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在昌都地委作，1973年作為調查邊壩「再叛」情況的工作組成員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講述的邊壩事件：
「實際上起因還是派性武鬥。邊壩縣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樣，分的有兩大派系，從縣機關發展到整個農牧區。邊壩縣雖然牧業不多，但也是農牧業並存，它有24個鄉，鄉里凡是鄉長、書記和文書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麼的。一般都是這樣，鄉長是司令的話，書記就是政委。當時沒有一個領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這類那類分子參加兩派，也絕對不會允許他們參加的。‘造總’沒有，‘大聯指’更沒有，因為‘大聯指’還更講究成份。總而言之，鄉鄉都是這麼發展起來的，都有造反組織。
「剛開始不是到處都在奪權嘛，拉薩奪權，昌都奪權，縣裡面也有小型的奪權活動。這一奪權就有爭鬥，先是文鬥，然後是武鬥，連縣裡面也有很小的武鬥。邊壩縣也是如此。那時候邊壩縣有一個群眾代表，‘造總’的一個小頭頭，還是一個喇嘛，在拉薩參加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時，被曾雍雅（時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被認為支持‘造總’）說成是‘紅色喇嘛’，回去以後他大肆宣傳，到處說曾司令、曾主任接見我啦，這是對我們‘造總’的肯定等等，這就為邊壩縣‘造總’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久，縣裡的‘造總’通知下面的各個造反司令部，說是某月某日到加日來參加群眾大會，要批鬥當時的縣委書記叫王什麼來著，這樣那些鄉里的司令、政委都來了，在大會上把那個王書記鬥了幾下，然後就打起來了。」
至於是不是「再叛」，普卜說：
「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情，其實我到現在也沒搞清楚。……反正說是這麼演變過來的，要成立什麼‘護教志願軍’之類。說是有這麼一個口號：「趕走共產黨，消滅紅漢人」，可是到底有沒有我不清楚。還有一個口號，‘吃糌粑的團結起來，打倒吃大米的’。這個口號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鄉沒有這樣的事，連反動文字的任何東西都沒有看見，儘管都鄉是「暴亂」的重點鄉。不過這裡面，我想過激的言論和行為是有的，比如說要殺「甲突日嘎嘎」。這個「突日嘎嘎」什麼意思呢？那是一個揚青稞的工具，分叉的，兩個叉叉，被比喻成漢人，穿褲子的漢人。有的區也確實殺了漢族，像俄朱卡區的文書逼他承認什麼東西他不承認，就被摔到怒江裡去了，他是漢族人。這樣的人打死了那麼幾個，藏族好像沒有。當然也把藏族的區長、書記等幹部抓起來了，問他們：「你是要吃糌粑還是要吃大米」說吃糌粑的話那可以，就不打了；說吃大米，好，那就打。還有一個區委書記，問他「你信不信教」還說「你念這個」，他們指著山上用石頭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這個區委書記只好念了一遍，他們就沒打他，但是後來就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認為是向「叛亂分子」投降，結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還是8年。這是真事。實際上當初的確有過激的言論和行動，可能也藉機混進去了個別的壞人，圍攻了一些區，打死了一些人，搶了一些東西。」
但是，無論這裡面有沒有民族主義的因素，當時邊壩縣24個鄉，鄉鄉有「造總」，尤其是那個「紅色喇嘛」的宣傳使「造總」的力量更加壯大。不過老百姓聽他的話跟他是不是喇嘛應該沒有多少關係，而是因為他是自治區「革委會」領導高度表揚的「造總」小頭頭。據說整個邊壩縣都成了「造總」 的天下，「造總」讓幹什麼就幹什麼。被認為當眾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個大會在日後成了一個分水嶺，當天參加那個大會的23個鄉後來均被劃為「再叛」，只有一個在怒江邊上的鄉，鄉長和書記沒等大會結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無恙。但大多數被叫來開會的老百姓很聽話，其實是糊里糊塗的，對那個大會究竟意味著什麼並不明白，結果連怎麼進的監獄也不清楚，可就因為參加過那麼一個大會便有了「叛亂分子」的嫌疑。
於是，中央下令「平叛」，軍隊也就殺氣騰騰地來了。昌都軍分區下屬的部隊、獨立團和從內地調來的一些部隊開進了邊壩。既然是來「平叛」 的，那麼殺的藏人就特別地多。普卜說，「解放軍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軍又不知道誰是‘叛亂分子’，只要看見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氣得很，部隊的，工作組的，都是‘大聯指’的，這之前被‘造總’這麼整，一氣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報派性的仇。」據說當時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獨立營，全是「鐵桿」的「大聯指」，營長的外號叫「歪嘴巴」，他公開宣稱：「這下到了我報仇的時候」，所以他簡直殺紅了眼。部隊裡除了翻譯其他人基本是漢人，而阻擋部隊的又全是藏人，打著打著，用普卜的話來說：「最後就成了兩個民族在打。」 （而《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中所說的打死打傷多少「幹部、戰士」，據說其實大多是在「平叛」過程中發生的）
普卜還講述了一件在「平叛」時，四個年輕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軍士兵的事情：
「邊壩縣有一個那孜區是‘暴亂’的中心區，那裡地形險要，一條簡易公路經過一個叫那孜崗的懸崖峭壁，中間一條小河，另一邊也是山，當時就在那裡打得最厲害。幾個女人勒死一個解放軍的事情也就是在那裡發生的。那真的是確有其事。那時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當時部隊在那兒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裡面裝上炸藥、石頭什麼的，部隊一走近，就把點燃了的桶從山崖上滾下來，這一炸把部隊炸死炸傷好些人，有些解放軍還被打散了，有的兵稀裡糊塗到處亂走，天亮了被村裡的人看見了，是四個女人，因為男的都上山參加戰鬥去了。她們裝著對他很友好，給他吃的、喝的，還讓他洗腳。就在那個士兵洗腳的時候，突然用繩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這是其中兩個女人幹的這事。後來她們都被抓了，那兩個女人一個被槍斃，一個因為懷孕判了緩刑，最後好像沒殺成。那個被槍斃的女人其實才十八九歲。是在那孜區上由解放軍槍斃的。那些解放軍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戰友，特彆氣憤，說老鄉居然殺我們，覺得非常想不通。那時候槍斃人都很簡單，部隊‘噠噠噠’的，有殺人的權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後來聽老百姓講，那個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綁，解放軍在槍斃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從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據說那女的叫都不叫一聲，還轉過頭來狠狠地瞪瞭解放軍一眼，最後挨了好幾槍。當天那次由解放軍公開槍斃的就有３０多人。」
1973年，普卜去邊壩縣都鄉「落實政策」：
「我們去時看見那鄉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頭子和小孩子，青壯年幾乎沒幾個，其實整個邊壩到處都是這樣。為什麼是這樣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來了，就沒什麼男人剩下的，每個鄉都這樣。一開會的時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過跟「尼木事件」一樣，當地沒有一個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參加「再叛」，所以鄉村裡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種「帽子」。據說他們還有點幸災樂禍，因為被解放軍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鬥爭過他們的積極份子。後來工作組去落實政策的時候，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因為原來鄉里的書記和鄉長都成了「叛亂」的政委和司令，黨員和積極份子都成了「叛亂分子」，結果殺的殺，關的關，一個黨員也沒有了，整個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發展黨員非常困難，因為當時入黨的條件是，凡親屬中有「管關殺叛代」（指被管制的、被關押的、被處決的人，以及 「叛亂分子」和「領主、代理人」）這五類分子都不能入黨，但實際情況卻是整個鄉里幾乎找不到符合條件的人。
自1973年之後，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組，最後才確定，「被殺的裡面基本上都殺錯了」。普卜感嘆道：
「可這有什麼用，殺都殺完了，包括那個‘紅色喇嘛’。除了殺錯的，還有太多的關錯了的，像邊壩縣縣長就被關在監獄裡，是巴塘藏族，叫向於華（音），後來當昌都地委秘書長，黨校校長，現在退休了。我一聽就說他媽的，怎麼會連縣長都成了‘叛亂分子’！他當時被說成是‘叛亂’政委，其實他只是邊壩‘造總’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說成是‘叛亂’司令的竟然還是一個漢族，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是郵電局的一個一般幹部，邊壩縣‘造總’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殺了。哈！一個漢族搞什麼‘叛亂’！ ……總之邊壩縣就因為所謂的「叛亂」殺得一塌糊塗，但實質上是嚴重地擴大化，實際上那些被槍斃的人當中只有個別的算是殺對了，像那個勒死解放軍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殺對了，其他的好像沒有殺對的，可以說幾乎都殺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