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這是我即將出版的《古蜀之肺：大慈寺傳》一書中的一節，現據原始檔案先行整理出來以饗讀者。2010年11月25日於成都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學習常年累月，層出不窮，花樣之繁多，難以縷述。大抵1949年至1978年是寺僧參加各種學習、開會最頻繁的年代，唸經修行反而成了餘事。現將手中掌握的部分材料陳述出來，以便大家略窺一斑。未能在正文標示的學習文件及時間，我將在《大慈寺年表》裡有所體現，以便將來編輯大慈寺寺志，能夠據實採入。從保留下來的開會及學習材料看，與大慈寺有關的學習、開會，1958年共15次，看展覽3次；1959年共20次；1960 年17次；1963年5次；1965年5次，參觀1次。
1959年10月26日以永建個人的名義曾寫過一頁《大慈寺學習簡報》，其中主要是說工作忙，只是每週二、五晚七點至九點回寺學習。參加學習的有宏暢、維鈞、清修、大朗、真觀、洪青、寂心、永建。隆雲有時到有時未到，演如在組織上學習，園果有病未參加，聖欽老和尚未參加。學習文件主要是周恩來的偉大十年和李大章省長的講話。「因為討論時除宏暢師、真觀師談一點，其餘年老的沒有記憶力，故對於文件上全國同我省在五八年大躍進增產數都記不得，只有及時多講多讀關於建設同節約增產（的內容），基本上都能以新舊對比來分系（析）確切（實）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在黨和毛主席英明的領導下把鬼都變成人。種種偉大成績，是有目皆見的。……我們現在能記錄的人都沒有，我本人現在眼睛更壞，晚上讀報都感困難。眼下都不如去年了，在領導學習上是很慚愧的，謹此具實呈報。」
1962年11月23日的《成都市佛教協會諸山學習簡報》之開篇就說：「我會在11月23日上午召集文殊院、大慈寺及諸山小廟僧尼及部分居士（我會理事）聽了寬霖副會長關於全國、全省和全市佛教代表會議精神的傳達報告，計到人數46人。……在討論中又由福田秘書長反覆將報告的精神和古巴問題、中印邊界問題作了一些個人發言。」如大慈寺永建說古巴從1957年生產就搞得好，700萬人一條心。說到三面紅旗和人民公社，永建則說，要不是有人民公社，我們就不能這樣享受。古話說：「災荒之後，必有凶年」，而我們遭受三年自然災害，能有這樣的好，就是因為黨的方針正確。對於黨的宗教政策，永建又說，在未解放前，黨的宗教政策就是貫徹執行的，為了一部藏經，還犧牲幾位戰士。
這樣的傳達和學習，自然會進一步落實到每個寺廟，大慈寺也不例外。1962年12月8日就出有《大慈寺學習討論簡報》。談到國外，大慈寺簡報說： 「十月二十日我軍略一還擊，僅幾個鐘頭打得印軍落花流水，取回據點四十餘處，事實俱在，萬眾周知。」至於說到國內，則是大談三面紅旗的光輝，「雖然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是我國百年所未有的，但我們有了三面紅旗的偉大，戰勝了自然災害。廣大群眾還是穿暖、吃飽，要是舊社會，早已哀鴻遍野，流離失所了，這都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
至於說到許多寺廟特別是一些小寺廟想重修，有些還俗的僧人想重新回來，大慈寺簡報則明確說道：「有個別妙想天開的、夢想恢復小廟，並（讓）解放前離開寺廟的出家人回到廟內。這種思想，我們看來是大大錯誤的。……舊社會勞動人民修建的廟宇，現在或修倉庫、或辦學校，都是群眾所需要的，就應該歸還群眾。我記約54年現代佛學登載過這樣一段話，虛雲老法師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提的意見，要求政府只能夠重點培修，一般的應該收為公用。因為我們正在建設的時候需要房屋，他老人家的建議我以為是合法的、是正確的。出家人不能（不）遵守規章制度，見意（異）思遷，還算得忠實的佛教徒嗎？」
聯繫到上下文語意，以及簡報最後的署名：「大慈寺永建同全體僅（謹）呈」，簡報的口氣應該是以永建主持的口氣所寫，特別是在談及宗教自由時，永建法師再次引用了他在市佛教協會上有同樣意思的發言：「宗教信仰自由，我正確的認識到，始終是貫徹了的。如解放前山西趙城為了一部藏經犧牲八位解放軍戰士。解放後，名山大剎的修復，用了國家很大的款項。再如我寺及文殊院、昭覺寺，黨和政府都用了巨款培修，一洗舊社會寺觀作軍營、花木做柴薪的慘相。」簡報的最後部分「今後的任務」自然是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聽黨的話之類的口號。
政治學習在彼時是大家都不敢馬虎的事，原則上所有的寺僧都必須參加。儘管參加，也不是所有人都愛發言，有時甚至還不去，比如大慈寺園果、隆雲就曾多次不去學習，被監院永建等人批評為死不進步、懶於學習。大抵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1960年2月6日，園果還與永建大吵大鬧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