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65歲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在擔任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Asia)主席期間，駐香港工作了三年，飛行里程120萬英里，足跡遍佈亞洲和世界各地。這段經歷賦予了他更為開闊的世界觀，也讓他得以近距離觀察了中國社會的豐富多彩和快速變革。羅奇早前曾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並著有《未來的亞洲》(The Next Asia)一書。
今年秋季學期，他開始在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學院(Jackson Institute of Global Affairs)和管理學院(School of Management)授課，並兼任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上週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在他上完一堂課之後，《巴倫週刊》對他進行了採訪。羅奇對國會最近提出的對華貿易制裁法案表達了強烈的反對，並就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美國及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發表了意見。
《巴倫週刊》：請跟我們這些沒法來耶魯上學的人講講您在耶魯的授課內容吧。
羅奇：我教的課程名為「未來的中國」，針對的是這樣一個案例：過去30年中國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一模式不足以引領中國攀升到新的高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這種模式嚴重依賴於外部需求，在後信用危機時代，能有多強勁的外需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巴倫週刊》：您對全球經濟以及中國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預期？
羅奇：在未來的三至五年裡，全球經濟復甦還會非常疲軟，主要是因為，全球最大的消費群體──美國的消費者，需要全力應對經濟危機的餘震，包括創歷史新高的負債水平、儲蓄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由此產生的消費不足很難找到新的增長源來加以彌補。其他的消費群體──歐洲人和日本人──是無法彌補這一不足的，他們也面臨著自身的危機餘震。我對亞洲消費者持非常樂觀的態度，但是他們只是（全球經濟）很小的一個部分，因此全球消費是一個大問題，它是不平衡的，是以美國為絕對中心的，因此會很脆弱。在未來的三至五年內全球經濟增長率會在3.5%到3.75%左右的水平，而危機前的平均增長率是近5%。
經濟增長會繼續向亞洲傾斜，不過亞洲對於西方需求的依賴還是太大，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股強大的逆風。未來三至五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大概會在8%，而此前30年間這一數字則是10%。8%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不過對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而言，腳步已經是稍微放緩了。
《巴倫週刊》：亞洲在經濟危機之後更為強大，在危機中亞洲得以獨善其身，其外匯儲備也從1萬億美元激增至5萬億美元，這樣的表現夠好嗎？
羅奇：發展中的亞洲面臨的一個大挑戰是，如何藉助國內私人消費獲得更大的發展。在危機爆發前的十年間，出口在亞洲地區GDP中的佔比從大約35%上升至45%，而國內私人消費的佔比則跌至大約45%的歷史低點。這樣的經濟結構急需進行一次大的再平衡，必須改變為消費為主導而非出口為主導，這正是亞洲奇蹟中缺失的一環。
《巴倫週刊》：9月底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紐約出席聯合國會議時您跟他會面了。他是如何應對這種挑戰的？
羅奇：此前溫總理就曾說過，舊有的經濟結構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我認為，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他們必須通過三個舉措給予國內私人消費以更廣泛的支持。他們必須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促使中國人減少因為不安全感導致的過度儲蓄──即經濟學家所說的預防性儲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涵蓋比目前積極有效得多的儲備基金、社會保險、個人養老金、失業保險以及醫療保險機制。他們已經採取了一些很小的步驟，不過還需要加大步伐。
第二個舉措是對收入偏低的農村人口給予更為有效更為積極的支持。大約有7.5億的中國農村人口依然生活在貧困線上，過去十幾年來，城鄉收入差距在急劇加大。他們應當在稅收政策上加大力度，並向農村家庭實行退稅。他們需要重新考慮農村居民財產所有權的問題，並加大對信息技術的投入以促進農業的發展。
第三個舉措是增加就業機會。中國的GDP增長在全亞洲遙遙領先，而諷刺的是，其就業增長率卻低於亞洲平均水平。從2000年到2008年，中國的GDP每年增長10%，但其就業淨增長卻只有區區0.5%。這反映出了過度依賴製造業為經濟增長引擎的問題。要提高製造業的生產率，就需要用機器來代替人力──這是一種資本密集型、節省勞力的增長模式。所以他們需要的解藥就是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只有42%，而印度和美國的這一數字分別為58%和75%。
如果中國能夠成功轉型，在未來五年，其GDP中的消費份額可以從目前35%的低點上升到42%至45%。這個數字依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不過已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經濟結構再平衡舉措推動之下的一個重大的轉變。
《巴倫週刊》：這些舉措是中國2011年至2016年五年計畫的內容嗎？
羅奇：這個五年計畫將於明年2月啟動。我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很清楚現有經濟模式過於依賴出口的現狀，他們非常關注經濟危機之後的世界局勢，他們非常明白不能指望美國、歐洲或者日本的消費為其出口業提供強大的支持。他們知道，必須依賴有異於前的新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中國國內的消費者。改變必須從現在開始──而不是五年之後。
《巴倫週刊》：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美貿易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貿易。這種關係目前面臨著怎樣的挑戰？
羅奇：主要的問題是就業──在美國和中國都是如此。我們目前失業率過高，而且有居高不下之勢。工資也沒有增長。與此同時，我們的貿易逆差非常大，其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同中國的貿易逆差。因此有些美國政客想把美國勞動者困境的根源歸到中國頭上──這一點還甚得美國勞工階層的認同──如今這個議題已經進入了決定性的階段。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已經通過了一項反華法案，根據這項法案，美國公司可以要求補償因人民幣低估導致的貿易制裁給其造成的損失。這一法案極可能很快就會獲得眾議院全體通過。據媒體報導，歐巴馬總統在紐約同溫家寶總理會晤時態度非常強硬。
我個人認為這是大錯特錯。我們完全誤解了中國在美國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去年，美國對90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其中對中國的逆差最大，不過其他89個國家合計的逆差額，遠遠大於對中國的逆差額。我們的貿易不平衡是多邊的──而不僅僅是同中國的雙邊問題。原因就在於我們不儲蓄。去年美國全國的儲蓄率是負數，為國民收入的-2.3%。這在世界近現代史上的所有主導性國家中最低的。
終止對華貿易無異於在「泰坦尼克號」沉沒前重新安排甲板上躺椅的位置。中國大可另辟他徑，最有可能的就是轉向高成本生產，到頭來埋單的還得是美國公眾。華盛頓──以及眾多比華盛頓更門清的經濟學家──的提議其實是想用一個雙邊的方案來解決一個多邊的問題。這是糟糕的經濟學，還會導致糟糕的政治，是極度危險的。極可能會起適得其反之效，而且，順帶說一句，中國完全有可能反戈一擊，對中國生產的美國產品實施貿易制裁。中國是美國第三大以及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如果大家真的都撕破臉的話，中國只要停止購買美國國債就好了。如果這樣，我們的國債利率就會急劇上升，美元陷於崩潰，經濟重新陷入衰退。
《巴倫週刊》：目前來看，貿易保護主義對於市場是個威脅嗎？
羅奇：市場對此似乎並沒有什麼擔心。市場有自己需要操心的問題。過去五年來，鼓吹美中貿易緊張的聲音越來越大。2005至2007年，有些政客一直在推動一項類似於籌款委員會剛通過這項法案的法案，當時我也頗為關注，不過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平均為4.7%，而如今的失業率比那時候更高。
《巴倫週刊》：在美國國內，有很多人在爭論我們需要哪些額外的財政刺激措施。不過您一直堅持，政策引導對於後泡沫經濟是很難見效的。財政刺激只能用來抑制危機，無法用於復興正處於去槓桿化階段的經濟嗎？
羅奇：總額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畫對於終結危機是有效果的，但是它沒有推動經濟的復甦，因為我們目前正在降低槓桿、增加儲蓄。如果要出台下一個經濟刺激計畫，那麼針對的對象應當是久而未決的失業問題。我們需要大規模擴充失業保險福利並開展大規模的再培訓。我很擔心那些失業後一蹶不振的勞動者，也很擔心我們的公共教育體系是如何為新經濟輸送人才的。我想要看到的就是這樣的計畫。我不想看到過去那種針對有工作的中產階級或者壓根不需要減稅的富裕階層的旨在刺激經濟的減稅政策。這種促成兩極分化的政治策略對於推動經濟復甦根本於事無補。
此外，認為能夠迅速想出應對之策的想法也是很可笑的。那些政治家說的並不是實話。他們說，「只要你們聽從我們政黨的建議，明天美國就能重振雄風。」一派胡言！美國公眾對兩黨政客信誓旦旦的言論都已經失去了尊重，因為他們很清楚，這些都是長期累積的問題，已是根深蒂固，不可能有快速解決之策。沒錯，這就是一種硬推銷，這正是我這次沒有宣布參選任何職位的原因。
《巴倫週刊》：再來看中國，中國近期的工資上漲有什麼深意嗎？
羅奇：這是中國促進消費政策的重要部分，我認為，在新的五年計畫中這一政策將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個人收入在中國GDP中的佔比僅為42%，大約是美國的一半。中國的工資水平實在太低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低成本勞力時代的終結？絕對不是！即便在工資漲了之後，中國製造業的時薪也才僅僅是美國普遍時薪的大約4%。
《巴倫週刊》：人民幣被低估了嗎？
羅奇：2005 年中國放棄固定匯率，此後三年間，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了21%。經濟危機期間，中國凍結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因為他們擔心外需震盪會加劇，去年7月，匯率又重新放開。中國人對自己貨幣的看法與我們不同：他們認為人民幣是在一個極其不穩定的世界維護自身經濟穩定的船錨。我堅信，中國會允許人民幣在未來幾年逐步升值，不過他們對於政治推動仇恨情緒進而導致的一次性大規模升值是不會買賬的。
我認為，不排除人民幣假以時日還會升值20%的可能。我認為05至08年的模式是中國人樂於接受的。中國經濟存在著極大的失衡：超過50%的國民儲蓄率、龐大的經常賬戶盈餘、巨額的外匯儲備積累。作為負責任的全球公民，他們需要調整這種失衡，以促成世界的進一步穩定。華盛頓方面稱，調整的方法就是通過貨幣。而中國認為，我本人也認為，應當是通過刺激國內私人消費。這樣方能減少儲蓄盈餘、經常賬戶盈餘和外匯儲備積累。如何藉助貨幣作為再平衡的工具，中國可以尋求西方的建議，也完全可以自行其是。
《巴倫週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了嗎？澳門經濟是泡沫嗎？
羅奇：中國股市、中國房地產市場以及中國銀行的貸款質量確實存在著一些過度的現象。不過中國先發制人地在資產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迅速有效地構築起了一道防火 ，很好地應對了金融市場的這些不穩定因素。在美國荒謬的自由市場理念之下，泡沫來而復往，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伯南克(Ben Bernanke)會說，我們無法阻止泡沫的產生。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中國人知道泡沫隨時會出現，需要他們去面對，但是他們就會考慮要先下手為強。
《巴倫週刊》：印度在此次危機中所受的衝擊相對比較小。工業生產依然保持了大約0.3%的正增長，但是他們還是像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放鬆了銀根。如今他們又收緊銀根了，會有什麼風險嗎？
羅奇：對印度我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因為印度經濟在過去五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們的國民儲蓄率從原先的20%多一點升至如今的36%。他們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了令人矚目的增長，基礎設施的發展儘管還是嚴重滯後，不過佔GDP份額也已經得到了穩步的提升。我認為，印度正在進入一個甜蜜點，不僅僅因為宏觀經濟日益改善，還因為微觀上它有著長期穩定的基礎，這些基礎包括：數量眾多的世界一流企業，受過良好教育、會說英語的年輕一代勞動者，法治、民主、相對穩定的市場結構以及相對可靠的金融機構。就在一年半之前，印度政府要實施改革還備受限制，因為當時共產黨還是聯合執政黨，而此後共產黨便下臺了。如今，印度政府可以放開手腳實施改革了，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巴倫週刊》：您在亞洲那些年，什麼事情讓您感覺最震撼？
羅奇：讓我感覺最震撼的是經濟發展的涉及面之廣。發展的不僅僅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像重慶、西安等內陸城市也是發展神速。我在亞洲工作的那三年裡，我不僅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大學做過演講，也去過一些地方的省級的大學。他們的教育質量和教學規劃真的有了很大的進步。學生們都很聰明，求知慾很強，見多識廣，幹勁十足。中國人激情滿懷，親眼見識過的人都會為此震撼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