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讀後，父親傻眼了。氣不順、想不通 的他，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而此時此刻的史良，或許由於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父親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 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份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的發言問題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線。所以，為了自己、也為了父親，趁這 個單獨會面的機會，她要問個明白：「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
父親答：「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
史良的問話，未能引起父親的警覺，卻引發出他的對現實的不滿，針對中共的做法，又大發議論。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裡的話統統倒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親關切地問：「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
父親答：「很好。」
是的，當下他感覺很好。當夜，他睡得也好。母親躺下後，打算再問問他與史良的具體談話內容，可那邊廂已是酣聲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報》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接著，是密集如雨、鋒利如刀的批判會或以批判為內容的座談會。
六 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 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國務院開會程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 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六月十二日，父親在農工中央擴 大座談會上說：「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國務院會議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國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各部會， 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的高興，但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 誤。」
六月十三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上 犯了嚴重錯誤，並寫道： 「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份子所利用。」
父親早被欽定為右派之首，自己卻說「為右派份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豈止十萬八千里。上邊看到父親竟是那麼地不長進，不識相，不知趣，決 定對其加溫，加壓，加碼。對一個民主人士而言，這個「溫」「壓」「碼」暫時不能直接來自中共，而必須彎曲地通過民主黨派內部去實施。實施的步驟從六月十四 日的晚上開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作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助黨整風，給司法工 作提意見。史良說：「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 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幹部、甚至是一些較負責的黨員幹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 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 必糾’的指示的，我看見很多地方是這樣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機關在執行這一原則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 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 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 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 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於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 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閑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 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 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願為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的熱誠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分的估計，併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段話，表現出一個著名法學家的水準，一個 司法部長的責任心。
史良發言的第二段是以儲安平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對反右鬥爭的形勢，明確表態並劃清界限。她說：「這次共產黨的整風是 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風運動的目的是要整掉共產黨存在的歪風邪風，從而加強黨在國家事務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使我國的社會主 義建設事業突飛猛進。這個目的是必然會達到的。除此以外，整風運動和黨外人士的提意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會 主義的真面目，從而在人民群眾中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這場鬥爭的一方面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另一方面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 導，而要教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義’死灰復燃。現在在我們民主黨派中間發現了這樣的一種人：一面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另一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硬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面污蔑共產黨存在著‘黨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 思想；一面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另一面散播詆毀共產黨、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挑撥和煽動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惡感。對於這樣一種言論和行為，這幾天已經激起 了工人、農民、學生群眾和社會人士的義憤，我們民主黨派的成員和領導人有責任要盡量揭發批判，把他們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眾面前，以達到分清是非，教育 群眾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幫助黨整風所必須擔當起來的一項重要工作。」
講到這裡，史良停頓片刻，並提高了語調，說：「同志們，你們一定都明 白，我所說的那種人是誰？那就是儲安平，還有公開和暗地支持儲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談會上，鄧初民同志建議民盟中央應該對儲安平的發言，表明態度。我完全 同意，我作為民盟負責人之一，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我們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是憲法所 保障的；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是通過民主程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儲安平是民盟盟員，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莊 嚴地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參加了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他現在公開反對他自己參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並且把責任推給全國人民所擁護愛戴的毛 主席和周總理，誣蔑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清一色思想。這不是要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領導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引起惡感，還是什麼呢？這不是反共反 人民反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呢？已經有人這樣說，儲安平敢於做這樣反動的言論，要是背後沒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主張我們民盟中央必須明確 表示，和儲安平劃清界限。如果我們中間有誰支持儲安平的，應當公開站出來。我們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這才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內部 矛盾不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過公開的批評反批評的方式才有可能。我們反對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陰險做法。」
說到此，史良話鋒一轉， 進入了最為重要的、矛頭直指父親的第三段：「在這裡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 夠的，是含糊其詞、模棱兩可的。昨天看到伯鈞在《光明日報》上所寫的文章，對儲安平的批評，態度和立場仍然是不夠明確的。雖然伯鈞的文章裡說：‘儲安平反 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絲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報》。他的黨天下的論調是和《光明日報》的立場完全背謬的。’但是伯鈞並沒有說明他自己對儲安平的發言，採取 什麼態度？也並沒有分析儲安平的錯誤在哪裡？充其量，伯鈞只聲明瞭儲安平的發言不能代表《光明日報》，而沒有說明儲安平是在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企 圖‘達到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總而言之，伯鈞對儲安平的批評，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
「我要問伯 鈞，你是不是也有所顧慮，所以故意含糊其詞，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儲安平的本質呢？儲安平的發言，是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身份發表的。伯鈞是《光明日報》 社長，社長應當負報社的政治責任。因此儲安平的這一篇發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鈞請示商量，發表以後伯鈞有沒有向他追問，你有沒有向他表示過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 意見。像這樣的關鍵性問題，我認為伯鈞是有責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六月八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 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社論即指《這是為什 麼？》）。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②。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的。’當 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我懷疑伯鈞 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前 天《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寫著：‘可注意的民盟動向’。不錯，全國人民正在密切注視我們民盟中央在目前這場思想鬥爭中的動向。我們都是民盟中央領導人。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我們再不能對於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心懷異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
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
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會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親回到了家。他只對母親簡單地說了一句：「今天民盟的會，以史良的發言為主，她很有準備。」見他神情沮喪，母親沒好再問。
第二天近午時分，同時送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這篇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 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父親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 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作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裡說出來的。
但是，她更加責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說去史良家談談，我滿以為你是聽聽她的意見，請她幫你分析一下當前的形勢和自己的處境及問題，誰知道你跑去講這些！你鳴放得還不夠嗎？嫌人家手裡的辮子還少嗎？」母親氣得滿臉通紅。
父親一句話不講。吃午飯了，父親平時吃飯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對母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佔據著怎樣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驚於三十年後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 舉行委員活動，母親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進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見此情景，特意將我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你岳母怎麼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 她出賣了章先生，我們心裏都明白，誰也忘不了，難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 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殺手鐧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 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
後來，有人告訴我：在反右後期史良批判「章羅 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教授會議，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劃鋪排的。只不過臨到開會，他藉故走掉。而且運動的收尾時刻，他把具體操辦 這件事的幹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驅趕到大西北。我聽了，先是震驚，後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瀋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 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再後來，我又聽說：大躍進時期，史良見一批黨外人士光榮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周公稱她是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羅隆基因突發心臟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母親偷偷對我說：「你的羅伯伯收藏的情書可多呢，據說還有青絲髮。寫給他情書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劉王立明，史良……」
一 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我幾次從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紅衛兵佔據的家中，陪伴著體質虛弱且終日擔驚受怕的父母。一 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親去王府井東廠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會開了整整一個上午，焦急憂慮的母親，煮了稀飯等他回來。下午一 點多，年邁的父親徒步而歸。
他喝完稀粥，把母親和我招呼過來，說：「我滿以為民盟是批鬥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鬥。原來今天批鬥的對 像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幹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開初的批判，不過是些口號和空話。後來，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 宣讀，並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 回到了從前。」顯然，父親所說的從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親接著說：「當初，他倆的戀愛失敗，史良曾經向老羅索討自己寫的書信。這個努生（羅隆基的字）就是不給，把流風餘韻繫於紙墨之間。現在它們都成了罪證和炮彈，投向這些從前愛過他、現在還活著的女人。」
「健生」，父親喚著母親的名字，又道：「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鬥會搞得如此下作。」
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鬥會，成了他們最後的會晤。
一九六九年父親病逝。
一 九七八年，我從四川省第二監獄釋放回京。母親說，為了我的出獄，她找了許多關係，托了許多的人。現在要帶我去拜見、面謝他們。在這些人當中，有三個老大 姐：史良、雷潔瓊、李文宜。我們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潔瓊，最後去的是東總布胡同二十三號。在路上母親告訴我，小陸已經去世。去世的情況非常意外：一九 七六年周總理逝世，在外交部召開的追思會上，小陸談到總理對他的關懷時，激動萬分引發了心臟病而猝死的。
我們與史良的會面是在一樓客廳。幾十年未見，身著白衫青褲的她，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親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說：「喏，這就是剛從四川回來的小愚（我的小名），沒有你的幫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還蹲在大牢呢。」
我趕緊補充道：「數千人的監獄，我是平反釋放的第一人。這都得謝謝史阿姨了。」
史良擺擺手，說：「不要謝我，我沒有起關鍵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這個作用，不過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況。我跟他們講，章伯鈞的女兒怎麼就一定是反革命？ 她在日記裡寫幾句對時政的看法，就算犯法？從法學觀點看，簡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講話。在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則的。我史家有個遠房的侄子，前幾年 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後來找到我，想讓我為他開脫。我把這個遠房侄子的情況一摸，發現他不但品質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忙我是不 能幫的。孩子從小游手好閑，現在勞動幾年，恐怕對他今後的一生都有好處呢。」
吃午茶的時候，母親關切地問：「小陸走後，你的生活還好吧？」
不料母親尋常問語，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
她哭聲淒婉，而那樣子又很像個冷不防被搶走了心愛的洋娃娃，一個人坐在大房子裡傷心抹淚的小女孩。母親後悔自己不該提到小陸，說了許多勸慰的話，隨後告辭。史良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我就不遠送了。」
母 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裡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 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沈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 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 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不管父親的右派帽子 摘不摘，不問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親都決意要給自己的丈夫寫一點文字的東西，留給後人。在搞「章伯鈞生平」的同時，她還想蒐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 現在誰還保留著與章伯鈞的合影？數來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母親帶著我又去東總布胡同。這時的她已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 長，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須提前聯繫，獲得同意。這次見面被安排在二樓的小會客室，樓梯的轉彎處是一株葉大如盆、油綠烏亮的龜背竹。上得樓去，便從一間敞 開的房間牆壁上，看到懸掛著的小陸遺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溫厚樸訥都印在那上面。我想，這間屋子就是史良珍藏愛情、持守亡靈的聖地了。
雖 是冬日，穿著一件藍色對襟絲棉襖的史良，卻坐的是把籐椅，好像在我們未到以前，她已經坐在那裡很久、很久了。此時的她，完全是個老邁之人，稀疏的頭髮，白 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見此情狀，母親盡快地說明來意，在重複兩遍以後，她聽明白了，對母親說： 「這些事由我的秘書處理，他們會告訴你的。」
秘書的答覆是：「史委員長的包括照片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很珍貴，概不外借。很對不起，請李先生原諒。」
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
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五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於母親要求的被拒？是傷感於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於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析。
「清禽百囀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歲月飛逝，留給我們的只有記憶，好在我們還有記憶。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親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母親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鈞的夫人。」
另一個民盟中央機關的幹部，問：「章伯鈞是誰？」
老者無語，一片沉默。
數 年後來，我去民盟中央機關的宿舍，替母親探望她的幾個老友。閑談中，對其中的一位問及史良身後之事。他告訴我，史良無子女，她的幾個侄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 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經過請示，決定由他代表組織拿著全部的首飾，領著這些親屬先去珠寶行鑑定其價值。鑑定出的結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針、 耳環、項鏈加在一起，也就值個三千塊。聽到這個價碼，後輩一律表示放棄要求。當然，珠寶行的鑑定者，不知道這些漂亮的假首飾所有者，是一位全國人大的副委 員長，國家首任司法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一個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曉得了姓名，他們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