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自己的傷疤給人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自從《我的哥哥莊彥斌，一個至今沒有平反的現行反革命》一文刊發以來，我乾涸已久的淚腺就像漲了潮一樣，一坐在電腦前，眼眶裡情不自禁地就溢出了淚水。有幾次甚至動了罷筆不再去寫這些令人心酸的文字了的念頭。
然而，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讀者們卻不依不饒。昨天，一位來自臺灣的素昧平生的讀者又在我的電子郵箱裡留言，他的留言是這樣寫的：「莊曉斌先生，看了您刊登在《觀察網站》上的文章《我的哥哥莊彥斌，一個至今沒有平反的現行反革命》，我流淚了。我是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平時已經很少動感情了，但看完了您的文章，我還是流了淚。您哥哥莊彥斌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令人髮指。但這並不僅僅是他一個人，你們一個家庭的悲劇，這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這樣的歷史不能再重演了，歷史也不會寬宥殺人的劊子手的。您哥哥莊彥斌的沉冤一定能夠昭雪！公道自在人心，希望您能更詳細地介紹一下您的哥哥莊彥斌，讓歷史記住這個蒙冤者，也把殺人的惡魔們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面對如此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讀者，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忍著撕心裂肺的楚痛，把這個系列的文章繼續寫下去。應這位老先生之邀，在這篇文章裡，我詳細地介紹一下我哥哥的具體案情和他被捕的真實情形。
一 震驚中央的「73.2.11書寫反革命掛鉤信」案件
1973年2月11日，中國大陸的黑龍江省伊春地區出現了一起震驚中央的書寫「反革命掛鉤信」案件。具體的案情是這樣的：1973年2月11日上午 11點30分，一個化名叫劉玉興的年輕人在黑龍江省伊春市南叉區郵局往香港投寄了一封普通信件。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龍新浦港彩虹道2樓2號，收信人的名字叫石艷芬。經公安機關審查，這個收信地址和收信人正是設在香港的敵特電臺在幾天前反覆播放的。因此這封普通信件被截查，經過技術處理，發現這封信件是用果汁密寫的，信文的內容非常反動，信文瘋狂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偉大領袖」。因此這個案件被公安部定為「73.2.11書寫「反革命掛鉤信」的重大案件」 嚴令黑龍江省公安廳限期偵破。
其實，這起書寫「反革命掛鉤信」的重大案件的案犯只有2個人。主犯就是我的哥哥莊彥斌，這封用果汁密寫的信件就出自他手，而化名叫劉玉興的年輕人就是我，這封信就是我替哥哥到南叉區郵局投寄的。
哥哥莊彥斌文革初期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參加造反派組織，被推選為佳木斯市紅色造反派司令部的司令。後來，因為牽涉到佳木斯市1967年的「6.30」 反革命凶殺案」中，哥哥被佳木斯市軍管會羈押了整整3年，直到1970年6月才獲釋。獲釋後的哥哥曾企圖偷渡去香港，但由於被人告密而未遂，在他被押解回佳市的火車上，哥哥中途跳車逃跑，因為火車的車速太快，他跳下來後，就摔得不省人事了。而恰巧被一夥刑事犯罪份子搭救。從此哥哥就與這一夥刑事犯罪份子為伍，在遼寧省建平，錦州，秦皇島等地從事投機倒把的犯罪活動。1972年秋天，哥哥在遼寧省的罪行敗露，他就又潛逃回家。藏在家裡的地窖裡。哥哥從遼寧潛逃回家時，帶回來一部紅旗803短波收音機。哥哥在地窖裡就用這部收音機收聽香港敵特電臺的聽眾信箱節目。正是受到這家電臺蠱惑人心的反共宣傳，哥哥才寫了這封讓哥哥和我及我的家庭都遭受到滅頂之災的「反革命掛鉤信」的。
這個案件既然是公安部挂了號的重大案件，黑龍江省公安廳當然要不遺餘力地抓緊破案。經過排查，研究對比筆跡，偵破目標很快就鎖定在我的哥哥莊彥斌身上。我家就成了黑龍江省公安廳確定的重點偵察目標。這個案件完全是黑龍江省公安廳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我家鄉的朗鄉林業地區公安局也在事前一無所知，省公安廳的便衣在朗鄉林業局招待所3號房間設立了指揮部，我的親表哥徐景雲和我的大嫂王靜都被調來到我家作臥底。
我的親表哥徐景雲當時的職務是哈爾濱正陽河木材加工廠的一個黨總支書記。他能有現在這樣的官職，還得益於我父親的提攜，表哥徐景雲初中畢業以後，從農村來到我家，是我父親託人送他去當時設在帶嶺的林業幹部學校學習的。表哥在林干校畢業以後，分配到桃山林業局工作，曾擔任過桃山林業局的黨委宣傳部長。表哥徐景雲一直是把我父親看作他的啟蒙恩師的。但是在事關黨性原則階級立場這樣的大問題上，表哥徐景雲堅強的黨性可謂是「義無反顧地大義滅親了」據說，表哥徐景雲從哈爾濱來時，是當時任黑龍江省政法委書記的李力安親自找他談的話。表哥當時信誓旦旦地向李力安書記表示，他一定不會辜負黨的信任。事實也驗證了表哥的忠誠，他來到我家後確實完成了「黨的囑託」，他巧舌如簧，不僅沒有引起舅父舅母的懷疑，還終於偵查到我的哥哥就藏匿在我家地窖裡的重大線索。表哥的忠誠確實「忠勇可嘉」，但我哥哥被處了極刑以後，他卻連農村老家也不敢回了。
我在老家的一些親戚們都認定是他出賣了我的哥哥，表哥的親父親，也就是我的大姑父對表哥的宵小行為極端惱怒，曾揚言「他要是回家，我就親手廢了這個孽子！」
表哥這個臥底很成功，但另一個臥底就是共產黨的失策了。另一個臥底是我的大嫂王靜，她在臨來執行任務之前，也是被洗了腦的。她也曾向「黨」保證了絕不泄密。但是到了關鍵時刻，還是那句話，所謂堅強的黨性是絕對對抗不了更堅強更頑固的人性的。
大嫂王靜一下火車之後，就把對「黨」的保證拋到九霄雲外了。她逕直來到我父親的辦公室，把來了100多名警察來抓捕我哥哥的消息向我父親透了底。（當時在文革中也受到審查的父親剛剛恢復工作，在一打三反工作隊作查帳工作，他的辦公室在朗鄉商業科，就在火車站附近）我的父親獲悉此訊，也顧不上「黨的多年培養教育」了。畢竟兒子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啊！用刀來剜自己的心頭肉，那個父親能不心疼啊！於是，我父親連班也不上了，他立即騎車回家，到家後對我母親說的第一句話是：「趕緊拿錢讓彥斌快逃，要是被抓住他就沒命了！」 我父親這一次一生中唯一的剛烈之舉，險些救了我哥哥的命。但更剛烈的哥哥的宿命也許是上天注定了的，就像他曾經說過的那句話一樣：「我生要生得坦坦蕩蕩。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 哥哥正是因為有這樣剛烈的信念，在掙脫羅網之後又折返回來，才重涉險地以至於被捕受擒。
二 我哥哥被捕的詳細情形
自從我家被確定為重點偵破目標以後，我的家就一直被秘密監控著。可以說別說是一個大活人，就是一隻鳥也是插翅難飛的。但我的哥哥卻用他無畏的膽量，僥倖地從家裡逃脫了的。得到父親的報訊後，哥哥意識到他必須立即逃走。
那是1973年的6月8日上午八點五十分。據我母親描述：當時哥哥嗖地就竄出了倉房，弓著身子貼著半米多高的矮杖子來到東院牆下，翻牆跳進我家鄰居劉主任家的院子。院子裡恰好沒人。他三步並成兩步直奔劉主任家的院門，他剛走出院門不到十多步，兩個穿便衣的人便從房後繞過來。無暇細想，他只好低頭逕直走了過去，這兩個人並沒有阻攔他，只是用奇異的目光打量著這個從劉主任家院裡出來的人。哥哥匆匆地從這兩個人的目光下走過去，他拐到房後，直到這兩個人的目光看不見他了，才撒腿跑開來，一直跑到西山腳下。鑽進了山腳下的灌木林裡。
哥哥沿著落葉松林帶邊朝南走了一段路，臨近中午時分，他沿著蜿蜒的山梁來到臨近鐵路的一個小山崗上，這裡正是小興安嶺的分水嶺，鐵路線這一段坡度最大，車速最慢，乘夜間在這裡扒乘貨車坐出幾站，再到一個適當的車站買票坐客車，他就可以安然無恙的逃出追捕的網了。
哥哥從山崗上俯視著鐵路，過往的列車看得清清楚楚。這時，他的心裏陡然生起了一種淒愴之感。他自言自語地說：「難道我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嗎？就這樣悄然無語地走了嗎？親人和朋友都在這裡，往事和記憶也在這裡，在這養育我長大成人的故鄉，從此就再沒有我委身立足的一寸熱土了嗎？」
「不甘哪！不甘！」他大聲喊了起來，「我應該明確地告訴故鄉的父老鄉親們，我是被逼上樑山的，是殘酷無情的現實逼我走上了一條與自己初衷完全相反的危險道路的！」他扶著一棵小松樹，呆呆地沉思了許久，才像宣誓似的，一字一頓地說：「對！我要走，也要走得轟轟烈烈，不能像小偷一樣悄悄地溜走，要把我積鬱在心底的話語留在故鄉的土地上！」
打定主意後，哥哥轉身又沿著原路走了回去。傍晚，他沿著山脊，來到一個名叫三公里的地方，這裡是朗鄉林業局的一所森林檢查站。這裡只有五六棟草房十幾戶人家。我爸爸的好友程伯伯就居住在這裡。
哥哥來到這裡是企圖寫一封公開信張貼在朗鄉林業公安局的大牆上，把他心中的一切憤懣都告訴家鄉父老之後，然後再離開這塊生養他的熱土，去亡命天涯。
本來我哥哥在程伯伯家已經寫好了那封公開信，那封信是用報紙寫的大字報。當過造反派司令的他還沒有掙脫文革式的思維，還是想用大字報的形式抒發自己心中的憤懣。他把這封公開信託付給了程鵬，讓程鵬再轉交給我，他相信我這個一貫崇拜他的弟弟一定能替他把這封公開信張貼出去的。可他沒有想到的是昨天夜裡他下山找程伯伯家時，因為先前敲錯了門，他的行蹤就已經暴露了，此時的程伯伯家也已經被秘密監控起來了。而且程鵬今天早上一去上班，就已經被公安控制起來了。
1973年的6月9日下午4點多鐘，太陽已經快落山了。哥哥躲在程伯伯家的天棚裡。他是準備在今天晚上就走的，程嬸已經替他預備好了大疊的油餅和幾十個煮雞蛋，等天一黑，他從這裡沿著山梁朝下行方向走，午夜就可到達小白車站。從那裡扒乘貨車，就可安全地逃出追捕的網了。
哥哥趴在程伯伯家天棚東山牆上的氣窗口處向外窺望，這個氣窗口一直可以望見房前的公路。這個天棚裡真是個理想的隱蔽所，既清爽又僻靜，遺憾的是沒有燈，只能從山牆上氣窗的木板門縫透進一點光亮來。他還不能把這扇半米見方的門開得太大，因為外面看這面山牆也同樣是清清楚楚的。他把眼睛貼在虛掩的木板門上從那約有2寸寬的門縫一動不動地向外望著。
太陽只剩下一竹竿子高了，這時有兩輛解放牌大汽車從遠處沿著公路駛過來，後面不遠處還跟著一輛吉普車，解放車的車廂上罩著帆布蓬。
「這兩輛車是幹什麼的？」哥哥不禁格外注意了，他的眼睛盯在了這兩輛車上，汽車開得很快，在房前的公路上疾馳而過。
「噢，過去了。」哥哥鬆了一口氣，剛想縮回頭來，兩輛汽車卻在離這棟房有四五十米遠的地方嘎然停住了。車上的帆布蓬掀掉了，從車上急速跳下來的是幾十個持槍的武警。
「啊！不好！這是來抓我的！」哥哥立時覺得熱血沖湧，腦袋像炸裂開了。不容多想，他一腳踹開了木板門，從三米多高的山牆氣窗口跳了下來，拔腳就往後山坡上跑去。可他沒跑出多遠，仰頭見到房後的山坡上已經有持槍的武警迎下來了。
「哎呀！完了，一切全完了！」哥哥咬了咬牙轉身又竄回來，他又順山牆攀進了天棚。武警迅速將這所房子包圍了，但沒有打槍，也沒有人喧嘩，只是聽到匆匆的腳步聲，顯然，這都是訓練有素的正規武警。
「莊彥斌，你快出來吧，不要再頑抗了！」下面開始喊話了，很明顯，已經佈置就緒了。哥哥木然地站立著，一瞬間，他像一個漲滿氣的皮球鬆了口子，繃緊的神經一根根地斷了弦，他像一個木頭人似的呆呆地站在那兒，就像這棟草房的一根立柱一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再也沒有退路了！然而，他似乎不覺得怕，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莊彥斌，快下來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不下來，我們可要開槍了！」武警為了震懾他，竟真砰！砰！地放了兩槍。
「哈哈，哈哈！」哥哥聽到槍聲竟爽朗地大笑起來，笑聲很響很脆，槍聲一下子停止了。
「好小子們，有種的就上來吧，我在這兒等著！」他大聲向下面喊著，他摸起自己喝水的瓷碗，從木板門口摔了下去。
啪！陶瓷碗摔了個粉碎，下面又鴉雀無聲了。
過了一會兒，一個粗嗓門的人在下面喊：「莊彥斌，你不要執迷不悟，自尋死路！還是放明智點，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
「哼！有膽量的就上來吧！」哥哥一腳踹開了木板門，他已經鐵心不投降了。房頂上上去人了。有人在拆房頂上的木板蓋。哥哥在天棚裡摸到了一根鎬把，他朝有響動的地方一頂，砰的一下，房頂上有人「啊！」地一聲從房頂跌下去了。寂靜，可怕的幾分鐘寂靜啊！
這時，哥哥意識到，自己是再沒有反抗的餘地了。
唉！他嘆了口氣，解下了褲腰帶，穿過脊檁，迅速地挽了個死扣，把頭伸進死扣裡，毫不猶豫地雙腳一蜷，吊在了那兒。一陣痛苦的悶抑，他迅即失去了知覺……
房下面，武警們還在一遍遍的呼喊著：「莊彥斌，你還不夠死罪，何必自尋死路呢？快下來吧，再不下來，可要開槍射擊了！」下面軟硬兼施，可是天棚裡已經沒有了動靜。
「你上去看看！」一位武警用槍點了點程鵬。「我？」程鵬委縮地後退了一步。「叫你上去，你就上去！」
武警厲聲喝道，「你還想找不自在嗎？」
「我……我有點怕。」已經是鼻青臉腫了的程鵬怯懦地說。
「上去！」一個大個子武警用手槍頂著程鵬的脊樑骨威逼說：「你不上去，我先開槍斃了你！」
程鵬前瞻後顧地從隱蔽處來到山牆下，他搬過來一架梯子，順著梯子爬上去，邊爬邊顫聲喊著：「彥斌哥，可……可別動手哇，我……我是程鵬。」
程鵬鑽進天棚，見到哥哥已經昏死在天棚裡，掛在脊檁上的褲腰帶墮斷了，一截還緊緊地扣在他的頸上。
「快……快上來吧，他……他已經吊死了！」程鵬結結巴巴地朝下面喊。武警們聞聲才蜂擁而上，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把他從天棚上弄了下來，一個似乎挺有經驗的武警翻了翻他的眼皮說：「快……快做人工呼吸，還有救。」幾個人輪流給他做人工呼吸，折騰了十來分鐘，哥哥才吐出一口氣。「快，快把他手銬上，」一個武警忙說，「他醒過來了。」幾個武警走過來用繩子像捆豬似的把他五花大綁地捆住了。然後，幾個人抬著把哥哥送到汽車上，汽車迅速開走了……
上面就是當時身在現場的程鵬事後向我描述了我哥哥被捕時的真實情形。
我的哥哥不僅被捕時表現得很英勇，他被押解離開故鄉時，還留下了一段令世人津津樂道的小序曲，據說我哥哥被捕後在朗鄉林業公安局的局長室裡監押了一夜，當時是把他用繩索死死地綁在局長的大椅子上的，用6個警察不眨眼地看守了他一夜。第二天，把他的頭用一個黑布套套著，用警車押解他去火車站，押解時，我的故鄉幾乎是萬人空巷，人們都簇擁在街道兩旁觀看警車通過。在哥哥臨登車前，他在車門口執拗地不肯登車，他當時大聲對押解的警員喝斥道：「把我頭上的黑布套拿掉！我要最後看一眼生我養我的故土！」在他凜然的喝斥下，警員最後把黑布套拿掉了，我哥哥登上車門後轉頭對站台上簇集的人群說了這樣一句話：「再見了，家鄉的父老鄉親們！來世我還要到這塊熱土上投生！」
哥哥說完了這句話，昂然地走進了車廂。他最後留在故鄉熱土上的這句話一直在我的家鄉流傳，以至於多少年以後，還有鄉親當著我的面稱頌：「你哥哥莊彥斌真是條漢子！」
我的哥哥在離開故土的那一刻，他就預料到了自己的宿命。他留下的那份遺書，也是在他走上刑場的3個月前就寫好了的。在這份語句鏗鏘的遺書的背面，他還寫了這樣一首詩「生死何須挂心間，早將斷頭視等閑，甘舍此身任殺剮，留得忠魂壯河山！」哥哥的這首詩，一直銘刻在我的心底，一吟頌起這首詩，我也就平添了敢去赴湯蹈火的膽氣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