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關注的人，可能知道有兩個同齡的青年經濟學者：王小強、王小魯。他們都是趙紫陽屬下陳一諮領導的「體改所」成員、兩個文才出眾的筆桿子。他們命運也有相同之處：都在八九學運前夕出國留學，逃脫了六四之災。後來也先後回國重操舊業。王小強扎根在香港，王小魯則被樊鋼邀請回到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現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五十九歲。
王小魯對灰色收入的再次調查
王小魯最為人推重的研究，是中國的「灰色收入」問題。新近發表的一份有關《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透露中國社會有高達九點二六萬億的巨額隱性收入，其額度竟已佔了中國ＧＤＰ的百分之三十！令社會震驚。報告以大量數據及事實作出十分有說服力的論證，揭露中共專制下官場種種黑暗面。
這是王小魯繼二○○七年發表《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報告後，又一新成就。中國的灰色收入問題由來已久，並且盤根錯節，為害極深。但是如此巨大的漏洞，在中共各種統計年鑑中，從來找不到任何相關的統計數字。
二○○一年，經濟學家胡鞍鋼曾向媒體披露，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稅收流失、國有經濟投資與財政支出流失、黑色經濟收入、壟斷行業租金合計約為一萬億元左右。這些資源相當部分流入個人手中，成為灰色收入。
二○○二年，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李志寧，根據統計局發布的二○○二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七百五十二元，推算出城市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一點五萬億元。二○○二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在十萬億社會財富中，發現「一點三萬億不知歸屬」。十多年來，由一萬億、一點五萬億、二萬億，灰色收入規模不斷擴大並不斷的得到驗證。
王小魯帶領的課題組，對二○○五年中國居民收入進行了調查，二○○七年他們發布的結果引起世人震驚：二○○五年匡算的全國居民收入總額應當是十三點五萬億元，而按統計推算只有八點七萬億，前者比後者多出四點八萬億元。這些「隱藏的收入」絕大部分都來自高收入階層，大部分應當屬於灰色收入。
揭開中國豪客到處擺闊之謎
王小魯發現，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百分之十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三十一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九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百分之十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五十五倍，而不是按統計資料推算的二十一倍。中國實際收入差距要遠大於統計顯示的水準。
王小魯最新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從二○○五年到二○○八年的三年間，游離於統計資料之外的隱性收入，用甩開ＧＤＰ增速近二十個百分點的速度一路飛奔，膨脹了百分之九十一，其中，百分之二十位於收入金字塔上層的人們拿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財富。此一數字在中國老百姓中引來的哄動與不滿是巨大的。
就在許多工薪階層抱怨收入一直在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之時，調查顯示超過兩成的職工五年來沒有漲過工資。此外，不少農民工及城市貧民面有飢色，住無安定，卻出現了匪夷所思的另一面：樓市持續火爆，「房價收入比」一直在反常的十倍以上；海量的個人資金湧入股市，大筆個人存款湧入國外銀行，以至流失海外的巨額賭資都在數百億之上；全球唯一的七星級酒店（杜拜帆船酒店），最低每晚消費二千美金，六成客人都是中國人。澳門賭場，中國的暴富者（不少是公款賭博的幹部）一賭千金面不改容，流失海外的巨額賭資在數百億之上...這不是中國人有錢，也不是中國政府有錢，而是貪官污吏掠奪的民脂民膏！
然而，今年北京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卻出現「規範灰色收入」提法，反映了中共高層的心中，根本沒有把灰色收入界定為非法收入範疇，更從來沒有打算以法律手段來杜絕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斂財方式與犯罪行為。在一些代表的非議下，雖在字義上改以「非法收入」稱之，可是如何從制度上防止這種法收入的蔓延惡化，卻無一字交代。
官員非法收來源無孔不入
灰色收入的來源，王小魯分析指出：
第一，財政資金存在嚴重管理漏洞。通過「條條」管道分配到各地的數千億資金脫離了財政管理程式，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
近年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數額巨大，投資專案層層轉包、工程款層層剝皮、營私舞弊現象嚴重，漏失巨大。有些專案施工單位實際拿到的投資還不到工程撥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敗普遍存在。據央行研究局二○○三年一項大面積調查，全國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成為一項「潛規則」。平均而言，企業在每筆貸款的額外付費，相當於貸款額的百分之九。二○○六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二十二萬億元，按貸款額的一半推算，額外付費給全國金融業者的灰色收入可能高達一萬億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貸款損失還未計算在內。
第三，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例如各地黨政官員入股煤礦，這些「股權」多是憑藉審批權、檢查權、資源控制權換來的。又以醫藥業為例，一個時期以來藥品審批和流通環節極為混亂，給醫藥行業和相關權力部門某些人帶來了巨額灰色收入。
世界銀行二○○六年進行的中國一百二十城市競爭力調查指出，企業的旅行和娛樂花費可以衡量對政府官員的「非正規支出」（行賄的代名詞）。這項花費佔企業銷售額的比例最低百分之零點七，最高百分之二點三。如果以百分之五作為企業正常支出水準，超過部分作為行賄部分，按二○○六年全國工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銷售收入五十五萬億元計，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花費約為五千億元。這可能還只是行賄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現金、存款、實物、信用卡劃帳、股權贈送等行賄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二○○五年有價出讓國有土地十六點三萬公頃，其中「招拍挂」出讓面積只佔三分之一，且與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地價相差四到五倍，差價每公頃五百多萬元。除去其中零點五萬公頃經濟適用房建設用地外，其餘十點一萬公頃土地少收五千四百億元。這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來源。
此外，在土地徵用開發過程中估計地方政府平均每畝獲益十萬元，合計二千零八十億元。這部分本該用來補償失地農民和用於社會長遠發展的土地收益，大多數被作為地方當期額外收入花掉，並嚴重缺乏監督。
第五，壟斷行業收入。二○○五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菸草等行業共有職工八百三十三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百分之八，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達一萬億元，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性壟斷。
以上內容中有數據的項目，數額已接近三萬億元，佔了四點四萬億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於市場化，而在於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
落馬貪官披露灰色收入黑幕
中國社會如今是權力越大，灰色收入的途徑也就越多。中共黨員及身居要職的各級領導，很多都在外掛名兼職收取高薪高佣，具過百以上虛職銜者大不乏人；再加上專案審批和職稱評定的灰色收入，不少官員連自己都說不清究竟有多少。如鞍鋼的原料主管，其海外的灰色收入就直接進入自己子女的海外帳戶，所以查起來相當困難。據說，十年間國企在海外流失的資產達九千億人民幣。
貪官一旦被查，往往會出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甚至超出認定貪污受賄的數額。原合肥市委副書記許道明、原合肥市商務局局長江黎夫妻倆，二○○八年涉嫌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受審期間，曾大曝官場「潛規則」。許道明說：「不算購物卡，光是計畫生育獎勵，每年有三四千元，外貿每年幾千元，可發不可講的，每年少說也有幾千元。逢年過節每個部門都能給千兒八百的。」江黎也透露「各種收入特別多」：一個是大家都有的，但不在統計表上顯示；還有單位內部創收獎，以工會、機關黨支部名義發的錢，一概都不算，工資條上也不顯示，到香港參加徽商大會，四天時間發了三千港幣。江黎特別說明，一些活動發的錢非常多，但「都是獎勵一把手，不讓別人知道」。
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受賄五百一十七萬元，另有四百八十萬元無法交代來源，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蕭作新更是創下了一千二百萬元不明財產的天文數字。而現行《刑法》對屬於灰色收入的「不明來源財產」最高刑期為五年。雖然界定了不明財產的內容，《刑法》卻沒有對「不明財產來源罪」劃定具體的量刑標準，使一些貪官鑽法律空隙，降低了犯罪成本。
今年二月，震動全國的文強案進入最後的審判階段，文強對於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提出異議，「灰色收入部分認定太少」。公訴方稱他在擔任公安局副局長的十多年時間裏，紅包收入只有二點四萬元。文強說，「遠不止這些」，全局幾十個下屬單位送的禮金一年就有四、五十萬元，幾年下來也不少。
文強強調自己「灰色收入」被算少，與朱勝文、許道明江黎夫婦大曝灰色收入很多的說法異曲同工，均期望通過鑽法律的「空隙」，最大程度減輕自身責任－－法律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灰色收入意味著並不違法。
可以想像，當「灰色收入」這個錢袋能夠裝起越多的貪腐財產，違法者就越容易消減自己所應承擔的罪責。事實上，這已成為近年來不少腐敗官員普遍採用的一種腐敗招數和套路。廣東韶關市「業績」工程背後暗藏的正是一系列精心設計、極盡「灰色」化的腐敗手法－－如替人「辦事」並不馬上受賄，而是逢年過節收「禮物 」，通過「時空轉換」淡化貪腐痕跡；再如遵行所謂「不主動索要錢財」等權錢交易原則。這些「變形」的「灰色收入」使得葉樹養最終也擁有高達千萬元的來源不明的財產。
中共的灰色收入無孔不入，無處不在，還侈談什麼公平公義，侈談什麼「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吹噓要在「十二五」期間，實現什麼「順應各族人民過上好生活新期待」，就算真能漲點工資，搞點關乎民生的門面工程也不會有實質意義，因為黨官共干們決不會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及改變利慾薰心的貪婪本性，要他們抑制權力與金錢的交換，清廉勤懇致力於「為人民服務」，無異是與虎謀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