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蓄意阻撓與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第一、中華民國於戰後積極推行民主憲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尤其是戰後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幾乎已成廢墟。處處是斷壁殘垣，處處是窮困與飢餓，童無所養、叟無所歸和啼飢號寒的淒慘景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慾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如前所說，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布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 「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它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慾望和內戰行徑有所瞭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瞭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藉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第二、中共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竭力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慾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拼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 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 「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麼，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斯大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持，二因企圖搶佔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前文），「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13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 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佔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 「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瞭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參見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裡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 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藉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佔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週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佔十席，民盟佔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佔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制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藉口，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14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黨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
如果說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那麼，這一部說明瞭中華民國國家性質和標誌了中國民主憲政進程的「憲法」，這一部曾於衛國戰爭的戰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各黨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憲法」，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 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卻遭遇了中共的鄙視、否定和徹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於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制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布；並且，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具有真正民主憲法的性質，所以，中共才會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由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毀滅在中共所發動的內戰戰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