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召開的一年一度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閉幕。會議期間，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數的字眼成為代表的一個熱門話題。有政協委員建議，用「幸福指數」代替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指標，因為他們認為，增進民生福祉是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和最終歸宿。幸福指數到底指的是什麼？如何將「幸福」這種主觀感覺量化呢？
記者：「胡星斗教授正在北京開的兩會有些代表提出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不僅僅只要追求國民生產總值，而是要追求整個社會的和諧，追求幸福指數。那麼幸福指數是指什麼樣的一個東西你能介紹一下嗎？」
胡星斗教授：「關於幸福指數怎麼衡量這是一個問題。當然世界各國人民實際上他們都追求一種幸福的生活。這個幸福我想既包括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程度，也包括政治民主的程度。過去我們是用GDP或者GNP，國內生產總值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但是普通百姓他的感受就被淹沒其中。所以後來世界銀行又提出想ＨDＩ就是人類發展指數，這樣的指標。一些世界組織還有的提出什麼ＭＤＰ，就是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 說是進步指數，這樣的一些指標。不丹國王又曾經提出國民幸福總量的這樣一個說法。現在中國國內人們也是普遍地在議論幸福指數。」
記者：「楊新，你一直在為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做工作。你覺得生態環境的保護是不是應該作為幸福指數的一個重要指標，為什麼很重要？」
楊新：「因為人和自然的和諧應該說是體現幸福的首先的一個指標。你想人不管你有多少錢，你生活在一個十分惡劣的環境裡面，你肯定談不上幸福指數。你比如說江河的污染像太湖的污染，太湖周邊的新地再發達，但是你面對的不是原來一汪潔淨的太湖水，然後是個生產魚蝦的地方，而是面對著一潭死水、一潭臭水。你再有錢，你能談上一個幸福嗎？所以說人和自然的和諧是幸福指數的首先的一種體現。」
記者：「胡星斗教授剛才楊新談了幸福指數中必須包括生態環境這一重要指數。你覺得其他還應該包括一些什麼呢？」
胡星斗：「我想幸福指數應當包括經濟發展、民生建設和公民權利等各個方面的內容；應當包括人均收入、貧富差距的指標，像基尼係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衡量幸福差距的指標；應當包括一些醫療指標，比如說每萬人所擁有的醫療病床數，醫療費用以及醫療費用中個人出資的比例。有多少是個人出的？有多少是社會保險機構出的？有多少是政府出的？還應當包括每萬人擁有的一些公共設施的數量；還應當包括這個國家犯罪率；還應當包括成年人識字率或者是初中、高中、大學的入學率；還應當包括人們的參政、議政這方面的一些指標。所以我認為幸福指數的確是比ＧＤＰ更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它的國民感受的這樣的一個指標。ＧＤＰ或許反映的是國富，幸福指數可能反映的是民富。而且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富裕。而應當指的是某種效用。經濟學中的效用指的是你在主觀上的滿意程度。」
記者：「楊新，我們知道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數在某些方面是一個主觀的東西，你覺得在生態環保方面如何發動普通老百姓參與經濟建設和參政的能力，使他能在社區發展或者經濟發展能有自己的話語權？這是不是提高幸福指數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呢？」
楊新：「當然，老百姓的參與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你說幸福指數的話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數，不是官員的幸福指數。老百姓的幸福指數那就是老百姓說了算。但是老百姓說了算的話，老百姓對這個地區的發展包括環境他必須要有話語權。否則就體現不出來。你比如說一個地方要發展某種產業，這種產業它到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除了經濟以外，對環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這種環境是不是對我們的幸福指數會有很大的影響。這些都是應該事先告之咱們的老百姓，這個產業的發展對我們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那麼你們老百姓願不願意那麼發展。作為老百姓參與進來以後，他會考慮到對自己的影響，就說不僅僅是單純的ＧＤＰ，單純的我掙多少錢，他得整體考慮到通過這種發展以後，我在有收入的同時，我的環境情況會怎麼樣？我的土地的重金屬污染，我的打大氣以及我周圍的青山綠水會不會有影響？那只有這樣老百姓有充分的話語權，並且老百姓真正在權衡這種發展的方向和發展的產業。這樣老百姓最終可能才有收益，最終才談得上他的幸福指數。」
記者：「胡星斗教授，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數這裡面很多有些主觀的成分或者主觀的感覺在裡面。如何把它量化，使它成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檢驗或者說檢測官員、檢測政績的一個標準呢？」
胡星斗：「當然具體怎樣用幸福指數來考核？我覺得應當像ＣＰＩ指數那樣，像消費者價格指數那樣有一種科學的編製的方法。各種指數在其中都有相應的權重，幸福指數可以構建出來。然後以這個幸福指數作為各級官員政績考核的一個主要的指標來替代過去的ＧＤＰ。在這種政績導向下，或許中國社會才能夠出現某種和諧、緩解官民矛盾或者是達到某種長治久安。」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與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和在成都的楊欣先生討論有關中國的幸福指數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