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中共17屆五中全會，習近平進入了中央軍委擔任副主席，一般外界評論說他完成了接班的必要步驟，那麼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中共領導人的接班的規律。
中共的五中全會雖然受到各方的關注，尤其是在事先，溫家寶的7次關於政改的談話，給了外界一種印象，似乎中共的某個勢力，或者多個派系要搞政改了，但實際上這個公報只有一句話提到政改，它和14大以來歷次黨代會關於政改都有一句話空洞的提法，沒有任何區別。
而關於「十二五規劃」的藍圖，除了向世界上證明中共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從前蘇聯老大哥學來的五年計畫型的計畫經濟以外，也證明它從來就不是也沒有意思要成為市場經濟。因此這個市場規劃藍圖也沒有任何意義，這使五中全會唯一完成的、確認的，就是確立習近平的黨內最高領導人接班人的地位。
對此外界有評論說這次中共五中全會表明中共最高權力核心的交接班已經成為制度。有的人這麼說，中共高層之前擬定的接班人在順利前行；也有說中共領導層集體交接班正在走向制度化。實際情況其實並非如此，中共無論是黨章還是政治局常委，從來也沒有對黨政軍一號人物接班方式形成過文字、決議、紅頭文件，或者是可以參考的形式。以前人們說的黑幫，黑社會它還得有個幫規，但是從來也沒有人規定過中共黨的總書記必需同時擔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沒有這樣的文件，沒有這樣的規定。沒有幫規的黑幫，照我看連成熟的黑社會都算不上。
共產政權特有的接班人問題
為什麼國內外會對習近平是否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有興趣呢？特別是國外。我覺得根本的原因黨內它都沒有所謂的民主選舉，更不要說社會，因此推選接班人完全是黑箱操作。而在中共的體系裡面因為它高度的極權統治，所以最高領導人可能會對某些重大問題比一般民主國家有更大的影響，因此才會對領導人的接班有那麼多的猜測和分析。
我們再來看一下，接班人怎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實際上沒有接班人的問題，因為他是多黨執政，因此誰當政，哪一個人或者哪一個政黨執政，他是由選民來決定的，所以不存在國家政權或黨的最高領導人有接班人問題，不存在這個問題。只有在共產政權當中，才有所謂的接班人問題，而世界上現存的共產主義政權當中，接班人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位於二個極端的是北朝鮮和越南，我們講的現存的共產主義政權當中。最簡單的處理方式是北朝鮮，它就乾脆世襲，金家王朝到現在已經是第三代確立了接班人，這一來省掉了很多的麻煩。而越南從黨內民主開始，已經走向黨內和整個社會的民主，而社會也在向憲政邁步，所以它的整個國家形勢，政權的形勢已經向現代社會靠攏了。這裡的原因很多，那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但是我個人認為，越南共產黨它基本上是被中共和蘇共先後扶植起來的政黨，包括它的政權建立，都是胡志明到雲南多次談判以後，中共出兵幫他打的奠邊府戰役。因此它的政黨和它的政權，有非常非常強烈的外來的因素，它的政黨受外來影響非常深。它的內部政權獨裁的極權程度、對傳統文化的滅絕、共產主義體系的黨文化的建立，比中共要差很多，對所謂階級敵人也沒有像中共統治下大規模的肉體消滅，它主要是趕走，所以越南最出名的是船民。一旦外來的強加因素減弱，它的系統的內部，有對這種最極端的共產主義放棄的傾向。所以到了1979年中越邊境打了一仗以後，越南共產黨就不再對中共有道義上服從的義務了。而蘇聯解體以後，原來蘇聯對越南的影響也不再存在了。所以越南在這方面就開始背離最正統的所謂馬列主義的這條路線，特別是後來由蘇共和中共建立起來的這種意識形態、黨文化和極端獨裁的現象，反正是多種因素的影響。
另一個現存的是古巴。但是古巴因為它的第一代黨魁卡斯特羅還健在，所以接班的問題還沒有成為真正現實。中國幾乎是在現存共產主義當中，唯一一個在接班人問題上極端頭痛的共產黨。
從指定到平衡的變遷
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有一個歷史的承傳，最早的時候是毛澤東的指定，到現在這次習近平被推選為接班人，有人評價是屬於各方勢力平衡的結果。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條軌跡是怎麼走過來的？選接班人是從毛澤東開始的，官方的中共新聞網有一種說法：說是毛五次選擇接班人，經驗豐富，教訓沈重。這裡說的5次，按照資歷和時間順序來：分別是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王洪文和華國峰。
前兩位很難說是毛選擇的接班人，因為劉少奇和毛屬於同齡人，實際上沒有接班的問題，最多是形式上有一點分權而已。後三位可以說是毛親手挑選的，也可以說都失敗了。如果選了五個接班人，沒有一個是成功的話，這種所謂經驗豐富的說法，不知道從哪裡說起？更有趣的是最後一個接班人華國峰，是親手把第四個接班人抓起來的人，王洪文是被華國峰抓起來的。
其實毛真正屬意的是他的大兒子毛岸英。他曾經有意識的讓他到蘇聯、到農村、到工廠去鍛練，最後是要到軍隊去鍛練。當時正好在打朝鮮戰爭，所以把他送到朝鮮戰場。這是一條最典型的毛所設計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道路。只不過他的太子脾氣太大不聽指揮，所以在朝鮮戰場被炸死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從此彭德懷和老毛就算是結下冤家了。如果歷史不是那顆美國炸彈，那麼今天的社會主義世襲制度的老大，恐怕就輪不到北朝鮮了。
第二位是鄧小平。鄧小平掌握了權力，但他名義上，從來就沒有排在黨政軍的第一位領導上，在黨內和政府都不是，只是抓住了軍委主席這個位子。他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在這過程當中，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任黨的總書記，應該是算是他挑選出來的接班人。
六四一開槍，中國政治的典型就是計畫沒有變化快，最後一個留下來的接班人不能再用了，所以臨時從上海調來江澤民。其實那是有一點慌不擇路的意思，根本就不是循規道矩培養或者是選擇的接班人，更不要說什麼制度化了。
後來還因為江涉嫌停止改革開放，被鄧小平南巡威脅要徹換。鄧小平他無疑是一個掌握實權的人，他不但有這個權力，有這個能力去臨時指定一個接班人，還高瞻遠矚的隔代指定江的接班人胡錦濤。正是由於鄧小平的隔代指定，到了江這裡，指定接班人，就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指定接班人的這個約定成俗就斷了，就沒有了，因為他己經被上一代指定過了。
而這次就是五中全會，所謂第四代領導人的接班人問題，它既沒有最高統治者的指定，因為己經沒有了毛跟鄧的絕對權威，也沒有了鄧對江這一代接班人的隔代指定，因為江在當時沒有權威也沒有這個能力去指定胡錦濤的接班人，因此他只能是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尋求平衡。
中共接班人的挑選標準
我們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就是這種力量權衡的依據是什麼。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中共選擇接班人的標準是什麼？毛澤東最後選擇的是華國鋒，當時第四個指定的接班人王洪文還健在，那為什麼既然是選了王洪文那後來又要選華國鋒呢？毛他自己是最精通宮廷權術的，他知道王洪文黨政軍那一邊都沒有他的根基，他之所以能夠在那一個位子上坐幾天，是因為老毛的支持，沒有毛的支持他一天都堅持不下去。
而所謂四人幫，當然後來大家都說是五人幫，因為毛帶頭，這四個人實際上只是為了實現毛澤東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基本路線，他們這四個人只是打手而已，那我們就姑且這麼叫，說四人幫當中的另外三個人其實也是自身難保的，一旦毛不在，更不要說去幫王洪文的忙了。
毛他對自己的評價是什麼呢？他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和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另外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知道，他說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既然第一件事情他認為沒有什麼爭議，日後他認為會出問題的就是第二件事，就是文革。他己經預料到了，所以他對華國鋒說的是，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那麼怎麼交呢？他說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所以毛自認文革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選擇接班人首選的就是能繼承這個遺產的，因此他的第四個接班人選中的，是能夠繼承文革這個遺產的。對他來說的話，不幸的是能繼承這個遺產的王洪文不爭氣，如果說他堅持不了幾天的話，那不僅這個遺產不能被保存下去，而且反而會被加速否定。因此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選一個不會否定這個遺產的、而能堅持下去，能堅持一段時間的人，我想這就是他選擇華國鋒的主要原因。雖然毛曾經說過了你辦事我放心這句話，出於各種目的後面的各種政治勢力都有不同的解釋，但從毛最終選擇華國鋒以及對華國鋒的期望，這句話應該是毛的肺腑之言。毛選擇華是因為怕身後其政治遺產被清算或者被快速清算，而華國鋒由於當時他能被各方接受的身份和不會否定文革的立場而成為了最佳人選。
鄧小平選江做接班人屬於臨時應急，但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當時在各個省市不明就理的情況下，領導人主動的對當時所謂的改革派進行鎮壓的，就屬江當時在上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封殺，而在這之前江在八七學潮當中對上海大學生的強硬表現，特別是在和當時上海交大學生對話當中，受到當時中央一些領導人的首肯，其證明就是當時那段錄像曾經在各地黨政軍當中做為教育片子來播放。鄧小平當時選人，最主要的並非這個人能不能堅持他的經濟上改革開放的路線，因為事後證明江遠遠不是一個願意在經濟改革開放上走鄧的路線的人。鄧最需要的是一個從本性上不會否定六四鎮壓的人，也許當時會有其他合適的人選，但是在89六四和87年學潮當中，表現出來的卻只有江一個。事實上，由於當時經濟體制改革己經到了那樣的程度，任何人當政徹底開倒車的可能性己經幾乎是沒有了。
可以說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一是經濟上改革開放，第二個是六四鎮壓，我們所說的政治遺產也包括政治包袱。選江並非是對前者的考量，而是對後者的考量，也就是說確保六四鎮壓不被否定和清算。
到了江的這個時期他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他的接班人胡錦濤己經被鄧小平隔代指定了，而江的實力又不足以對鄧的決定進行挑戰，所以他只好認了。他實行替代的措施是在政治局常委裡面盡量多安插自己的人。
十六大胡錦濤正式接班以後，政治局常委當中被外界公認是江氐人馬的有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和李長春這五個人。除了胡錦濤和溫家寶這兩個人和江沒有直系關係以外，另外兩個常委吳官正和羅干，實際上也是和江有關的。他們和江是什麼關係？江在位期間可以說沒有任何政績。鄧小平在位期間他有一個政績是開放，另外一個包袱是六四。但江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政績的，唯一一個可以被稱的上是他的政治遺產的，是1999年開始的迫害法輪功。這就是另外兩位外界沒有把他們算是江氐人馬的常委和江的關係，他們和江的關係都是在迫害法輪功的問題上。
吳官正在山東當省委書記，當時以迫害法輪功殘酷著稱。普立茲獎得主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有一個系列報導，他的得獎的報導就是描述在吳官正的統治下，山東大批迫害法輪功學員，甚至迫害致死的情況。其中有一篇把吳官正在其中起的作用講的非常清楚，就是描述陳子秀被打死的那篇報導。那麼羅干呢？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的身份，從一開始就在整個迫害系統當中起主導作用，最早是擔任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副組長，在組長李嵐清退休以後，他就一直擔任組長，全面指揮全國的迫害。
回到接班人。江的實力雖然不足以改變鄧的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但他卻可以在政治局常委的布局當中，安插足夠的所謂的自己人。這個所謂自己人的劃線並不一定是像外界想像的上海幫，而是確保江的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不被清算。在迫害當中他其中有一個策略，就是讓大部分主要官員手上都沾血，都在迫害當中犯下罪行。讓手上沾血的這些官員佔據政治局常委的多數，這是他在接班人問題上所進行的一個替代的政策。所以在十六大的政治局常委的布局當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江退而不休和所謂江的勢力，他並不是在治國的理念上、經濟體制開放上和他的繼承人有任何的不同或者有爭論，他的一切努力都源於對他迫害法輪功這個政治遺產清算的恐懼。
好，現在我們再回到接班人問題上。這一代領導人，第四代領導人，他們同樣沒有指定接班人的權威，另一方面統治集團當中的各個派系都有自己的問題，就像江派仍然還有一個10年前啟動迫害法輪功的這個血債的問題，同時也有他們自己的子女侵吞國家財產人民財富的問題。當今中國，一個是統治集團高度擁有財富，另一方面是人權迫害嚴重，對法輪功的迫害還在繼續，對藏人、維吾爾人的迫害，對拆遷戶的掠奪和迫害，對維權人士的迫害等等。在統治集團內部，無論屬於哪個集團都有二大問題，就是巨額財產不要被清算和人權血債不要被清算這二大問題。既然誰都沒有絕對優勢可以選擇接班人，那麼就推選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
因為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個考量。就是從江開始，他把對手的經濟罪行做為打擊對手的工具，這就造成在政界有一個另外獨立的考慮，就是經濟上的罪行不要被對方或者是繼承人當作反對自己的武器。江對陳希同和後來胡對陳良宇都是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的，這種工具一旦被使用以後，當權的不管是那個派系的人都怕這個工具會被用來對付自己。
這也是共同推舉接班人的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各方都認為至少不會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罪行進行清算的人，或者是至少可以維持現狀的人，就是盡量能夠使中共苟延殘喘的人選，和不會傷害自己集團利益的人選。畢竟所有的權力集團、權勢集團，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派系，他們的權力和金錢的來源都是中共的統治權力。
這個集體推選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並不是人們認為的禪讓。中國古代的禪讓是統治者選出治理國家的最佳人選將王位轉讓，而中共對接班人的要求和治理國家沒有任何關係，這就是為什麼能被選上的個人，當然也不一定完全就是個人，就像十八大交接班畢竟是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都要更換的，所以也可能是一個小集團。這就是將來我們一定能看到，被選上的個人，都不會從他們的政績來考慮。當然對黨和對中國絕大部分的民眾，政績的涵意是完全不一樣的。對黨來說可能是政績的東西，對老百姓來說絕大部分就是災難了。就像現在的官員他們所樹立的政績，在有形的物質上就是大規模的拆遷，然後建起來的所謂形象工程。像北京的奧運、上海的世博，對於當地黨政領導來說是政績，但是對被拆遷的民眾的話絕對是災難，廣州開的亞運會等等，都是這樣的。對無形的東西來說的話，像重慶的唱紅打黑，這種政治運動式的整人，對中國的政治對中國的民眾絕對也是一個災難。
不過這個政績對黨政領導官員和對民眾的意義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即使是按照中共的政績定義，它的新班子也絕不會是以所謂政績為標準的。
我們從今天討論的內容當中可以看出來，從害怕個人政治遺產被清算，到害怕整個統治集團政治經濟遺產被清算，這個演變過程可以說明中共的歷代統治者，我們說每代統治者都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每一代統治者，毛是文革，鄧是六四，江是迫害法輪功，都有人權血債，以至於到了設法拖延被清算成為選擇接班人的主要條件。如果說外界從這個軌跡來解讀中共接班人的制度，這個迷團可能就能夠看的更清晰更清楚。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