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武革命和國人暴動，在中國史書上區別得很清楚：革命是革命，不是暴動。我在《暴力邪道——關於五四運動的沉思》中已扼要指出：湯武革命是中國夏、商兩朝末年諸侯貴族進行的反抗暴政的兩場革命，商湯伐桀以商朝取代夏朝，武王伐紂以周朝取代商朝；國人暴動是西周中晚期，鎬京平民趕跑厲王的一天動亂。這三件事雖然都用了武力，卻並非暴力，沒有濫殺無辜。但五四運動之後成為新文化運動主流的馬列邪說，卻混為一談地說：革命就是暴動。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將武力和暴力、革命和暴動攪拌成漿糊，明確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宣傳隊到處唱這句話，當然還有更多宣揚暴力的語言。湯武革命就這樣成了階級鬥爭理論的佐證，被解釋成為是生產力發展到夏、商兩朝末年，奴隸主階級的代表湯王、武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商紂王代表的垂死的舊王朝而創建新王朝的革命，推動中國奴隸制國家走向鞏固、強盛。國人暴動，是指周朝統一的西周中晚期，生產力發展使奴隸主和奴隸階級鬥爭激烈，都城鎬京以平民為主體的暴動，趕跑周厲王姬胡，西周統一由強盛走向衰落。
這些觀念今日毛派依然基本繼承著，在學校政治、歷史課中不停地講。這並不是在講歷史，而主要是在傳播政治觀念，用唯物史觀的政治鬥爭思想閹割中國古代史書中商湯伐桀、武王伐紂、國人暴動等歷史傳說，有血有肉、有生活細節的真實歷史沒了，只剩下教科書裡引進的馬列「暴力革命」的政治概念，被毛澤東說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中國史書根本沒有這樣的記載。
湯武革命兩件事，都載於古代典籍《尚書》和正史《史記》，前後相距6、7百年，都是在「淫亂＋暴政」朝政時出現。湯王革命的背景是：夏朝自孔甲以後，帝位繼承者以為有鬼神護佑，就可以不履行天帝必須勤理朝政的職責，於是成天打獵玩樂；桀帝在位更加失德，酒池肉山、撕綢為樂的荒淫中更增添著名的炮烙酷刑：燒燙塗了油的銅柱以虐殺犯人，以聽犯人掉入火中死前慘叫聲音為樂，並這樣處死勸阻他不要這樣殘酷的大臣關龍逢；桀帝自比為永久不落的太陽，以至於黎民們寧願跟太陽一塊墮入黑暗死亡。武王革命的背景大致相似，紂帝恃徒手擊斃猛獸和拉九牛倒走的勇力，與妖精妲己沉溺於宮廷享樂，酒池肉林的宴會大吃大喝，七晝夜不停享樂，炮烙酷刑之外更發明敲碎赤腳過河者的腳骨、剖開孕婦的肚子、將忠臣侯王剁成肉漿，逼被稱為聖人的姬昌吃兒子的肉，挖被稱為聖人的叔叔畢干的心。
這就是說夏朝、商朝晚期末年，君主荒淫殘暴的失道政治天怒人怨，才有湯武發動的諸侯武力革命。但這並非俄共1917到1991年、中共1927到現在比拚凶狠殘暴的暴力革命，讓被推翻的人滅族、讓被騙的支持者恐懼，只是一戰重排諸侯座次的乾坤、君臣換位，撲克派爭上游遊戲似的進貢、朝貢關係的換位。這裡沒有武力凶狠殘暴、你死我活的持久打拼。也有比，比的主要是兩朝交接君主的道德形象，例如商湯以虔誠祭祀天地神鬼的正道合乎天意、網開三面的仁愛德行順應人心。
《周易•革卦》彖詞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都不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說：商湯滅夏、武王滅商之改朝換代的革命，是天命人心使然：是執行天命，所以比前朝更敬鬼神、知禮義；是順應民心，所以人民由衷歡迎。
國人暴動這件事載於《史記》、《古本竹書紀年》。大約希臘人荷馬吟詩演唱時，西周厲王藉故烹殺齊哀公，震懾臣下以便為所欲為；推行山林、湖澤財物國營的政策，不准平民進山林川澤謀生，引發怨聲載道。周王請來巫師指認在心裏罵他的人，抓捕起來。如此嚴厲且愚蠢的暴政引起公元前841年鎬京平民（即國人）暴動，厲王出逃在外不敢回來。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行政14年直到厲王病死，可謂世界上最早的共和政治。希臘斯巴達、羅馬兩王共和都可謂西周兩公共和的歷史涅槃。國人暴動只是武力請願，跟俄共彼得格勒、中共南昌和秋收等奪權暴亂完全不同。
關於商湯革命和國人暴動基本史實的正本清源，告訴我們：所謂中國人欺軟怕硬、主奴合一的國民劣根性，純屬文人魯迅「懼怕母親，欺壓老婆」的缺德品性，強加給中國漢族整體。魯迅孬種，勇氣不如少女楊蔭榆，屈從母親包辦婚姻的意願，杜撰出阿Q、祥林嫂等誇張的藝術形象，讓懦弱之名全民揹負的無恥品行，又因為敢胡說八道被邏輯思維混亂和跟魯迅一樣缺德冒煙的毛澤東等好斗魔怪視為硬骨頭。思維混亂是所有東方人相對缺少律師、議員式的訓練在辯論中有的情況，缺德是人類共有的自私弱點，並非所謂中國人獨特的封建專制統治造成的奴性。中國華夏族人跟英國人、俄國人等大多數古代民族一樣，部族瓦解直通封建制。封建不專制。
中國封建制時代是古代聯邦禮制的部族天下，「天下為公」思想被多數帝王認同，暴政統治只是個別帝王的現象。中國奴隸人數少，只是政治地位暫時卑微的賤人，有才就可以解放，並非希臘羅馬那種世代為奴的政治牲口。因此中國古人不可能形成奴性十足的劣根性。從夏商湯武貴族革命，到西周國人平民暴動，都該出手時敢出手、必出手、能出手。華夏文化帶給中國漢人的基因是：抗暴有勇而且有謀。不幸不爭、不敢反抗成為大眾現象，並非中國古代社會，甚至也不是中華民國。所謂國民劣根性在中華民國大陸38年和臺灣65年都沒有，只是中國共產黨62年極權專制形成的政治綿羊或共工部民現象，是反抗的物質財富和道德資源被剝奪的結果。
辨析湯武革命和國人暴動的歷史真相，清除唯物史觀紅霧，給我們啟示如下：
1、中國古代革命是有道伐失道，高德勝缺德。從湯、武貴族革命到國人暴動共和，抗暴軌跡都是中庸之道，革的只是夏、商兩朝在末代的暴政皮革，比如炮絡酷刑政治、酒池肉林生活，卻承傳著華夏族人一貫以來的氏族、部族道德傳統：「天地人和，仁義禮智」。國人暴動所致的周召共和政治14年，在厲王死後，如果周公和召公不還政給周宣王，以私心結束周朝，那麼中國就先於斯巴達、雅典、羅馬步入公民統治奴隸，以殖民侵略、奴隸貿易和多神邪教腐敗繁榮的法制亡國道路。如果真是這樣，春秋戰國時代北部的犬戎、匈奴，就是歷史安排的中國人的亡國力量。
2、在封建社會貴族是抗暴政的主力。夏朝、商朝末年，湯王、武王革命，都是樸克牌A升級為小王並替代大王位置似的革命，整個革命過程中，10∼2似的的民眾基本上沒有獨立的動作，惟有牧野之戰裡商紂王隊伍裡出現奴隸和獄犯，也都是陣前倒戈的無名之輩或者像棋裡還沒過河的兵卒。西周以前，農耕主要還是氏族村社形式，一村一姓一族一國，男耕女織的平民小家庭八百年後秦朝才普遍有。所以湯武革命，又好像下中國像棋，將帥步步為營如同君王不出九宮，士、像、馬、車、炮好似五路諸侯在後方縱橫防禦，過河兵卒類似平民追隨貴族在前朝攻城掠地擒王。
3、平民抗暴在封建社會是理性的。西周國人暴動，跟後來歷朝農民起義舞刀弄槍殺人流血、落草為寇、攻城為王明顯不同，只是拿棍棒嚇跑厲王就算了，沒有人去追拿他回來砍頭，或者割一隻耳朵、剁一隻手，沒有毛澤東的共工農民匪軍衝過長江、海峽，攻佔南京、金門那種「解放全中國」、不給國民黨留一寸土地的窮追猛打。這些平民理性最明顯的是：知道自己的職業是耕田漁獵，闖進王宮武力請願之後，回家過去做什麼還做什麼；沒有毛澤東鼓勵的殺伐幾天、幾月、幾年、幾十年的那種矯枉過正的暴力動亂，好比周厲王跑去養豬玩去了，貴族們代理他行政辦公到他死後兒子繼位。西周鎬京平民沒有五百年後希臘城邦公民蘇格拉底等、2700多年後中華民國北京學生梅思平等參政議政的熱情和心願。這時候沒有暴力革命。
4、三代抗暴是儒家仁政和秦漢以後抗暴的歷史遺產。商湯革命，成湯（天乙）通過「伐謀」、「伐交」、「伐兵」的理性計畫，先滅忠於夏桀的屬國韋、顧和昆吾的軍事武力與請罪稱臣的和平奏章等外交方式，削弱夏朝的力量；等待紂帝繼續玩樂到東夷也棄而不顧，歸商的諸侯增加到40個之際，才出兵正式討伐夏桀昏庸凶殘而失道的暴政。湯最後與諸侯開誠佈公地商討立約：「如果錯討伐了紂帝，我受上帝懲罰；你們助我，我有賞賜；如果你們違約，必須受罰」。誓約得響應，鳴條一戰而勝。夏桀兵敗被捉住和流放在亭山後，商湯馬上祭天，安撫夏朝臣民說，他只按天意誅伐有罪的桀，不處罰臣民。湯對前來朝賀的諸侯皆以禮相待，自己只居於諸侯之位，表示謙遜。於是諸侯告祭於天，衷心擁護商湯做天子，商朝建立。
武王革命的「三伐」（謀、交、兵）理性，更通過兩千多年後的《封神演義》中姜子牙的故事，轉換成在廣為流傳的文學藝術，形成民間智慧，普遍的思想元素是：敬神莫招妖魔禍亂，革命者必須講道德，戰天鬥地即妖魔鬼怪。
正因為有湯、武革命順天而行、理性行事、以德服人的典範和國人暴動暴而不烈、動而不亂的先例，才有孟子「聞誅一夫紂，未聞殺君也」的臣民抗暴有理的思想。儘管這思想在秦漢以後被皇權以「三綱」壓制而不宣揚，但在民間轉換成瓦崗、梁山抗暴故事一直培育著漢人的血性。改朝者往往都要發布討伐檄文控訴暴君罪行，以表明其統治合天道、順人心；在獲得政權之後、登基之前，要舉行祭天的儀式，就連秦始皇也不例外。中國傳統是天意民心出政權，抗暴者殘暴如項羽就要遭拋棄。
辨析湯武革命和國人暴動，革命和暴動紅眼看是一回事，正本清源則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