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0多年，中國和印度兩大發展中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工和產品，使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得以維持高增長和低通脹的經濟局面。
我們正處在一個通脹時代的新起點上。這種通脹是結構性的，是2007年通脹的延續，是國際經濟重組的長期效應，不可能因一兩次經濟衰退而逆轉。
這次通脹浪潮與以往不同，其主要原因不在於某國政府的具體經濟政策，而在於全球化進程。也就是說，這種通脹很可能超出某個政府的控制能力。我把冷戰後的全球化過程從通脹的角度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低通脹階段，第二階段則是高通脹階段。在過去20多年，中國和印度兩大發展中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工和產品，使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得以維持高增長和低通脹。要知道，一般而言，經濟高速發展總會帶來通脹。高增長和低通脹即使不算反常，也屬罕見。美國前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解釋，中印進入世界自由市場體系之後，在10年左右的時間為全球經濟輸入的勞動力就有好幾億。這是史無前例的。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就如同一切商品供給的增加一樣，必然會壓低勞動力本身的價格。在過去，美國經濟一高速發展，各種公司就競相僱人，導致勞工緊缺，從而抬高了勞工的工資。到了90年代，雖然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但因為中印兩國廉價勞工的存在，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勞工喪失了討價還價的資格，自己的工作不被外包到國外就算不錯了。所以其工資無法像過去那樣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上漲。當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承擔了一般日用消費品的生產時，這些產品的價格自然隨著勞動力成本的降低而走低。這就是所謂的低通脹階段，是由全球經濟結構性的變化所導致的。但當中印兩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大幅度提高了對原材料的需求，從而帶動了全球原料的上漲。同時，美國因為石油危機的影響，把大量農地用於種植玉米，以製造乙醇等綠色燃料，侵奪了食品生產的資源。中印兩國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使勞動力的價格逐漸變高，也使世界1/3人口的食品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肉食比重大增，養殖牲畜所需要的飼料開始和人爭奪農地。這些因素，自然導致了食品價格的上漲。石油、礦產、農產品等等，幾乎無所不漲。而且這一趨勢很難在短期內得以逆轉。這就是我所謂的高通脹期。
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2007年就提高了35%，人民幣持續升值。中國產品開始變貴了。西方不少人說，中國已經從輸出低廉產品抑制通脹，走向輸出通脹。
此種言論未免以偏概全。其實，在輸出通脹的同時，中國進口的通脹恐怕更多。在2003年到2007年全球銅需求量增長中，中國因素佔了64%，在鋁需求的增長中，中國因素佔了70%，鋅需求的增長則有82%是中國經濟所推動的。這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幅度，遠超出了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幅度。
如果這樣的通脹得不到抑制，老百姓即使工資上漲，實際收入也並不會增多，甚至可能會造成購買力下降。通過政府的行政命令來抑制通脹，短期可以應急，長期則可能造成短缺經濟、地下經濟，最終得不償失。
通脹並不僅僅是個民生問題，也是個關乎製造業生存的問題。如今中國還處於工業化時代，尚未進入後工業社會。製造業所面臨的挑戰，與工業革命前期非常相似，但現實條件則十分不同。首先，就國內市場而言，食品消費在老百姓收入中所佔的比例相當高。這部分價格的上漲，對民生的影響特別大。錢如果全花在菜籃子上，購買工業品的能力就會大幅度下降，所謂「內需」不僅無法「拉動」，反而可能萎縮。
全球經濟的擴張，帶動了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漲，給製造業帶來的不是降價的條件，而是加價的壓力。再次，當食品價格上漲、工業品價格不能適當回落而維持老百姓購買力平衡的時候，整個生活費用就會顯著上漲，促使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更會進一步給製造業造成漲價的壓力，形成一種漲價不斷地刺激新一輪漲價的惡性循環的局面。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的經濟體。而從長遠看，能源、原材料、勞動力都看漲。所以，對於通脹的挑戰，中國必須設計一個結構性的而非週期性的應對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