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中共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稱：「高崗的反黨活動已經有相當長久的歷史。」「饒漱石是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同盟者」。《決議》列舉的主要事實是：「現在已經完全查明：饒漱石在1943年至1953年的10年間曾多次為了奪取權力而在黨內使用可恥的欺騙手段。他在華東工作期間，在城市和農村中竭力採取向資本家、地主、富農投降的右傾政策，並違抗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護反革命分子。1953年他被調到中央以後，認為高崗奪取中央權力的活動將要成功，因此同高崗形成反黨聯盟，利用他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發動以反對中央領導同志為目的的鬥爭，積極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歷史的真相有待弄清
對饒漱石與高崗是否存在「聯盟」的問題，當年中共黨內並非無人質疑。因此，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結論中專門就高、饒是否結盟作瞭解釋。毛說：「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而是兩個獨立國，兩個單干戶……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裡看出來的。饒漱石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團結得很密切嘛！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佈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從上面這許多事看來，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干戶。」毛還說：「如果說，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聯盟，那末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麼辦呢？高崗跟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之間，也沒有訂條約嘛！我們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文字協定嘛！那末連他們這個反黨集團也否定了！還有饒漱石跟向明、楊帆之間，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經過半個多世紀，在有關1950年代的諸多史料面世以後，人們不能不對當年關於饒漱石的反黨「罪證」和「高、饒聯盟」的說詞提出質疑。
所謂1943—1953年饒漱石「多次為了奪取權力而在黨內使用可恥的欺騙手段」具體是指：饒1943年「在新四軍軍部住地黃花塘鬥爭陳毅同志的事件」及1949年「努力取得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職位事件」兩件事。雖然饒漱石在題為《關於我的錯誤的自我檢討》中也承認自己「在計較個人地位方面，尤其嚴重地暴露了我的個人主義」，但這種爭權奪位，其性質恐怕與「反黨」挂不上鉤。
所謂「在城市和農村中竭力採取向資本家、地主、富農投降的右傾政策」，並不符合事實。1996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叢書《中國的土地改革》，對當年華東地區的土地改革完全作了正面的肯定，表明饒漱石主持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是正確的。
至於說饒漱石是「違抗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護反革命分子」，隨著1982年潘漢年、楊帆冤案平反昭雪，饒的這一罪名也自然被否定。
再說財經會議高崗和饒漱石有「共同活動」，無論是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的報告，還是毛澤東的說詞，都沒有舉出具體事實，唯一指出的是高、饒散佈安子文（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私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有薄無林」的事。據高崗秘書趙家梁說，1953年4月間，安子文擬了一個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名單上有薄一波，沒有林彪。一天中午，毛澤東讓他的機要秘書親自給高崗送閱這個名單，並立即收回。毛在中央的小會上嚴厲批評了安子文：一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哪能來那麼大的權力搞這麼一個名單？安子文當即作了檢討。毛澤東說，這件事到此為止，不許外傳泄密。高崗認為，安子文沒有那個膽量，敢擅自搞這個名單，那是劉少奇讓搞的，高崗覺察到毛主席在這件事情上對劉少奇的不滿。但是他沒有聽從毛的交代，利用與一些幹部個別交談的機會，講了這個名單問題，藉以攻擊劉少奇。（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版）至於饒漱石散佈名單的事，未見有具體資料披露。如果情況確實如趙家梁所說，那麼高、饒散佈這個名單，也很難上綱為「反黨」。
看來最關鍵的一條，是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以及「饒漱石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這兩個問題了。
據當事人郭峰1954年的交待，尤其是張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披露的歷史真相，毛澤東的說法與事實也大相逕庭。
關於張秀山在全國組工會議的發言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從召開預備會議起，就明確提出檢查中組部的工作是毛澤東的指示，並一再動員各地代表認真準備對中組部的意見。參加會議的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在1954年的交待中說：
（1953年）9月12日預備會議上，安子文提出毛澤東指示，他個人也要求檢查一下中央組織部工作，並要各地醞釀準備。會後，安子文同志曾個別問我：張秀山帶來什麼意見沒有……他要我打電話徵求張秀山、陳伯村同志意見。
9月13日上午，劉少奇召集會議明確會議內容，並指出第一次組織會議是基本正確的，有某些不妥當的提法已糾正，或在此次會上加以改正。也談到要檢查工作問題。在這之後，我給張秀山寫過一封信，主要內容是談調幹部及安子文要張秀山、陳伯村提供意見。
9月23日領導小組會上，饒漱石表示，毛澤東指示，對中組部工作上有何問題都應坦誠提出，擺在桌子上，要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安子文同志也再次著重說明要大區認真醞釀，準備對中組部的檢查意見，並說到已告郭峰，徵求張秀山、陳伯村同志意見（郭峰：關於我與張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發言的經過情況，1954年4月25日）
張秀山因所謂高崗在東北的「五虎上將」的罪名被降級下放盤錦農墾局後，1955年夏，王震前來視察。兩位老戰友相逢，張秀山就自己的冤情向王震訴說：「我與饒漱石並不熟悉，從來也沒有什麼來往。在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上我與他只見過兩次面，怎麼會存在與饒漱石在組織工作會議上‘配合’的問題。」張把兩次與饒見面的情況向王震細說後，又講了自己在組工會議上發言中的那幾點意見，和高崗不同意他去會上講的情況。張秀山說：「我的錯誤是主席讓我先找少奇同志談一談，我沒有做到，就講了。當時實在是沒有時間向少奇匯報。」（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在回憶錄中，張秀山對本來不打算參加組工會議，後來又何以到會發言的前後經過，作了詳細敘述：
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幾次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對組織部工作的意見，我在電話中對安說，郭峰去參加會議，有什麼意見，他會代表東北局講的，我就不說什麼了。
安子文又打電話給我，說毛主席有指示，這次會議，中組部要檢查過去的工作，要聽取大區的意見。他一再說，你多年做黨的組織工作，一定要對組織工作提出意見。我聽說是毛主席讓提意見，就認真考慮了。之後給安子文寫了封信，信中講了八條意見。因為是安子文徵求我個人的意見，所以這八條意見沒有經過東北局討論，我只是將書面材料給東北局常委張明遠和東北局委員、瀋陽市委書記凱豐看了，他們提了點意見。
大概是在9月末，這時組織工作會議早已召開了。我把寫給安子文的信轉給在北京開會的郭鋒，讓他先給高崗看一看，再轉給安子文。後來郭峰和王鶴壽分別向我轉達說：高崗看後，認為提的都是一些大問題，說不要提了。信也就沒有轉給安子文。（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現有文獻證明，張秀山最終出席第二次組工會議確係中央一再要求所致。在組工會議舉行半月之後的1953年10月4日，劉少奇親自起草簽發了《中央關於請張秀山參加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通知》，全文是：「東北局並轉張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現尚在開小組會議，預定在十月八日以後開全體會議，出席者百餘人，除討論若干具體工作問題外，並擬檢查最近時期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望張秀山同志於十月八日以前來北京參加組織工作會議。中央十月四日」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決定10月10日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討論糧食統購統銷問題。東北局決定由張秀山赴京與會。張臨行前，東北局又接到中央要張秀山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電報。張到京後，曾向安子文談了對組織工作的意見，並告饒漱石已向安談過，就不到會發言了。饒漱石表示同意。但在10月13日晚，組工會議領導小組開會，劉少奇說：我聽安子文講，張秀山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可以讓他在大會上講講。領導小組遂決定讓張在14日大會上發言。會後，饒漱石親自到張秀山的住處說：少奇還是要你到會講一講對中央組織工作的意見，會議領導小組也安排了。當晚，全國糧食工作會議結束，毛澤東問張秀山，聽說你要到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言，講些什麼？張把安子文和劉少奇要他去發言的情況，和要談的意見（將原來的八點概括為五點）向毛作了匯報。張問毛澤東，這些意見可不可以拿到會上去講？毛說：「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於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談談。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張在發言前曾向劉少奇請示說：主席讓我先給你匯報一下，是否把我的發言往後推一下？劉少奇說，就先講吧。（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就這樣，張秀山被推上了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講臺。
如前所述，張秀山事先準備了八點意見，向毛澤東匯報時概括成幾點。後來被作為「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證據的，正是這幾點意見：
一、1950年前後，曾經有一個時期，中央組織部對於黨員可否剝削這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曾發生過動搖。1950年1月，安子文作報告講到黨員雇工問題時說：
黨員生產發展了，要僱人應允許。最近我在答覆東北局的信中說：「這種黨員應暫仍保留黨籍的說法有毛病，是應該保留，而不是暫仍保留。」這點過去不明確，今後明確了。
不允許剝削與允許剝削不矛盾。不允許剝削，抽象原則是對了，但今天實際情況需要允許。今天剝削比不剝削好。
允許剝削與應該剝削是兩回事，應教育黨員開工廠僱用工人（即剝削），應該教育開工廠的黨員對工人應有正確的態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擴大再生產，將來實行社會主義時再交公。這樣經過幾年生產就發展起來了。
應允許所有的人（包括黨員在內）都有單干雇工的自由。現在的變工互助是不可能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階段。
現在應該讓農民盡量發展為富農。
張秀山認為，安子文講話的精神是：黨員不雇工，群眾也不敢雇工，生產就不能發展。也就是說，農村黨員可以當富農，城市黨員可以開工廠。這實際上是引導黨員發展成為富農和資本家，而忽視或輕視組織起來；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很熱心，發展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經濟卻很冷淡。這種觀點與二中全會決議是不相符的，被認為是一種右傾思想。
二、關於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中央組織部也曾發生過動搖。
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關於黨員八條標準的第一條，曾提出「中國革命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在這次會議後，各地及軍隊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只是在毛澤東親自批示後，才解決了這一爭論。
三、中央組織部對檢查執行二中全會的決議抓得不緊。因為有右傾思想，也就不會以二中全會決議去檢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組織工作與政治任務結合得不好，甚至發生脫節的現象。
四、關於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覺得也是有缺點的。
張秀山發言後，劉少奇向張表示：「你在會上講的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這在以後適當的會議上，我要作自我批評。」安子文也說，張講的這些問題「基本正確」。（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高崗對張秀山發言內容的表態
這裡需要交待的是，關於高崗對張秀山到組工會議上發言的態度。9月末，高崗張秀山轉來給中組部提意見的信，曾表示「提的都是一些大問題，就不要提了」。郭峰說：組工會議期間，「10月2日，去高崗處。當時，高崗正在準備去杭州休養。我把張秀山同志意見內容向他談了一下，並提出有些已經改正的問題（如工人階級問題）似乎不應再提，我談到安子文同志說將要張秀山同志來京參加組織會議時，他即把書面意見拿去翻閱，這時王鶴壽同志為了工業計畫問題去談，他即將張秀山的書面意見給王鶴壽看，並說秀山盡提些大問題。王鶴壽看後也提到有關紀律等問題，不應談。於是，高崗即向我說，告訴秀山，他最好不談，我看這次會議展不開，可用大區與會同志名義談，要把這些材料深刻加工，有把握的就說，沒有把握的不說，不要亂扣帽子，要實事求是，就會立於不敗之地」。（郭峰：關於我與張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發言的經過情況，1954年4月25日）
直到張秀山發言前的晚上，張秀山對將去杭州的趙德尊說：「你到杭州見到高崗時，向他匯報一下，說我那幾條意見給毛主席匯報了，主席同意我講。」（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從郭峰當年交待的事件經過可看出，儘管高崗認為「這次會議展不開」，材料還有待「深刻加工」，也就是說還不到時機，且內容還不夠充實，因而不同意張秀山到會上發言。然而，並不能以此說明張秀山的發言是高崗授意；郭峰的交待更證明張秀山的發言並非出於高崗與饒漱石事先有什麼勾結。
被定為東北局高崗「反黨集團」「五虎上將」之一的張明遠說：郭峰被打成「高崗反黨集團」的「五虎將」，按毛澤東的說法是：「從饒漱石的話裡看出來的。饒漱石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組織部是饒漱石為部長，高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團結得很緊嘛！」事實是，郭峰原是遼西省委書記，任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僅一年多時間。沒有任何根據說他是高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同時調郭峰和宋平分別擔任中組部和勞動部的副部長（這兩個部都是饒漱石任部長），饒漱石向部裡的同志打招呼說：郭峰（及宋平）是新來的副部長，今後部裡發的文件要先送他（指郭或宋）看過以後，再送給我。就是這樣一句話，後來被歪曲成「中組部要以郭峰為核心」。其實，郭峰根本沒來得及上任，就被打成了「五虎將」。
由上可見，張秀山在組工會議的發言，既非高崗與饒漱石事先的合謀，更非饒漱石與張秀山的合謀；至於所謂中組部要以郭峰為「核心」說，更是無中生有。因此，高、饒「聯盟」一說也值得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