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處寓所，這裡以其廉價的房租吸引了中國成百上千的年輕大學畢業生。
廖婷婷（Liao Tingting，音譯）和劉楊（Liu Yang，音譯）在她們位於北京郊區的租住房裡。小劉最終返回了她的故鄉。
在北京，李旭東（Li Xudong，音譯，左）和一位同事在填寫訂單。小李一直很難找到工作。
原文標題：China's Army of Graduates Struggles for Jobs
原文網址：http://www.nytimes.com/2010/12/12/world/asia/12beijing.html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December 11, 2010
北京 ── 今年夏天，礦工女兒出身的劉楊（Liu Yang，音譯）懷揣著新近獲得的山西大同大學文憑，還有口袋裡1000元人民幣，信心十足地來到了首都。
就在當天，當她吃力地拖著行李在一處破舊不堪的住宅小區尋找住處時，她便對現實有了第一次的體驗。在這個離奧運村不遠的小區裡，住著數萬名年輕奮鬥者，他們大多四個人擠住一個房間。
劉楊沒能在這裡找到住處（床鋪而已），而且她對眼前就像養兔場般的簡陋住宅樓頗感失望，四周飄散著一股垃圾的惡臭氣味，她生氣地皺著眉頭說：「北京一點都不像電影裡那樣。」
像劉楊這樣懷有美好夢想的大學畢業生，通常甚至是他們各自家中第一位完成高中學歷的人。這些大學生原本應是中國各地那些推動中國勞力密集型經濟向未來知識密集型經濟轉型的規模前所未有的年輕生力軍的一部分。在1998年，那時在任的江澤民主席宣布了旨在加強高等教育的計畫，而那年中國大學院校產生的畢業生人數是83萬。去年五月，這一數字已超過了六百萬，而且仍在不斷攀升之中。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對於痴迷於社會穩定的中國政府來說，這些數字也是一個值得擔憂的問題。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強勁，但並沒有創造出足夠多的面向專業人員的良好就業機會，以吸納這些每年湧入就業市場的高學歷年輕人。他們中許多人承載著父母們超越現實的期望，這些父母掏空了各自的存款，投資在子女們的高等教育上，他們原以為，這些高等教育能保證子女未來能過上美好的生活。
「大學教育基本上沒能為他們提供任何有實際價值的東西，」以直言不諱批評中國教育體制著稱的政治學家張鳴教授說，「對於許多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來說，生存是頭等大事。如果一旦發生經濟危機的話，他們可能成為一股社會不穩定的力量。」
而令人感覺殘酷而又倒退的現實是，中國以前的民工族──那些湧入城鎮工廠去製造出口商品的未受過教育的農民現在正成為市場緊缺的勞動力，勞工短缺現象，加上政府加強監管力度，這些誘發藍領工資被抬高。
但是，目前那些在會計、金融和計算機編程方面受過培訓的專業畢業生似乎源源不斷，而他們的價值已大幅下跌。在2003年至2009年期間，民工的平均起始工資增長了近80%；而在同一時期，大學畢業生的起點工資卻紋絲不動，然而，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的話，他們的工資實際上是下降的。
對於像劉楊這些在城市裡找工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國社會學家給出了一個新的名稱：蟻族。這是形容他們人數極多（光在北京就至少有10萬之眾），而且他們往往棲身於那些擁擠不堪的住宅小區，幹的是一份艱苦的工作，拿的是就連低薪工人都會猶豫再三的報酬。
北京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說：「就像螞蟻一樣，他們聚居在一處，有時住在地下室，同時加班加點地拚命打工。」
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不公平所造成的各種風險，也一直在設法將更多的發展資金吸引到諸如劉楊的故鄉山西等內陸省份。在這些省份，由於十年前國有企業體制的廢除，殘留下一系列發展低迷的城市。
儘管中國政府作出各種努力，去年城鎮居民平均收入仍是農村居民的3.3倍。這樣的差異──加上上海、天津及深圳等沿海城市驚人財富的誘惑──吸引著無數年輕大學畢業生奔赴「一線城市」。
「與北京相比，我在山西的家鄉感覺像是仍停留在上世紀50年代，」劉楊的同學、現年25歲的李旭東（Li Xudong，音譯）說， 「如果我留在家鄉的話，我的生活將會空虛無望，鬱悶沮喪的。」 他的父親是一名蔬菜小商販。
雖然一些新近畢業生找到了成功之路，但許多畢業生正遭受著一個接著一個的挑戰和失望。他們的生活環境就像是狄更斯小說中描寫的那樣，每週極度疲勞地工作六天的他們除了睡覺、吃飯和洗衣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了。
但是，許多新移民發現，令人更為沮喪的是那些單靠努力工作無法逾越的障礙。他們的本科學位──其中許多是從日益增多的三級省立學校獲得的──未能給他們在大城市中掙得多少尊重。
同時，作為農民或民工的子女，他們缺乏所謂的「關係」或人際關係這種至關重要的社會潤滑劑，而中國財富新貴及權貴的子女們卻大可靠著「關係」鋪平道路。
他們告別了在獨生子女家庭庇護下的青春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很快就遇到了障礙──即所謂「戶口制度」這一人口管理的官僚體制，戶口制度使城市新移民無法享受大多由戶口簿上合法註冊的居民所享受的住房及醫療補貼以及其他福利待遇。
此外，還有一個人口變化趨勢：中國年齡在20至25歲的年輕人現已增加到1.23億，比四年前增加約1700萬。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說：「中國確實提高了其勞動人口的素質，但在另一方面，就業競爭從未像現在這樣嚴重。」
鑒於畢業生因供過於求而就業嚴重不足，彭先生建議年輕人要麼轉向更加實際的職業──比如護理和教書，要麼重新調整他們的期望。"如果他們想花幾年時間追求他們的發家致富的夢想，這沒有問題。但是，如果他們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羈絆太久的話，他們會發現自己等於在自尋煩惱，而且會造成社會問題"他說。
在劉楊，李旭東及另外三位朋友剛於七月來到北京不久，從大同大學畢業的袁磊（Yuan Lei，音譯）便給他們的樂觀情緒澆了第一盆冷水。袁磊比他們早幾個月來北京實習，但目前仍然處於失業之中。
「如果你不是某位官員的兒子，或者你不是有錢人的後代，那麼生活將會非常痛苦，」他一邊對他們說，一邊一起吃著六元錢一碗的麵條，這是這些大學畢業生剛來首都的第一頓飯。
隨著天色漸暗，街上人流便多了起來，那些從事接待員、收銀員、銷售員工作的年輕人紛紛下班回家，小袁同學帶著他的這些朋友們來到一個陰濕的小巷裡，爬上顫顫巍巍的樓梯，來到他的房間。這個房間約莫有一個大號床鋪那麼寬，他和其他幾十位租客共用一個骯髒不堪的廁所，以及配有一個公用電爐的公用區。
看著這些情景，李旭東笑了。像中國大多數年輕人一樣，直到那一刻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父母嬌慣、悉心呵護以及嚴格管制之中。「我準備到外面的世界來考驗一下自己，」他說。
接下來五個月的考驗超出了他或者其他幾位同學的預料。幾個星期以來，李旭東接連擠進人流如海的招聘會現場，但離開時總是兩手空空。招聘人員對他說，他的金融學文憑不管用，因為他是一個「外地人」，而他們不會信任外地人處理現金或知道公司機密。
最終，他找到一份在某房地產中介公司銷售商品房的工作。但不到一個星期，他的僱主就否認了原先向他承諾的工資待遇，而且如果哪天未能引來潛在客戶的話，他還要被處以罰金，他於是離開了那家中介公司。
最後，李旭東和他的那些朋友勉強接受了一家方便麵公司的銷售工作。結果，他們低至1200元人民幣月薪的起始工資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完成高得離譜的銷售業績。他們穿著印有「老雲雪菜牛肉麵」的紫色高爾夫球衫，每天工作12個小時，天黑後回到家裡就吃一碗方便麵。
正值10月的一個晚上，李旭東坐在他的房間裡說：「這不是我想要幹的事情，但至少我有一份工作了。」這間房還裝飾著以前租客留下的紙鶴，正對著通風道對面相隔60厘米的鄰居房間。房間裡唯一具有個人風格的東西，就是用膠帶貼在房間前門「提高居住環境私密度」的一幅方便麵海報。
由於當月他只銷售了800箱速食麵，比分派給他的銷售目標少200箱，李旭東本就微薄的薪水遭受了重創。而鑒於冬季這個「吃麵條高峰季節」的到來，他的老闆剛剛將銷售配額翻了一倍。
小李同學大聲的說出了他的擔憂：如果不能賺夠錢在這裡買房的話，他是否能娶到陪他來這裡的高中戀人。現在的中國年輕男性普遍存在這些擔憂，他們受到房地產價格暴漲以及要求新郎為新娘提供住房這一文化的雙面夾擊。「我給自己兩年時間吧，」他說，話語中聲音逐漸變弱。
到了11月份，壓力使其中兩位同學放棄了在北京奮鬥的打算，其中包括非常剛強的劉楊。自從離開方便麵公司，而又沒有找到工作之後，她終於放棄了北京，返回家鄉。
這樣，留下來的還有袁磊、李旭東以及他們兩人的女友。在一次晚餐時，他們四人抱怨起了北京人的刻薄，高昂的生活成本，還有他們那無聊的工作。儘管如此，他們都發誓要堅持下去。
「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現在我唯一的遺憾是，我在大學的時候沒有更加盡興地享受那段快樂無憂的時光，」小袁同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