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中國的社會生態，不「講政治」難以生存，名人更是如此，陳景潤只是個異數。
我還認為，倘若把文學藝術比作一座金字塔，那麼，塔底的文學，是通過文字來表達和被欣賞；美術為塔腰，以線條和色彩表現，而畢加索把圖像拆開再組合，還有什麼印象派等各門各派，就有些抽象了；而音樂，則是塔尖，美妙，但空靈，難以捕捉，創作和演奏音樂者，非有天才與靈感不可。
郎朗三歲學琴，憑藉天分與勤學苦練，得以脫穎而出，少年便一舉成名，從此以琴師為業，並以其誇張的颱風令許多人傾倒。他固然與中國專業體育運動員同樣有著「偏科」的特長，但音樂本身就是文化的極品，人文知識蘊含豐厚，所以他絕不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人；而家庭的教育，奮鬥的經歷，生活的閱歷，或許使他更加少年老成，與同是鋼琴家的李雲迪氣質風度迥然。
在什麼場合彈奏什麼曲目，他應該、也一定有著仔細算計，尤其是在世界矚目的歐巴馬總統歡迎胡錦濤主席的晚宴上——他自己也坦承，「演奏這首讚美中國的樂曲，彷彿是在向他們訴說我們中國的強大，我們中國人的團結，很美的曲子」。
恕我也「偏科」乃至「崇洋」了——歐洲古典音樂是大海，中國音樂則是小溪和小調，只有《黃河大合唱》和《梁祝》等為數不多的樂曲能夠躋身世界音樂之林，而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即使「很美」，也算不上「此曲只應中國有，美國哪得幾回聞」的經典。因此，在中美修好關係的重大外交場合， 「很美」並不是彈奏的充分理由，此曲起碼不是最佳的選擇——《哀樂》旋律動人，可謂中國樂曲的鳳毛麟角，但喜宴絕對不宜。
樂曲是為歌詞而譜寫，都自有其創作背景，即使是無標題音樂，也有著謳歌的主題。作為鋼琴演奏家，不瞭解所彈奏樂曲的背景不可思議，「我不知道也沒想過這個曲子的背景，也不知道那個電影」更不可能也不應該。
郎朗在一個半月之前接到演出的邀請，彈奏《我的祖國》乃是有備而來，不是「再來一個」的謝場即興之作。可以推斷，選擇這支「紅歌」，乃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也一定是與「他人」溝通斟酌再三精心準備的「奏紅」——依照「外交無小事」的原則，以及精心組織當地華人華僑「熱烈歡迎」的慣例，中方一定事前獲悉了演出的內容。
撇開中美大打出手死傷無算的上甘嶺戰役不談，只就《我的祖國》歌詞而論，雖然有著「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他的有獵槍」一句，也算不得什麼，甚至可謂是無懈可擊，即使美國佬聽出弦外之音，也是有苦難言——這正是「高明」的工於心計，或許是「高人」的仙人指路，折射出中國人的大智慧小聰明小動作。
事後，非議蜂起，郎朗絕不牽涉他人，算他講義氣——其實是「講政治」。
郎朗是公眾人物，對他在白宮宴會上的獻藝，公眾有權議論評說。「叫好」與「非議」的兩派沒必要互掐，更不要上綱上線到「左派」與「右派」之爭。政治的敏感乃至浮想聯翩的神經質，正是紅朝61年如一日政治灌輸的結果——在一個連運動員獲獎都得先謝祖國後謝爹媽，春節大拜年要先拜祖國的神奇神州，中國特色獨一無二，上述現象就非但不足為奇，並且是理所當然了。
只是，比起美國人的大大咧咧沒心沒肺，這種小家子氣的抖機靈，在小事小非上較長短、佔便宜的精神勝利，哪裡有一點大國並且崛起的大度？真令人赧顏，覺著無聊乃至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