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鼎定大唐平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賢明的皇帝，他的治國之道備受後世推崇。而在他所有的治國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為重要，至今深具借鑒意義。
一．選賢任能 不拘一格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對人才的重視和培養是唐太宗成功興國的首要策略。他把選拔人才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不拘一格，海納百川、廣攬賢才。
不論親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計較資歷地位，更不問出身，誰有本事就用誰，兼收並用，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在唐初上層管理集團中，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房玄齡是隋朝舊臣，張行成原是一介布衣……
魏徵、王珪、韋挺等人原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謀士，都是被唐太宗大膽重用而名留青史的貞觀良臣。對那些曾反對過自己或屬於敵對營壘的人，按絕大多數皇帝的做法，就是斬草除根，免生後患。但唐太宗不計前隙，化干戈為玉帛，化敵為友。對他們才幹、見識極為欣賞器重，禮遇有加。唐太宗收服魏徵等人，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
不管對什麼樣的人，太宗都會推心置腹、以誠相待。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是由此而來的吧！
「士為知己者死」，這樣的明君怎能不讓群臣竭誠輔佐、同心協力？！縱出生入死，肝腦塗地，也心甘情願。
太宗洞察敏銳，對人才的優缺點瞭如指掌。他知人善用，將不同類型人才進行合理的搭配，放在最合適的地方，取長補短，互相協作，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發揮最大的效能。
為了擴大選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還完善了科舉制度。通過科舉考試給千千萬萬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公平競爭的機會，湧現了大量的優秀人才，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二． 廣開言路 虛懷納諫
人都喜歡聽好聽的，不喜歡聽批評意見，認為聽批評意見有損顏面，這是人性的弱點。伴君如伴虎，權力使君臣之間的溝通更難。阿諛奉承之輩環繞，成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敗的一個原因。
唐太宗是歷史上最善於納諫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從諫如流，位及人主而兼聽納下。他秉承「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相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善於選賢任能，培養直諫的氣氛，集思廣益，共商國策。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事實上，能聽取別人意見，是更高能力的表現；承認自己的不足，要以更強的自信心為基礎。
諫議大夫魏徵忠心又耿直，他向太宗進諫，前後多達 200餘條，不僅在唐朝休養生息、注重教化、完善郡縣制度等國家大政方面，提出正確的見解，而且經常對唐太宗的缺點和不足犯顏直諫。他寫的《十漸不克終疏》，尖銳地指出唐太宗10個方面的過錯和缺點，令太宗非常尷尬。可唐太宗仍把他作為賢士重用，甚至將《十漸不克終疏》作為當朝執政的座右銘。
魏徵去世，太宗痛失良臣。感慨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向唐太宗學管理》一書歸納了唐太宗的用人原則，其中之一就是「要人才，不要奴才」。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呂國榮指出，古往今來的無數事實證明，大凡真正有作為的人才，多是有主見、有思想、有傲骨的剛正不阿者。他們對上司不合實情的指示不會盲目遵從，或據理抗爭，或犯顏直諫，總會表現出「逆態」、「逆性」。正因有魏徵之類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會有大唐基業的穩固和貞觀盛世的出現。
三．嚴於律己 以道治國
唐太宗納諫是形成了一套制度的。諫官和史官列席軍政會議，重賞敢於進諫的官吏。史載，貞觀時期向君主進諫者不下 30人。作為大臣，每個人都有獻言獻策的義務，不提意見還不行。那時，就連最基層的官員也敢向皇帝進諫。
有個叫常何的將軍沒文化，實在提不出意見，就叫手下門客馬周幫忙。馬周洋洋灑灑提了二十多條意見。唐太宗大加讚賞，三請馬周，求賢若渴。與其深夜長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後來，馬周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了宰相。
為了杜絕不良政策對國家及人民的危害與影響，唐太宗致力於完善一套新型的國家制度，這就是「三省六部制」。初步確立了三權分立、互相監督的政治管理制度，即使是皇帝的一個命令通過中書省發出來，門下省審核不通過，尚書省也不能執行。發現問題及時糾正，確保政策的可行性。
太宗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等政策，並且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終於促成了社會安定、生產發展的升平景象。
突厥在邊疆騷擾，唐太宗引用老子的話對大臣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太宗沒有發動戰爭，以談判的方式化解了。以柔勝剛，無為而無不為，貞觀4年，全國死刑犯29個；貞觀22年，全國死刑犯只有2個，以道治國，達到前所未有的安康祥和。
四．成功心得 以德服人
據史料記載，唐太宗曾與侍臣談論成功心得，歸結為五條：
第一，過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這樣，我見了誰有才能就高興，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
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長處，避免他的短處，不要求一個人樣樣都行。
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樣，對有功的人就喜歡得抱在懷裡，對犯了錯誤的人就討厭得要推到溝裡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諒犯錯的人。
第四，過去有的皇帝，忌恨敢說直話的大臣，隨便殺害他們。我從來不這樣，對說直話的人一向是獎勵的。
第五，過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視漢族人，輕視別族的人。我沒有這種偏見，無論是不是漢族，我同等對待，所以好些外族都來投靠我。
這正是唐太宗的超梵谷明之處。正因為有了這樣賢德的明君聖主，吸納著無數忠臣良將、文人雅士，才共創了政通人和、文化燦爛、國泰民安的貞觀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