讓孩子寫文章，有的則是讓孩子模仿歷史人物進行演說，千奇百怪。
我本來是想跟老師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書，配合課堂教學輔導一下孩子，但卻發現，老師根本沒有什麼教科書。
我問老師：「你們上歷史課不指定教科書，學生怎麼掌握要點啊？」
老師說：「對於歷史，每個人的興趣點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讓孩子們知道一個大的發展脈絡就行了，我們不指定教科書正是為了讓孩子們不受束縛地接觸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問題！一本不適當的教科書，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讓他們覺得歷史就在一本小小的書裡，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壞了孩子學習歷史的興趣，讓他們此生把歷史拒之門外。」
美國的中小學校非常看重孩子們的學習興趣。他們提倡尊重每個孩子的性格、習慣、喜好，鼓勵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創造能力。這與我們中國的教育大不一樣，我們中國，從孩子進入學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個公認的標準放置在孩子眼前，讓孩子們死記硬背，千差萬異的孩子都要按照這個標準被剪裁、被馴化。
一個是要孩子們必須適應大一統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個是儘可能地開掘每個孩子的內在潛能，促進其自由發展。觀念不同，出發點不同，教育的方式就產生了巨大的差異。
美國教育部門規定，中小學教育中，語文、數學、科學、地理、歷史、外語和藝術七門功課為主課，各學校執行統一的教育大綱，學生畢業時通過考試檢驗學習情況。作為一個國家的教育，他們也是有一個統一的原則標準的。
但是，這個統一的教育大綱，實施起來卻又十分靈活。美國並沒有為七門主課編寫全國統一教材，他們的中小學的教材一般都是由專門公司編寫的，市場上同樣一門課程會有各種版本的教材供學校及教師選擇。這就使學生和教師都贏得了自由的空間：哪種教材更適應孩子的特點，同時也更適合教師的發揮，就去選擇它。
美國中小學的其他輔課更是由各學校甚至教師自行決定其內容、教材和教學方法，課程的原則只有一個：貼近生活，務求實用。美國中小學會為孩子們開設園藝、電腦、駕駛、縫紉、烹飪、木工、機械、攝影、繪畫、樂器等豐富多彩的實用專業課程。這些課程通過對孩子實行各種基礎的技術培訓，提高孩子的動手能力，讓孩子們瞭解什麼是生活，什麼是謀生，讓孩子們知道怎麼去生活，怎麼去謀生的一般知識，也從中激發學生對大千世界、對千行百業的興趣。
美國基礎教育中這樣一種高度自由開放的教育模式能夠存在，能夠延續和發展，還與大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的「介面方式」直接相關。美國沒有統一的大學升學考試，學生高中畢業升入大學時只需參加一個「學業能力考試」，這項測驗主要是考核學生的數學和語文水平。在一年中，學生可參加幾次這樣的考試，哪一次的成績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績為準，從而避免了一考定終身的偶然性。
大學在錄取學生時，除了看「學業能力考試」的成績以外，主要看學生平日各學科成績，看學生的品行、興趣愛好、特長、個人自傳、老師推薦信以及參加社區服務的情況，這時他們看重的是一個孩子的全面素質，並不是一次考試的成績。如果美國大學像我們這樣「一考定終身」，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也不會有現在這種自由開放的景觀了。
我常想，教育應該是與製造業完全不同的產業：製造業需要的是標準化，只有標準化，才能有大工業。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個性化，因為每個人是千差萬別的，開發千差萬別的個性潛能，才是產生創造力的基礎。只有千差萬別的創造力彙集起來，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亞利桑那《每日星報》的總編輯約翰。派克請我吃飯，飯後他問我是否要一點甜食，我說冰激凌吧。約翰。派克說：「好！咱們不在這兒吃，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約翰。派克把我領進一個號稱是圖桑地區最有名的冷飲連鎖店，他神秘地一笑，對我說：「你將見到一個有趣的人。」
當我走到櫃臺前決定選擇哪幾種冰激凌時，我發現，那琳琅滿目的樣品都標著我幾乎讀不出來的英文單詞。原來，這裡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採用特殊方法製成的，品種繁多，在大商店裡絕對見不到。
這時從裡面跑出個精幹的小夥子，見到約翰高興地大叫：「老朋友，你怎麼有空來這裡？」
約翰指著我：「這位中國記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會有興趣知道你怎麼從一個工科碩士成了一個冰激凌店的老闆。」
工科碩士？冰激凌店的老闆？我有些吃驚地打量著眼前的這個年輕人。
小夥子笑了，他對我說：「就是因為一個夢，一個孩子的夢，讓我成了一個賣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訴我，小時候，他最愛吃的東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總是搶他的那一份，他不給，就要挨打。那時他就下著決心：長大自己要開個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後來，長大了，他嘗試過寫作，當過攝影記者，他甚至為當一個工程師而修了個碩士學位。但是，幼年時那個冰激凌店的夢想始終纏繞著他。最後，他終於放棄了所有的嘗試，來到美國最炎熱的「沙漠火地」———亞利桑那州，實現了他的夢想，開了一個配方獨特的冰激凌店。
經過幾年的奮鬥，他的店從一個變成了兩個，又從兩個變成了三個，最後發展成為連鎖店，生意紅火得不行！他感慨地說：「我為我的冰激凌店驕傲，不只是因為它給我帶來的財富，更重要的是它給我帶來精神上的滿足，它讓我相信，我可以把夢想變成現實。」
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堅持不讓我們付錢，還送給我一件印著他的店徽的T 恤衫。他對我說：「你是吃我的冰激凌的第一個中國記者，也許有一天，我會把我的冰激凌店開到中國的北京，開到天安門廣場邊上，那時你可一定要來！」說完又自得其樂地笑起來。
離開冰激凌店時，天色已晚，深藍色的夜空繁星閃爍。這個狂妄的、要把冰激凌店開到天安門廣場的美國小夥子讓我浮想聯翩：人類的理想和才能可能就像這滿天星斗，千差萬別各有不同，然而它們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類文明的壯麗景觀。
興趣，是一個最好的老師，它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小心地呵護興趣，為千奇百怪的興趣，千奇百怪的志向，提供發展的可能，或許應該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標。
我在想，我們能夠在太空梭的駕駛員和這位冰激凌店的老闆之間區分出誰的理想和能量更偉大嗎？我相信，無論是面對人的生命的價值還是面對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二者之間只有不同，沒有高低。
對於一個人來說，只要他選擇了適合自己的職業，施展了自身生命的潛能，就能在為社會服務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幸福進行真正的創造。把公民個人利益的獲取和國家利益的推進融為一體———美國的教育，正是為了這個目標的實現。
（三）
造紙房子，觀察螞蟻，從小學開始，美國老師就讓孩子動手、動腦。進了中學，美國老師甚至讓學生去參與研究城市燈光布局的市政項目。美國學校培養學生的著眼點不是前人已經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們進行全新創造的能力。
當我看到我的兒子一進美國小學就開始上「講話」課，接受表白和張揚自己的訓練時，心裏就隱隱感到幾分不安。
這是什麼訓練啊！讓孩子在全班同學面前表白自己有什麼優點，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特長，有什麼了不起之處。這與我們中國人要謙虛為人，要謹慎從事，要縮首斂翼，要知深知淺的教育，大相逕庭！我真怕兒子在這種吹牛訓練中變得洗臉盆裡扎猛子———不知深淺。
可我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人家美國學校的課程啊，於是只好等兒子回家後給他「消毒」，告訴他什麼叫「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什麼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什麼叫「虛懷若谷」和「海納百川」。
兒子進了中學以後，乾脆在專門的課程上訓練起演講能力了。這可不只是說自己有什麼優點，更要說自己的宏圖大志，說自己的遠大抱負，說自己的意願實現之後對國家、乃至對人類文明的推進作用。這就難免讓咱們中國人覺得是有點雲中說夢，甚至胡說帶八道了。
想想咱們中國人「腳踏實地」、「只事耕耘」這些古訓，我真是擔心在美國這樣的教育下孩子會變得誇誇其談，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終無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國老師道出了我的憂慮。老師向我解釋說：「學校讓孩子自我伸張，自我表現，是為了讓孩子有與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溝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瞭解，才能和諧共處，才能攜手共事。不能順利地與人交流，是產生誤解、產生矛盾，甚至是發生衝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說，行了，老師，您別說了，我全明白了，因為您說到我的專業裡來了，我的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學新聞的，儘管我的興趣在採訪和寫作這些新聞實務領域，但是我對傳播學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說的道理肯定都對，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兒子變成你們美國人說的「BIGMOUTH」（誇誇其談的「大嘴」）。
老師說：「我們不僅要教會孩子們怎樣說，更要教會孩子們怎樣做！你不用為此擔心。」老師話說得客氣，但是神態中可以感到美國佬對我的憂慮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顧。
幾年過去了，我的確看到了美國學校怎樣教會孩子們「紮紮實實」地學習，「腳踏實地」地做事，「堅持不懈」地奮鬥。
兒子上小學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老師留下這樣的作業：用紙製作一個你喜愛的房子；寫一篇螞蟻怎樣生活的觀察報告；寫一篇人類怎樣發明瞭汽車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業一下來，孩子就忙活開了，家裡就像遭了劫一樣，被翻得一片凌亂。他要麼找出一大堆過期雜誌，畫筆剪刀膠水擺滿桌子，又是畫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後鼓搗出一個不倫不類的龐然大物，得意地告訴我，這是50年後的房子模型。要麼就連續幾天，放學後和同學到公園去，晚上回來時像個泥猴似的，問他幹什麼去了，那張小髒臉興奮得發紅：「觀察螞蟻去了！」然後給我看他們寫的對螞蟻行為的觀察。要麼就是去圖書館，背回來一堆書和錄像帶，寫他的汽車發明史的「論文」。對於作業，兒子總是要興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時間。
當然，作業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個紙房子可不算完，老師還要讓孩子同時提交記錄製作過程的文章，特別是製作想法的文字說明；光寫一個螞蟻生活習性的「調研報告」也不行，老師還要讓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螞蟻習性」的三張照片；交上汽車發明史的「論文」，老師會要求孩子同時提交在圖書館查閱圖書資料的借閱目錄存根。
兒子的作業，幾乎每一個都是小小的系統工程，孩子非要調動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非要動用「聽說讀寫做」的綜合能力不可。我發現，這些作業不僅讓還是小學生的兒子非常有成就感，而且興趣無窮。兒子提的問題漸漸多起來，想像力也開始豐富起來。
有一天，兒子一放學，就火急火燎地非要讓我帶他去亞利桑那大學的圖書館不可。我正忙著寫一篇文章，就和兒子商量：「明天去不行啊？」
「不行不行！要找的書太多了！」
看著兒子急得紅通通的小臉，我覺得奇怪，一個孩子，什麼事兒至於這樣急赤白臉的？兒子告訴我，歷史課的作業多著呢！
我要兒子把老師留的作業拿過來，一看，真吃了一驚：這作業的陣勢咱們在中國還確實沒見過：
1.老師讓孩子們去圖書館任意尋找10本關於美國歷史的著作。
2.用自己的語言分別寫出這10本著作的內容概要。
3.再從每部書中選擇你認為你印象最為深刻的描寫、論述或者是數據做5 張卡片，一共要做50
張！卡片上要註明引文出處，包括要註明作者、書名、出版機構、年代和版本。
4.這還沒完，老師還要求孩子們從書中選擇自己認為對美國歷史發展進程起到過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對每個人物寫上一段幾百字的評論。
我問兒子，這個作業老師給了多長期限？兒子說四周內要完成。難怪他這麼著急，這個「活兒」，就是成年人也得忙活一陣子呢。
學校佈置的這類作業一般沒有「標準答案」，給你一種可以完全任你自由發揮的空間。當然，讓你發揮的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文字描寫，但是對你完成作業的基本方法和投入的工作量是進行嚴格要求的。
我很為美國老師想出的這種作業方式而感慨！我想，孩子對學習的興趣，他們學習的主動性，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可能就是在這樣的作業中一次一次、一點一滴被開掘出來的。
我們中國孩子們面對的作業，更多的可能是課本後面的練習題。我小時候的作業，基本就是默寫生字和做那些枯燥的習題。據說現在的孩子簡直就是陷在題山題海中了，在這種枯燥的習題中，孩子們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是在模仿前人，複製前人，或者說敬畏前人，而不是俯視前人，思考前人，質疑前人，因此也就難以積蓄起超越前人的力量。
美國人有時給人的感覺是有點牛氣哄哄，什麼都敢懷疑，什麼都敢問一個「為什麼」。我想可能與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有關，沒有什麼讓他們感到畏懼，感到不可「冒犯」。美國的教育鼓勵孩子們的挑戰精神。孩子進入中學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甚至會問孩子：你認為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有什麼侷限？
———托馬斯。傑斐遜是什麼人哪？他是美國立國的偉人之一，他是美國精神的代表啊！他起草的《獨立宣言》不僅被視為美國的立國之基，而且是資本主義最經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獨立宣言》被多少西方學者視為是人類高尚道德精神和傑出智慧的結晶啊！
然而老師的這一聲詢問，起碼讓孩子們去做幾件事情：1.好好閱讀甚至要研究一下傑斐遜和他起草的美國的立國宣言；2.認真研究一下各種專家學派對傑斐遜的評價；3.調動學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更重要的是老師告訴給孩子們一種理念：你們可以對世間的一切進行質詢，進行思考！包括對「神聖」和「權威」的東西進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勵孩子們在思考中質疑權威，可能不僅是在教授一種奇絕的學習方式，而且是在培養一種非常重要的思維品質。理性地看待前人，才能更確切地瞭解前人的建樹，認識前人的價值，看清前人的侷限，由此生發的對前人的評價也才能更加客觀。
兒子為了回答老師的問題，在網際網路上找到《獨立宣言》的原文和評價《獨立宣言》的各種文章，一邊閱讀，一邊作筆記。他感慨地對我說：「托馬斯。傑斐遜絕對不是一般人！」我問兒子：「他哪兒不一般啊？」兒子當時就朗誦起《獨立宣言》的原文來：「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兒子接著感慨道：「不可思議！200 多年前的人怎麼就能有這樣傑出的思想！可能是受到的壓迫太深重，才生出了特殊的智慧。」
我問他：「你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侷限？」
兒子說：「我沒有發現他的侷限，我倒是看到現在人的侷限了！」幾天後，他把他的作業給我看，題目是《我們今天離托馬斯。傑斐遜有多遠》，裡面充滿了現實批判精神。
我相信，老師當時對孩子們的提問，絕對不是讓孩子們去否定傑斐遜，而是讓孩子們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打開眼界，活躍思維，在這個過程中更深刻地瞭解歷史上的偉人們建造的宏基偉業，感受這些歷史偉人的不同凡響之處，從而激發孩子們為社會、為人類進行全新創造的內心衝動。
在完成這種作業的過程中，孩子要閱覽比教科書上豐富得多的資料，面對圖書館浩如煙海的書籍資料，孩子們會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教科書的內容太有限了，知識的海洋在小小的課堂之外！
孩子在閱讀各方專家學者對一個事物不同角度的描述與分析時，不僅會打開眼界和思路，而且會發現，對同一件事情，人們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的複雜，每個人的觀點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因此，孩子們就不會輕易相信什麼「絕對權威」，同時也不會隨便忽視「一家之言」的價值。
老師深刻的用心還在於，讓孩子們在完成這個作業的過程中鍛練閱讀能力、概括能力、思考能力、寫作能力，熟悉學術研究中的資料收集、歸納整理和綜合調用的技術。這可能對孩子們的一生都有用。
兒子進了中學，老師的要求更嚴格了。論文中要求引文的數量和參考書的數量，不能少於多少篇文章，多少部著作。你的論文觀點如何，沒人追究，但你的功夫必須下到，你的研究方法要正確，你要言之有據，注重事實！
我想起我參加中國高等院校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工作時的情景，在論文評議表的評語欄中，對評審人撰寫評語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審定論文的觀點是否正確。
———觀點是否正確？逢到這時我就非常作難，論文的觀點正確與否應該依據什麼標準？是依據我的經驗標準，還是依據這個領域的學術權威的經驗標準？我想即使是擴張到以人類已有的全部經驗為其判斷是非的標準，其侷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難道人類憑藉已有經驗劃定的是非界限是永恆不變的嗎？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實踐嗎？而實踐恰恰是不斷更新啊！我們在高級專業人材的培養過程中，在他們面對全新領域進行探索性研究的時候，怎麼能對他們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進行是與非的評判呢？在我們的高級學術研究領域，我們這樣做，是不是在思維觀與方法論上犯了一個低級的卻是致命的錯誤？
美國學校給孩子的「大型」作業，往往具有這樣的特徵，一是沒有標準答案，讓你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二是對方法要求嚴格，訓練你觀察和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三是實用性，讓你去關注生活的實際，讓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價值。這種作業你想偷懶都困難，找不到機會。
美國學校在一種表面上輕鬆、開放、自由的教育過程中，對孩子的基本的學習能力、研究能力、動手能力、觀察能力進行訓練，對他們的嚴謹、細緻、專心的習性進行培養，讓孩子們從小養成尊重事實、注重調查的務實精神。美國老師佈置的作業，看上去和玩一樣，但是對過程的要求非常細緻，孩子幾乎不可能偷懶。
兒子上高中的時候，老師佈置了一個作業，是亞利桑那州圖桑市政府的一個市政科研項目。圖桑有點像我們中國的雲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達到330 天以上，因此，美國天文觀測臺站都雲集此地，據說美國全國科研機構的90% 的天文望遠鏡都在這個地區。
對天文觀測來說，不僅要求空氣的澄淨，而且對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嚴格，越微弱越好。但是圖桑又是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整個城市的夜間公共照明系統的明亮度直接關係著當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們希望這個城市夜間燈光璀璨。這樣一個尖銳的矛盾，讓市政府和相關科學工作者都非常頭疼，始終找不到一個兩全的方案。
兒子所在的中學就把這個難題拿回了學校，擺到了學生們面前。
兒子和他的同學們組成了一個課題組，在進行了短暫的研究之後，就分別進入了認真的先期準備工作：從網際網路上查找相關的資料，在世界範圍內去尋找其它城市照明的各種布局結構，公共照明系統的最新技術，把地面照明對天空反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徑。
為了這個作業，孩子們走訪了當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機構，用電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專家求教，尋找當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術。他們也走訪了亞利桑那大學天文系一些天文觀測機構，與天文學家們一起探討天文觀測所需要的環境條件。
這個項目整整做了一個學期又加上一個暑假。最後，他們從照明系統的整體布局，根據不同時段對光源強度的適時調控，燈管、燈罩、防反射裝置的配備等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圖桑市區新型照明系統建設的可行性報告和一組新型照明系統的規劃圖。
兒子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作業中，忙得腳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訴我：「這個作業把我們都變成城市照明的專家了！」
沒過多久，他們的研究報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門的嘉獎，在討論城市照明系統的專門會議上，一群真正的專家們還請批評指正了他們的課題小組去列席旁聽。學校就是在這樣的活動中，讓孩子們知道，一切學習最終都是要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因此，要勤於動手，要勤于思考，要實事求是。
誰要是認為美國的開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縱學生，是讓學生們有機會偷懶耍滑、投機取巧，那就錯了。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在教育中體現得十分充分，他們也同樣要求孩子們吃苦耐勞，刻苦奮鬥。美國學校對孩子們高強度思維的訓練，對孩子們高強度吃苦精神的訓練也是美國教育中的重要內容。當然，這種訓練更多地是體現在孩子進入中學時代以後。可能美國人認為，孩子進入中學後，身體已經發育得更加強健，已經有了吃苦耐勞的「本錢」。
我的兒子在美國進入中學特別是高中之後，實際上也進入了一個「嚴酷的時代」，每天功課壓力巨大，作業量常在4 ∼5 個小時之間。
在美國，上大學同樣是每個孩子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兒子也抱著進入美國名牌大學的夢想。為了應付「學習能力考試」，他每天用大量的時間去讀世界文學名著和美國文學原著，規定自己每天背誦幾十個平時很少用到的單詞和短語，要做一大堆千奇百怪的數學難題。
「學業能力考試」，這個考試的成績雖然不是美國孩子能否進入大學的唯一標準，但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有點類似我們的高考。這個考試的成績，關係到一個孩子能夠進入什麼樣的大學，決定孩子們進入大學後能夠得到什麼樣的資助。美國的一些名牌大學，對這個考試成績是非常重視的。
兒子長期受我們中國父母的教育，對這種關係到他前程的考試更是不敢有絲毫的輕忽。
為了應付進入大學前的「學業能力考試」，高中最後一學期，兒子每天只睡5 個小時，由於睡眠不足，飯量急劇減少，體重也驟然下降，人一下子瘦下來，以至讓從小對他要求甚嚴的媽媽也心疼起來。我們都勸他不要「竭澤而漁」，不要「殺雞取卵」，要注意身體。
而到這個時候，孩子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已經大體定型了。從小學到中學七年的美國教育中，他已經知道了人的命運是自己掌握的，關鍵時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七年的美國教育中，他知道了，目標一旦確定，能否持之以衡是能否成功的關鍵。七年的美國教育已經讓他相信，任何成果都要靠腳踏實地的勞動，靠勤奮工作的積累。他知道，他此生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積蓄實力，去攀登理想的山峰。
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已經讓孩子知道，你可以選擇輕鬆的生活，但是你不可能不勞而獲！想買一輛好的山地車，他就要利用暑假去打工掙錢；想把國際像棋下好參加州賽，他就要拚命背記大本的棋譜；想進入學校的管樂隊，他就要每天早早起床到曠野裡去練習吹黑管。而現在，他面臨的是一個更重要的目標———進入大學，這不僅是他獨立人生的開端，而且關係著他此生的發展方向，因此，他知道，他必須努力奮鬥。這時誰要想阻止他，改變他，已經相當困難。
看著孩子不用任何催促日以繼夜地學習，我覺得他已經知道了怎樣對自己負責。
然而，就在孩子臨近考試的前兩週，我向他端出了我的想法：「休息吧！兒子！你就是考得再好，我看你也不要上哈佛，上斯坦福了！」
「為什麼？」兒子非常吃驚。他覺得他完全有能力考上美國的一流大學，而且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為了這個目標。
我告訴他：「因為我覺得你的知識基礎還不夠堅實，你對美國的瞭解還很有限，你的心理素質還不夠堅強，你還經不起真正的挫折和失敗。總之，你仍然需要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繼續你的知識積累和品格修煉！＂兒子有些不以為然。他覺得他的全部努力有些泡湯的感覺。
我繼續對他解釋說：「憑你的性格，你不能允許自己失敗，這樣你就會拚命學習，而在我看來，大學時代還不是一個人在學業上最後衝刺的階段，你提前興奮有可能會影響你以後對學習的興趣。此外，一旦你在美國名牌大學頂尖學生群中不能領先，你的自信心會受到重大打擊，憑你現在的意志，你還不足以對付這樣的逆境。再說，進入名牌大學，你在第一年也很難拿到足夠的資助，這也會給家庭帶來沈重的負擔，憑我對你的瞭解，這也會給你精神上帶來負擔。」
我說出了我的想法：讓兒子進入一個水平較高的美國公立大學，找一個自己喜歡的專業，穩穩噹噹拿著全程資助，順利完成大學學業，厚積薄發，再進入美國最好的大學去讀研究生，在奠基人生職業最為重要的研究生階段作最後的拚搏。
儘管向美國名校衝擊的念頭那麼強烈，但兒子最終沒有好高騖遠，還是欣然認同了我的籌劃，17歲的時候，拿著我們所在的城市最好的一所中學的前沿成績，進入了美國公立大學———亞利桑那大學，獲得全額獎學金。他在高中時已經修完大學一年級的課程，進入大學後，同時學習計算機和數學兩個專業。同學們都說他 「瘋了」，每個期末，為了應付兩個專業的課程考試，他會忙得每天只睡5個小時。
我對他說：「你犯得著這樣拚命嗎？你得勞逸結合。」他很平靜地說：「你們過去不是老和我說‘藝多不壓身’嗎？現在我有精力，多學些本事，以後的生活中的選擇機會就多一些。」
暑假到了，我讓他回中國玩一玩，他說，不行！我要去汽車修理廠打工！我以為他要打工掙錢，就問他，是不是汽車廠掙錢多？兒子說：「主要還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徹底瞭解汽車！在美國生活，汽車是我的腿，我要對它瞭如指掌！而且要認識一群修車的朋友，真要是有了事情，好有人幫助我！」一個暑假三個月，兒子就在一個汽車修理廠和一群美國小青年摸爬滾打。不僅掙了一筆錢，而且和他的這群修理工朋友一起把他的汽車從頭到尾從裡到外整修了一遍。那天回家興奮地說： 「看！我的車變成新車了！」那得意的樣子就像他當年從大學裡得到助教工作時一樣。
看著兒子為自己的目標去作種種實際的努力，我不禁想起當年怕他變成成誇誇其談的「BIGMOUTH（大嘴）」的憂慮，也想到了美國老師對我的憂慮不以為然的勸解。我看到了美國教育的力量，他們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塑造了人。
從愛護小小的蜂鳥開始，美國小學讓孩子們學會了愛。到了中學，同情心和責任感就是美國教育中強制性的要求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究竟應該怎樣設計和建造孩子們的精神世界？
2002年2 月23日下午1 點10分，在北京動物園的熊山，人們像往常一樣將食品投餵給正在乞食的熊。突然，兩隻黑熊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來回翻滾，發出「嗷嗷」的慘叫。
經診斷，發現兩隻熊是被酸液燒傷了，其中一隻黑熊嘴角滴著白色的唾液，兩隻前爪不停揉搓緊閉的雙眼，發出痛苦的呻吟。
用硫酸燒熊的一個21歲的年輕人被現場抓獲。這個名叫劉海洋的青年居然是北京清華大學電機系四年級的學生。就是這樣一個中國著名高等學府的「天之驕子」，曾經先後兩次用火鹼和硫酸傷害了北京動物園的5 只熊。
傷熊事件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人們一時竟難以理解和解釋。動物園的工作人員，平均2 分鐘就要接到一個熱心群眾的電話，對此事表示憤慨。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國大多數媒體和社會的極大關注。據說當時網上一片嘩然，10天之內，中國最大的一家新聞網站在8 天內對這一事件的網評數量達到25000 多條，甚至超過了美國9.11事件！
同樣是2002年。12月21日晚上，杭州西湖的蘇堤之上，浙江教育學院二年級大學生周英民與同學洪某正在散步，兩人聊天談起了兩性問題，周英民將女友的隱私透露給洪某，洪露出嘲笑的神情。周英民恐洪回校後將隱私透露給其他同學，遂起殺心，趁其不備用隨身攜帶的裁紙刀猛割洪頸部致其倒在血泊之中。
周英民逃離現場後擔心姓洪的同學不死，途中又返回現場，並利用拾得的繩索將石塊綁在洪身上後將其拋入西湖。
就是為了怕同學泄露個人秘密這麼一個小小的原因，一個大學生就能將自己的同學殺死！
近年來，類似新聞不斷出現在報紙上：某縣實驗中學初二五班學生戚恩夥同同學段昌、陳澤將自己的親生母親殺死在了家中。殺完媽媽還計畫殺爸爸。
兩年前浙江金華一名叫徐力的高中學生把母親殺害了。2001年4 月，湖南衡陽一名叫李毅（化名）的初三學生毒翻全家。
不久前，發生了貴州安順市兩名16歲孿生姐妹為「自由」毒死父母的案件，犯罪動因是中考成績未上重點高中錄取線，害怕父母責罵，於是兩人竟決定將父母毒死。她們在煮稀飯時將6 瓶鼠藥放進稀飯裡，其父母食用後發生中毒，並很快死去，她們用被子蓋在父母的屍體上，從家中拿走存摺及2000餘元現金和兩部手機，跑到外地玩耍。
我們的孩子們究竟怎麼了？《中國經濟時報》一篇報導劉海洋燒熊事件的文章用了這樣一個標題：《是誰「教會」了他殘忍？》———是誰教會了孩子們殘忍？我不禁在想：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太注重對孩子們智力的培養了，以致偏離了教育要全麵塑造人的靈魂的宗旨？
《中國教育報》不久前發表過一篇文章，對我國當前一些大學生思想活躍、志向遠大，但卻普遍缺乏公德意識提出質疑：教室髒得沒法進人，課間沒人擦黑板，宿舍水龍頭開著，沒人動手關一下，圖書館裡的書被撕被毀被竊的現象屢屢發生……記者發出這樣的感嘆：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
我們是否考慮過究竟要把孩子培養成一個擁有什麼樣的道德水準的人？我們是否考慮過為孩子們設計一個行之有效的完整的道德教育體系？我們是否考慮過對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所需要運用的方式和方法？我們是否考慮過當孩子們第一天坐進小學校的教室時，對他們進行的第一次道德教育應該從哪裡開始？
我們不如先引導孩子們去愛他們能夠看到、能夠感受到的具體的對象，比如他們的親人、老師、同學，甚至他們身邊的花草樹木、小鳥小狗，讓孩子們從珍愛生命開始學習愛。
我想，我們目前這種對孩子的道德教育的粗疏方式，與一個進了清華大學並且已經讀到四年級的大學生可以在動物園裡用硫酸去燒熊，一個進入教育學院已經兩年不久就要為人師表去「傳道授業解惑」的大學生為了自己的臉面就殺死同學之間不能說沒有任何聯繫。
（四）
教會孩子們「愛」，是一個點點滴滴、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的工程！
美國是信奉基督教的國度，在這個國家中，「愛」被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這樣，他們對孩子「愛」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過宣講聖經入手的。在美國，我注意到，老師會組織孩子們去觀察蜂鳥。告訴孩子們蜂鳥是世界上最小的鳥，有許多奇異之處，它的翅膀每秒鐘可以扇動50∼75次，它每天要吃進相當於自己體重兩倍的食物，它從頭到腳都長著閃爍異彩的羽毛，頭部有細如髮絲、閃爍著金屬光澤的絲狀發羽，頸部有七彩鱗羽，腿上有閃光的旗羽，尾部有曲線優美的尾羽……
當孩子們通過望遠鏡，通過圖片資料對蜂鳥發生了極大興趣的時候，老師就會告訴孩子們，這樣小小的生命是多麼脆弱！為了讓它們和我們人類一樣有食物，有住處，我們需要關照它們，於是，老師告訴孩子們，應該愛護野外的花草樹木，因為這些野外的每一朵花都可能是蜂鳥的糧倉。當然老師也會告訴孩子們，人類活動已經對蜂鳥造成了威脅，於是就帶著孩子們在校園附近的樹上安放餵養蜂鳥的一種專用的餵食器。幾天後，當孩子們看到向餵食器聚集而來的蜂鳥時，歡呼雀躍，這時老師會不失時機地告訴孩子們，就是因為你們放置的這些餵食器，讓蜂鳥有了食物，它們可以更好地生存，可以繁衍後代，炎熱的亞利桑那沙漠間也就會有更多的美麗的蜂鳥了。
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就是被這樣的故事感動的，他們不僅去聽，去看，而且參與其中。孩子最初的愛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萌發的。
記得兒子10歲我剛剛把他帶到美國的時候，他特別喜歡釣魚。誰沒有愛子之心啊，好，給他買漁具，再辦理一個全年的釣魚執照。每天傍晚，帶他去湖邊釣魚。
可能是因為平日釣魚的人太少，美國的魚都特別傻，還沒有生出對人類的戒備心。剛剛把魚餌投入水中，魚就開始咬鉤，搖著線輪一收線，水中的魚飛也似地追逐著魚餌，如果把線收得快一些，魚有時甚至會像飛鏢一樣躥出水面。此時，兒子一邊收線一邊興奮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著孩子在夕陽映照的湖邊一站就是兩小時，我的心裏不知道是什麼滋味：這麼貪玩的孩子可怎麼辦？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國要走的路有多漫長，多坎坷？
後來我回國工作了，兒子在美國上了中學，我知道他學習用功，於是想方設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動。一天，我從網際網路上看到美國市場上正在出售一種新的名為「直升機」機動魚餌，號稱可以輕而易舉地釣到更大更多的魚。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兒子，讓他去買一個。
兒子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那魚可要倒霉了。」接著說：「我已經不釣魚了。真要把動物殺光，人類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靈。」
兒子養了一隻小花貓，非常喜歡它。他這隻貓的本事可謂了得！有一天竟然將一隻小鳥給逮著了，這傢伙並不急於把「俘虜」立即處死，而是不斷地戲弄它，當兒子發現時，小鳥已是遍體鱗傷了。兒子趕緊將小鳥從貓口中救下，精心地為小鳥做了個窩，然後到網際網路上查找有關小鳥種類、習性和餵養的知識，打電話向當地的獸醫詢問給小鳥治傷的方法，自己跑到藥店去給小鳥買藥。此時兒子已上大學，學習如此緊張，可是，他堅持護理著這隻小鳥，幾天後，小鳥的傷漸漸好了，兒子捧著它走進樹林，看著它飛向遠方。
我不知道兒子什麼時候接受了美國人普遍擁有的生態保護意識，我相信是美國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力量。他們成功地造就著信奉美國價值觀念的人。
我時常在想，我們的教育能教會我們的孩子面對一隻翅膀受傷的小鳥，面對一顆被攔腰砍斷的樹木，感到震動而不是無動於衷嗎？如果在我們對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沒有設計這樣的運行程序，我們就難以企望他們對人類的不幸有足夠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於為他人、為社會作出奉獻的心底的衝動和神聖的責任心。
我有一位同學在一所著名大學的新聞學院當老師，教授「採訪寫作」。她是一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人，在課堂上，她滿腔熱血地向學生們灌輸著對社會負責對公眾負責的職業新聞精神。有一次，她佈置學生去瞭解下崗工人的狀況，沒想到一些學生公然拒絕這個作業，甚至毫不掩飾地對她說：「老師，我們對下崗工人沒有興趣。」
「為什麼？」我的同學感到不可思議。
學生說：「他們不是社會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學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感慨地說：「沒有對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沒有憂國憂民的精神，怎麼能當新聞記者！」
面對已經進入大學，在思維觀念上已經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個大學老師要花費什麼樣的氣力才能改變他們？一個人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是在大學時代開始培養的嗎？我們是否感覺到對孩子們幼年時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們是否可以感覺到孩子們精神世界中已經存在的危機？
我時常在想，我們的孩子面對弱者，面對苦難者，面對需要幫助的人能夠生出真切的同情嗎？我們的孩子面對社會的苦難、民間的疾苦能夠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嗎？如果他們不能敏感地覺察別人的痛苦，不能覺察社會的苦難，那麼還奢談什麼責任，什麼奉獻？讓孩子們在課堂上去背誦和默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類的古訓還有什麼意義？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報社的副總編輯鄭京湘女士聊天，談到現在的年輕記者的素質，鄭京湘感慨地說：「專業技術上的差距還可以通過訓練彌補，讓人感到難以補救的，是記者職業需要的社會責任感。一個記者，本事大小暫先不說，如果對老百姓的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就不好辦了。甚至你告訴他了，他還是無動於衷，就說明一種職業品質的缺陷。如果一個年輕記者熱衷的是一個事件一夜成名，這怎麼能當好記者？我看，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應該去當志願者，去養老院、去社會福利院，為弱勢群體服務，為社會公眾服務，強化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我心中暗感驚異，這位職業新聞人，面對中國青年道德修養狀況的憂慮所尋求的出路，與美國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謀而合。我相信，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這之間有深刻的內在關聯。
怎樣對孩子進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讓美國人大為頭痛之事。
1999年9 月美國《新聞週刊》就「美國教育十大問題」展開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發現26% 的美國人認為，青少年道德品質滑坡是美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這個比例遠遠高於其他九個問題，顯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美國，青少年的道德品質教育問題也被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克林頓總統執政時期的美國教育部長賴利十分肯定地斷言：「美國在21世紀的成功，取決於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識和道德水準。」
自1996年起，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撥款270 萬美元，資助全美數十所中小學校創立青少年「品質教育」的樣板。美國教育部還專設「藍帶獎」，每年對為青少年品質教育作出傑出貢獻的集體（約260 多個單位）予以表彰、獎勵。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與法規，要求所在地中小學試行「道德品質教育」課程，不少州政府還設立專項經費，培訓政府官員、校長和家長，協助推進青少年「品質教育」實驗活動。目前，約有20多個州的立法機構頒布了有關法規，規定在基礎教育階段推行青少年「品質教育」課程。
為了推進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10多年來，美國各地建立起一些專門的組織和機構。「重視品質同盟會」和「品質教育聯合會」就是其中兩個最有影響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機構。前者建於1993年，總部設在加州，約有370 多個會員，其中包括全國教育機構、青少年組織、衛生、警察組織等，主要功能是評選「美國青少年品質獎」，舉辦各類研討會，建立資料庫，出版書刊和教材。後者也創建於1993年，總部設在華盛頓，是一個無黨派、非盈利的民間服務機構。它的董事會成員有大公司基金會、地方教育基金會；普林斯頓大學 Shapiro 、摩托羅拉公司總裁Galvin等社會名流是其顧問委員會成員。它的主要職責是：幫助地方學區和社區開展「品質教育」活動，每年與美國著名教育機構聯手舉辦青少年「品質教育」論壇，評選、表彰「品質教育」活動中的先進學校。
美國佬怎樣規範青少年的「道德」標準？他們認為孩子們的道德品質修養應該包括些什麼樣的內容？
被視為美國青少年道德教育權威研究機構的美國「重視品質同盟會」，提出了構成青少年「道德品質」的六大支柱理論，這一理論體系已經得到美國國會和幾十個州政府的廣泛認可。這六大支柱是：信賴、敬重、責任、公平、關懷和公德。美國人把這六大支柱視為能夠超越各民族文化、超越不同宗教信仰，每個青少年都應該遵循的道德準則。
美國人為孩子們提出的這些道德規範不僅讓孩子們知道社會要求他們去做什麼，而且讓孩子們知道怎樣去做。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是社會關係中一件非常難辦的事情。處理好這件事情，需要人有高度的修養。我們從小就教育孩子要團結，《小學生守則》就專門提出一條：「團結同學」。然而，什麼是團結，怎麼才能團結？我不知道每個小學的老師會怎樣去教導孩子。比如當孩子不贊成一個同學的看法或者做法時，是應該按照 「誠實勇敢」的要求，堅持自己的看法呢？還是應該委曲求全，以維護「團結」呢？這實際上恐怕不只是小學生的道德品行問題，而且是關係到一個人面對複雜社會需要弄清的行為原則。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一個人每時每刻恐怕都會面臨這樣的選擇：在面對不同意見的時候，什麼情況下應該求同存異？什麼情況下應該毫不退讓？我們有時對孩子提出的這種空泛的要求，往往會讓他們摸不到邊際，不知所措。
美國佬是怎麼做的呢？在美國基礎教育的道德要求中，沒有空泛地要求孩子們去維護什麼「團結」，而是要求孩子們學會相處的藝術，學會「寬容」、學會「傾聽別人的意見」，學會「用和平方式處理憤怒與爭執」，學會「合作」。
在美國，孩子們從進入小學開始，老師就會不斷佈置一些讓同學們合作完成的作業，學生間會組成各種課題小組、合作小組，要麼是去製作一個沙盤模型，要麼是去完成一個實際觀察。在這種作業過程中，孩子會聽到同伴的不同意見，會看到同學的不同做法，他們會爭執，會衝突，會不愉快，可能也會以他們的方式達成和解，或者可能達不成和解，但是他們最終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業的分數），而達成妥協，最後向老師提交他們的合作成果。
我的兒子上中學的時候，物理老師讓他們製作一個複雜的小型風洞模型，兒子和其他三個同學組成了一個合作小組，四個孩子日以繼夜地工作，最後終於完成了。交出作業時，兒子滿懷興奮地期待老師的讚揚。
然而，他的物理老師並沒有讚揚他們的「傑作」，而是這樣對孩子們說：「你們的聰明和才能確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們給我的最大的震驚不是你們做出的這個模型，而是你們在製作這個模型的過程中表現的高質量的合作精神與合作技巧。你們現在製作的是一個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模型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可能也做不出來。請你們記住，現代科學研究事業對人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與人合作。只有合作，一個人才能汲取更多的營養讓自己變得強大，一個事業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獲得成功。不會合作的人將一事無成！」
我們對孩子進行過這樣「聯繫實際」的道德教育嗎？我們的道德教育，很多時候只是提出一個堂而皇之的標準，而沒有達及這個標準的目標說明，更缺少達及這個標準的方法指引。我們的孩子們在那種只有標語口號式宣傳和倡導的 「道德教育」中，學到的東西極其有限，在社會風浪的衝擊下，其品德修養也往往顯得虛弱無力，最可怕的是，孩子們為達及那個虛渺的「高尚」標準，贏得某種世俗的某種讚揚和某種榮譽，有時甚至會動用手腳，變得虛偽。
還是以我們在各種場合都會說到的「團結」為例，我們的教育籠而統之地從小學時代就倡導著孩子們要「團結」。可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地面上，口是心非，爾虞我詐，當面是人背後是鬼，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窩兒裡鬥，暗扎針兒，不都是現實生活中被人們玩得極其嫻熟甚至已經到達普及程度的實用技術嗎？
一個幾乎在國際範圍內達成「共識」的說法是：中國人，一個人是一條龍，兩個人是牛蹄子，三個人就是一堆沙，這究竟是為什麼？
學校的老師可能會把責任歸咎於社會，仰天長嘆：是社會教壞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從那時再往後幾年的時候說這個話，我們還可以把這個社會的責任推給舊中國。但是，新中國建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如今社會中佔據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教育出來的人嗎？現實的教育還能夠一乾二淨地推卸自己的責任嗎？
我們對孩子的道德教育，多麼應該更多一些務實的內容，根據孩子們成長生理和心理特點，從塑造孩子們基本的人格品質開始，紮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讓孩子們走向善良、正直、寬容、負責。
美國人認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麼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養教育，甚至需要長時間的培養教育、陶冶和訓練。於是，他們會一邊用各種方法「循循善誘」地引導孩子們去追求真善美，同時，也會用一些強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個好人。這與我們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兒子進入高中後，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去社區的公共圖書館，不是去看書，而是去義務勞動，幫助整理圖書，輸入資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掃衛生，做各種雜事。這不是因為他有多高的思想覺悟，他懶著哪！他去公共圖書館工作，是為了完成學校規定的一個必須完成的「硬性作業」。
美國的高中畢業生要想順利畢業，要想進入大學，必須擁有作為志願者在社區進行服務性工作的經歷，參加這種「義務勞動」的時間要達到規定的標準。一位美國大學的系主任曾經對我說，他錄取學生的時候，非常注重「志願者服務時間」這個指標。他說，一個孩子能否關注他人的命運，關注社會的需要，是這個孩子今後能否有大的造詣的前提條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麼專業，他都需要把為人類工作當成目標和動力。
我們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們志願服務的時間累計要在200 小時以上。這個時間長度可不是咬著牙參加一兩次我們中國的那種學雷鋒做好事的活動就能算數的。要想達到規定的要求，孩子們必須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堅持為自己生活的社區作「奉獻」（不管你有私無私）。
美國的高中生必須完成這個「作業」。你可以去養老院當清潔工，也可以作殘疾人學習的輔導教師，可以給小學校義務修剪花草，也可以給教堂粉刷牆壁。只要你「獻愛心作奉獻」就行，社區的各個機構都會幫你實現你的「善良願望」。
———你就留心著去找能夠當雷鋒的地方幹活去吧！干了好事，有專門機構為你記錄時間，這些記錄和評價將和你的學習成績一起交給你的中學，作為你是否能夠成為合格畢業生的標準之一，也將成為你進入大學時的錄取標準之一，這就是你的操行評語，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鑑定」。
咱們中國學生畢業的時候，老師給學生寫個評語，一般來說全班的學生的評語基本大同小異：「思想上進，樂於助人，謙虛謹慎，學習努力……」這樣的鑑定，很多人的檔案裡都有不少，然而，誰能從這樣的鑑定當中看到一個人的真實面貌呢？ 說美國人不講宣傳，不講政治，不講思想改造？那是不瞭解美國！看看美國總統肯尼迪當年的就職演說：「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這種宣傳教育不僅僅存在於總統的演說中，在學校，在教會，在社區比比皆是。就連美國電影這種「純粹娛樂」的東西中，都會毫無例外地宣揚著美國的價值觀念，美國的道德標準，美國的理想目標。
然而，他們敦促和培養人的社會責任感的根本途徑，是讓人們去瞭解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密切關係。讓你知道你和社會之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依存關係。
1988年，我第一次去美國的那年夏天，黃石公園著了一場大火。有關部門採取了許多措施，仍然無助於事。大火向著更大的區域蔓延，美國這個最大的國家公園面臨毀滅的厄運。
專業消防人員已經顯得杯水車薪，有關部門不得不發出招募滅火志願者的通知，每小時的工資是7 美元。我記得當時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3.5 美元，我們留學生在中國餐館打工每小時也能掙到7 美元。
我所在的亞利桑那大學也貼出了招募志願者的通告，看著那張通告，我在想，有多少人會去冒著生命危險幹這每小時7 美元的滅火工作呢？
然而，沒過三天，又有一個告示貼出來：報名已滿。一些想報名的人還沒有機會了。
對美國人來說，參加志願滅火隊沒有任何額外的優惠補助，對於大學生、研究生來說前去滅火還要影響學業，這不僅是時間，也是金錢。
然而美國青年人為什麼這樣「見義勇為」？
我問過一個當了滅火志願者的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你們不是覺得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嗎？而你們去幹這樣危險的志願者工作，到底是為什麼？」
那位朋友毫不掩飾地對我說：「我不瞭解別人，我還是為自己。我非常愛我的女朋友，我們會結婚，我們都想要孩子。如果黃石公園真的燒燬了，我們、甚至我們的孩子就永遠不會再看到這片地球上絕無僅有的美麗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對我說，我們去黃石公園看看吧。我告訴他，黃石公園在1988年的一場大火中毀滅了。孩子就可能會問我：你們當時在做什麼？為什麼不去拯救它？我們說什麼？所以，我要盡我的力量去保護黃石公園，為我和我所愛的人、為了我們今天還沒出生的孩子能夠永遠看見地球上這個美麗的地方。」
我明白了，志願者們不是在滅火與7 美元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為自己的未來甚至是孩子的未來進行選擇。
接受過完整教育尚且比較正常的美國人大多是這樣看待個人利益與社會責任的。他們需要這個社會，依存於這個社會，因此他們能夠自覺地愛護它，心甘情願為它付出。
我在想，我們是否向我們的孩子們揭示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和他們的家庭利益與整個國家命運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是否讓孩子們瞭解了個人、家庭與祖國之間生死與共息息相關的血肉聯繫？
我們的道德教育什麼時候擺脫了那種虛無飄渺的純粹的「精神倡導」，什麼時候讓孩子們領悟了道德修養與切身利益之間的深刻聯繫，我們才能鍛造出真實而不虛偽、自覺而不造作的高尚靈魂！
一個民族何以才能強大？可能它不能丟失的法寶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個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興，知其弱而得其強。
應該說中國和美國都是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國度。然而我們兩個國家對孩子教育所採取的方式卻是如此大相逕庭，差異之根源或許就在於對人的價值認識不同，對教育的功能認識不同。
我注意到，小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後把教育改革視為他執政第一年內的兩項最重要的「內政議程」之一。
2002年1 月8 日，布希簽署了一個名為《不讓一個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Behind Act of 2001）的教育改革法案。這項法案號稱是對1965年以來美國實施的《中小學教育法案》進行的最徹底的一次改革。
它擺開陣勢，要全面提高美國公立中小學的教學質量，它要求從2004~2005學年開始，全國所有三到八年級學生每年必須接受各州政府的閱讀和數學統考。所有學校必須在12年內使閱讀與數學達標的學生達到100%. 各校必須縮短窮人與富人、白人與少數民族學生的分數差距。
這個法案頗有些一反美國教育傳統的架勢，把咱們中國的「統一考試」也給請出來了！但是千萬別以為美國是向咱們中國人看齊，要搞「應試教育」。美國這個尊重實用主義的民族只是使用了一個他們的過去未曾普遍使用的方法，他們是要用這個方法去彌補他們教育的缺陷。面對自己的問題、缺陷、失誤，他們敢於反省自己，敢於批判自己，敢於對自己實施治療。這種精神不僅來源於理性，而且來源於自信。
在中國近年來呼籲教育改革的滔滔聲浪中，我也常常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中國這樣的教育方式哪兒不行了？不是也培養出大批人才了嗎？不是也出了那麼多科學成果嗎？
的確，我們中國教育不僅培養了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創造了很多教育上的奇蹟。不過，我們認真想過嗎———我們的教育是否著眼於開發每個人的潛能？是否著眼於激發每個受教育者學習的興趣？是否著眼於幫助每個受教育者對自己建立起足夠的自信與自尊？是否著眼於促進人的全面的發展？
梅克教授說過的那句話長久以來一直震撼著我：「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教育不僅深刻地作用著一個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響著一個民族的命運。國家間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的培養的關鍵就是教育。我們這樣一個正在全面謀劃自己未來前程的民族，是否應該認真審視我們為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環境？
一個擁有足夠智慧的民族，不會憑藉看著別人的不足而取得欣慰，更不會借對別人弱點的指責而掩飾自己的缺陷。它不會聲嘶力竭地為自己現狀的合理性去作辯解，而是會千方百計地汲取其他民族的營養，以壯大自身。
如果我們有足夠寬闊的心胸，有足夠強大的自信，有足夠健全的理智，我們就能夠平心靜氣地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長處，在學習中看清自己的侷限。
一個民族怎樣才能強大，可能它不能丟失的法寶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個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興，知其弱而得其強，才能不斷修正自己，不斷豐富自己，不斷完善自己，不斷積蓄起自身發展的更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