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歷史觀,確實需要徹底的反思,尤其在這個新的時代
「紀念塔」是貴陽市內一個老地名,現在不但還在使用,而且是幾條大道交叉的繁華之地。但是,有點奇怪的是,今天的貴陽人,來往此地一千遍,都沒有看見半點「紀念塔」的影子,也根本不知道這個地名的來歷,竟然從來沒有想到要打聽打聽:塔在哪兒?紀念誰?
現在為數不多的80歲以上的「老貴陽」卻都知道,這個地名的誕生,是同中華民族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連在一起的——這個路口,確實曾經聳立著一座紀念塔,一座應該永遠屹立的紀念塔!
那就是「國民革命軍102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抗日戰爭全面展開。貴州的黔軍第二師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102師」,立即參加了「8·13淞滬會戰」,後又參加慘烈的 「徐州會戰」、「南昌會戰」以及三次「長沙會戰」,前後戰死沙場的官兵,竟達兩萬之眾!受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追撫表彰的烈士,就有團長陳蘊瑜、營長曹文傑、兵站長柏憲章等人。
1941年,在第二次長沙會戰勝利後,師長柏輝章在湘北湘陰,為歷次戰役陣亡官兵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貴陽各界人士和陣亡將士親屬為了告慰烈士英靈,紛紛要求在省會貴陽建立一座紀念塔。經102師報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批准,一座刻有102師作戰事跡和烈士姓名的「紀念塔」,1941年底在貴陽市大南門外新華路盡頭動工興建,1942年4月落成。
1952年,這座懷念貴州抗戰烈士的紀念塔,在路面拓寬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沒有復建——儘管每一個貴陽人都熟悉了這個地名!
最近,我回到家鄉貴陽,向一些人問起:既然全國各地都已復建不少舊時代的建築,其中許多遠沒有貴陽紀念塔般的真正歷史價值;既然全國有不少出版物,從歷史書到電視劇,已經開始恢復被掩蓋了幾十年的國民黨軍隊抗日真相,為什麼貴陽市不能復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紀念塔」呢?我得到的回答是:102師師長是一個被共產黨鎮壓的敵人、一個「反共分子」,所以,政府不能復建這座紀念塔!
我不禁愕然:「敵人」?一個人?那麼,二萬人呢?黨派?那麼,民族呢?政府?那麼,歷史呢?這裡有連串的混亂,巨大的混亂!我不禁想起,前幾天一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對我說:國人的歷史觀,需要徹底反思!
在此,我且說幾件這幾年的國外見聞,看看能否引起一點反思:
其一,2003年,我在芬蘭開會時,曾參觀首都赫爾辛基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廣場。那廣場被當地百姓戲稱為「福音對律法、智慧對愚蠢」,因為它的四邊分別是大教堂、大法院、赫爾辛基大學、芬蘭政府大廈,可見它的地位,堪比天安門廣場在中國的地位。廣場上只有一座十分顯眼的銅像:高高的基座上,站著一位威風凜凜的統帥。我趨前拼讀基座上的銘文,發現是那位強佔了大片中國領土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遂忍不住問芬蘭主人:你們為什麼要保留你們的敵人的塑像呢?沙皇不是征服又統治了你們的祖國嗎?
令我驚愕的是主人的驚愕——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敵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不該抹煞的!
芬蘭人「不愛國」嗎?非也!你去看看他們引為自豪的西貝柳斯(我也去看了他那不在市中心的塑像,真是令人難忘),你去聽聽他的《芬蘭頌》(其中的愛國激情之感人,令我明知家裡有那張CD,還要在芬蘭買一張)!
赫爾辛基市內還有一座塑像,同樣對中國人富有教益:在遊人如織的中央公園大門口,聳立著一位文人的銅像。我問是誰,答曰一位瑞典詩人。我問為何不立芬蘭詩人的像,答曰這位是最好的詩人——因為在瑞典統治芬蘭的時代,文學語言不是芬蘭語,而是瑞典語,那麼,寫得最好的,當然是瑞典人了!
其二,去年,我和妻子到德國漢堡開會。那座城市在「二戰」時被英國空軍炸得很慘,主人帶我們去參觀著名的大教堂廢墟。廢墟的地下室陳列著一些照片,顯示出英軍轟炸後漢堡的廢墟和市民的淒慘。然而,就在同一個展室中,還陳列著另一些圖片,顯示的是德國空軍轟炸後英國城市考文垂的廢墟和市民的淒慘!最令人感動的是:大教堂門口用兩根巨大的鐵釘拼成了一個十字架,一根鐵釘取自漢堡的大教堂廢墟,另一根取自考文垂的大教堂廢墟,下邊的銘文不是要人們記住敵人的罪惡、自己的仇恨,而是這樣寫著:「求上帝饒恕我們大家!」
這讓我想起,2005年我和妻子在英國第二大城伯明翰,參加了民眾慶祝戰勝德國60週年的活動。活動有自發的音樂、舞蹈、遊戲、閒聊,氣氛歡樂而平和,儘管有幾件作為文物的舊武器放在人來人往的小商店旁邊,但整個活動從頭到尾嗅不出一星半點反德的氣味。
我想,歐洲各國人民,從幾百年間冤冤相報的「世仇」,到今日消除邊界統一貨幣的兄弟,這個巨大的轉變,正是源於歷史觀的轉變。
其三,提起英國,還可以從「對敵人」的歷史觀說到「對自己」的歷史觀:
舉世聞名的倫敦西敏寺,幾乎堪稱英國的天安門,因為國王的登基大典在其中舉行,當今的伊麗莎白二世,就是在那裡戴上王冠登上寶座的。眾所周知,裡面還安葬著許許多多歷史名人,包括牛頓、狄更斯等等。
我第一次參觀就感到驚訝的是:那個地方「對自己」、「對敵人」一視同仁——不但大門上邊一字排開的人物浮雕所紀念的殉道者們,多半出自曾與「英國國教」相敵對的各個教派(其中甚至有一位中國苗族農民),而且大門裡邊一具挨一具帶死者浮雕的棺槨裡的國王和政治家,也有不少曾經互為死敵者(例如瑪麗女王和伊麗莎白一世)——要知道,這些浮雕棺槨多半是在死者逝去不久,政治敵對並沒有完全消失的時候安放的。
在同樣舉世聞名的倫敦蠟像館,中國遊客都知道,展現了英國歷史閃亮的一面: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從伊麗莎白一世到威靈頓公爵,從莎士比亞到黛安娜公主,還有眾多的球星歌星影星,閃閃發光。但是,我想,中國遊客都應該多走幾步,走到這同一座蠟像館的地下室去,那裡展現的,全都是英國歷史陰暗的一面:野蠻殘酷、罪犯惡人——從英軍燒死法國女英雄貞德的逼真情景,到英國城市昏暗街道邊的襤褸乞丐;從一些冤案和血腥的案件,到一些酷刑和黑暗的監獄……他們對本國本族罪惡的這種態度,從以下兩件事也可見一斑:在北方名城愛丁堡的導遊圖上,我看到標有一個黑死病人聚集點,問主人為什麼那地方值得一遊,答案是,當年人們害怕傳染,竟然讓那上百人被水火吞沒而不救援!還有一次在老百姓賣舊貨時,我看到一本五顏六色、圖畫生動的兒童讀物,買回來一看,內容全是揭露他們自己國家的罪過,標題就叫ABloodyHistoryofBritain(《血腥的英國史》),那可是他們自家孩子的歷史課外讀物啊!
其四,承認罪過是避免罪過的前提,個人是如此,民族或國家也是如此。
去年9月,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開會,偶見地圖上有一處American·JapaneseMemorial(美國-日本紀念公園),就在最大的交通樞紐(聯邦火車站)廣場前邊不遠。跑去一看,是站前大道旁一些紀念碑似的花崗岩,刻了許多銘文。有一連串巨石,每塊刻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落的名字,還有一塊刻著紀念的事由: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空軍損失慘重;美國本土離珍珠港最近的西海岸居住著大量日本人,當局恐其通敵,遂將他們遷移到中部那些村落去,並劃定了很大一片不得離開的活動區域。銘文寫道:「儘管當時規定他們可以帶走任何東西,但是,他們無法帶走田地和經營的事業。」很多人並不知道這段歷史,但在1980年代有人提出,當時這樣對待日本人不公平。於是,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舉一反三,名曰「公平對待所有民族法案」。里根總統在簽署法案時說的一句話,用最大的字體刻在好幾塊巨石上:「我們承認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犯了罪過。我們在此宣告,要在此法律之下,致力於公平對待所有民族。」
其五,既不抹煞歷史,又不缺乏自責的又一個例證,是去年7月在漢堡看到的另一處城市景觀。我在漢堡大學斜對面看見一座浮雕:一隊德國士兵雄赳赳氣昂昂地扛槍行進,上面刻著一行大字:「我們可以死,德國不能死!」我問德國主人說:「這很像納粹黨的口號,為什麼沒有被拆除呢?」主人說:「別急,再走幾步看看!」我走了幾步,果然,浮雕旁邊有另一組現代雕塑:一個巨大的納粹黨黨徽從高處掉下,砸在幾個人體身上,堅硬的鋼鐵扎進人的肉體,那幾個人的痛苦扭曲和絕望掙扎令人震撼!主人解釋說:二戰結束時,有一派人主張拆除納粹浮雕,更多的人主張保留納粹時代的歷史真相,同時向後代說明納粹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於是就有了這新舊雕塑的並存。
講了這幾件親身見聞,我最後想講一件最近讀到的同「紀念塔」有關的事情,而且這涉及本文開頭提到的日本。我相信這對我們反思「國人的歷史觀」,也會有所啟發。
19世紀中葉,中國國門被西方炮艦逐步打開的時期,日本也經歷了同樣的事情。美國要求閉關鎖國的日本政府答覆,對遇到海難的美國船員給予幫助(而非殺害),同需要買煤的美國商船進行買賣(進而通商)。日本政府不理不睬,美國遂以武力威脅,派遣炮艦,由佩裡將軍率領,到日本登陸,強迫日本政府簽訂了門戶開放條約。
不必說,中國國民對本國的類似經歷,從來只有一種理解,所以,必然對日本的下述做法感到驚奇:他們在美軍登陸之處修建了一座紀念公園,命名「佩裡公園」!在裡面為佩裡修建了一座紀念塔,由首相為其基座題詞!還每年在公園舉行紀念儀式,稱為「開國祭」!一句話,當我們把類似的經歷僅僅視為恥辱之時,他們卻把門戶開放視為大好事,視為日本走向現代社會的開端,並為此建立「紀念塔」。
幾十年後的甲午之戰,日本以較弱的海軍打敗清軍,其中原因,難道沒有這種不同的心態、不同的歷史觀?
國人的歷史觀,確實需要徹底的反思,尤其在這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