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戴靜怡帶著一雙兒女告別老公回美國了。在機場，她的心一直突突跳。畢竟，這是他們結婚20年來第一次長期分別。曾經這兩夫妻的底線是無論多苦多難都要廝守在一起，因為一旦牛郎織女，婚姻的質量和安全都無法保障了。
讓戴女士下定決心回美國的是她還有兩年上高中的兒子豆豆。
豆豆在美國出生，小學三年級時才跟著歸國工作的父母回到上海。中國的教育模式讓他們全家傷透腦筋。兒子個性的變化和老師的冷言冷語，更令這對夫婦忍無可忍。
不止豆豆，很多海歸子女對中國的教育體系都相當不適應，特別是在國外出生的孩子。甚至有人稱「中國現行教育是阻攔海歸報效祖國的馬奇諾防線」。
對於海外歸鴻來說，能回來獨挑一個項目的人，一般都在35歲以上，拖家帶口，在海外發展已經很不錯了，要拋棄的東西非常多，家庭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引進人才重要，維護人才更重要。」有專家指出，「吸引‘海歸’的物質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一個是支架，一個是靈魂。歸國人員的家庭安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
子女教育是海歸心中最大的痛
在國外的時候，這些留學生覺得孩子太輕鬆太放縱，說要管教孩子趕緊回國；到了祖國，他們又受不了教師對孩子的過分嚴厲和教育體系的刻板。一位從溫哥華回來的父親說，他孩子上學的地方，為了不把操場上的草坪踩壞，老師不讓孩子跑不讓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場上慢慢走，對孩子來說太壓抑了。
他們不僅經歷了入學難入學貴，公辦教育中教師的凶悍，更讓很多海歸父母不能接受。
「現在的小學好可怕，一次我去給女兒送東西，站在學校的走廊裡，幾乎每個教室裡都有罵聲。」戴女士覺得，由於孩子的語文不太好，從小學至今，孩子們幾乎得不到表揚，承受的壓力太大了。老師動不動說「你們班年級最差，就是你拖後腿。怎麼那麼笨。」老師太凶，所以孩子對整個大人群體都沒好感。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戴女士這幾年發現，兒子由於自卑從不跟同學交往，回家後臉上沒表情，父母跟他說話沒反應，眼神直直的。客人來家，他連招呼都不打。
兒子與在美國的時候判若兩人，曾經的鋼琴小童星，同學中的小頭目，是典型的優秀生。去年暑假戴女士陪孩子回美國辦理房產轉讓的時候，兒子的眼睛都放光，話也變多了，不停地央求媽媽，別回上海好不好。
戴女士明白，兒子糟糕的表現是在抗拒自己，抗拒回到國內的教育中。雖然現在美國經濟很差，但為了兒子，戴女士還是決定離開，「工作差點不要緊，只要能供兩個孩子生活就行了」。
從英國回來的周先生反問：「語文數學成績不好，難道就不得翻身了？」他的孩子在英國時是學校的灌籃高手，被很多女生愛慕和崇拜，但回來後因為學習成績差語言結結巴巴，重點中學的同學都躲著他。
與海外留學人員打交道30年的中關村前副主任夏穎奇說，子女教育問題，超越了多次出入境、辦簽證、外匯劃進劃出、買一個免稅汽車、創業園的各種補貼等問題。如果子女教育耽誤了，扔在國外沒人管，帶回國內又跟不上，將來國內考不上大學，國外也上不了學，他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即使成了億萬富翁，他也不幸福。」
夏穎奇與一位科學家曾經開過一個玩笑：「你回來可能辦出一個上市公司，但你孩子中學念得一塌糊塗，大學上不了，中途說不定還學壞，你願意回來嗎？」對方的回答斬釘截鐵：「我不會做這樣的交換。」
「人在中國，家在矽谷」的海鷗族
一位海歸人才的離去讓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遺憾至今。
幾年前，一位海外優秀的幹細胞科學家，聽說了北京生命所特有的機制，想要回來。接洽之後，雙方都很滿意。
然而，這位科學家到所時間不長，還在國外的太太提出如果再不回到身邊就要自殺，只好抱憾離開，「畢竟，回國是一家人的問題。」
事實上，在海歸回國的障礙中，除了子女教育，也有配偶的因素：願不願意換工作、願不願意搬家、是否支持另一半換工作等等。
不少人選擇了以犧牲家庭團聚為代價。老婆孩子常住國外，一個人國內外來回跑。回到國內，房子就像旅店，只是個晚上睡覺的地方；午餐晚餐往往都是盒飯解決。人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忙完這邊的事情再飛走。
有矽谷三劍客之稱的鄧峰和兩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國創造了40億美元的併購神話。2005年，鄧鋒帶著妻兒和在美國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國，在北京清華科技園科技大廈這座剛剛落成的寫字樓裡做風險投資。
開始，鄧峰的孩子被送到位於順義區的國際學校上學，由於距離鄧峰上班地太遠，親情交流困難，又轉學到中關村四小，因為孩子難以適應國內教育模式，最終回到美國。
而今鄧峰只能「海鷗式」的中國、美國兩邊跑。
千人計畫入選者宋磊認為，現在大規模回來的海外留學人員剛好是這樣一代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出去，年齡在35歲到50歲之間，小孩正好在小學到高中階段。
宋磊所在公司裡30多位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員工，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時間在美國，而且沒有一個人將自己入學年齡的孩子帶到國內就讀，太太也就留在了國外。
曾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十幾年的宋磊也被家庭羈絆，現在北京、矽谷兩邊跑。也經常移動辦公，在加州的家中只好從晚上7點工作到第二天三四點，那時正是中國的白天，因為他要與國內的同事一起同步研究、討論技術問題。
宋磊認為，要使海歸真正安心地回國，需要解決好配套措施，「時間和家庭是我目前考慮得最多的。」
像宋磊那樣50%%時間花在國內，剩下50%%時間花在國外的人不在少數，時間如何分配，成了他們每天生活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位歸國人士惋惜地說，「一些老‘海歸’雖然自己回國了，但家還沒有完全回來，老婆孩子都在國外，形單影隻的孤獨導致他們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容易打退堂鼓。」
事實上，幾年來，他也目睹了身邊的朋友，有的中途打了退堂鼓，有的因為長期兩地分居最終離婚。
因為家庭等原因不能全職回來，也必將影響人才引進效果。
千人計畫入選者羅永章教授以科研舉例，實驗室的工作是要連續的，科研經費也該是連續的。實驗室良好的風氣沒形成起來的時候，老闆常常不在，是個空中飛人，那這個實驗室的士氣一定不旺盛，這個團隊也就帶不起來。
軟環境跟不上，海歸就會不歸或者歸海
其實，還在國內堅守的海歸對那些離開的人充滿了同情。來了四五年，剛剛搭建了一個課題組就跑了，對單位對本人的損失都很大。中科院的嚴老師說：「不到迫不得已，誰也不會拆爛污，然後拍屁股跑了。」
而一些海歸心走了比人走了更可怕。中科院一位姓汪的老師指出，做科研做到最頂尖，必須心無旁騖，就像劉翔在最後衝刺的時候，腦子裡有一點雜念都不行。
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人就是離開了。網上一位出走的海歸這樣發問：「我那麼愛祖國，可祖國愛我嗎？」
美國肯塔基大學的老師一到寒暑假就往回跑，雖然在國外有教職，但內心不安定，幹不了事業。可回來也只能去個三流大學上上小學期，像個中學教師差不多。他說：「‘海鷗’再怎麼不好，但家庭穩定，我孩子的教育可以保證。」
一位姓鄭的老師說，我們回國其實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講，一是可以和父母團聚，享受天倫之樂。二是10多年在美國，現在忽然能用母語表達，感覺太好了。我們可以在食堂吃著晚飯就把想法談了，有什麼創意，馬上可以輕鬆準確地告訴學生。在國外我們說英語是劣勢，回到國內就成了優勢。「其實，說實在話，在國外，華裔還是有玻璃天花板的，也沒哪裡像中國這樣渴求創新渴求成果，那麼捨得在科研技術上花錢。」
幾位海歸告訴記者，無論是「千人計畫」還是「百人計畫」，引進人來國家都要投入很大的資本、資源。個人的投入也很大，大家都是40多歲的人了，想的就是回饋祖國，畢竟這些年他們比一般人多讀書多研究新技術多走了些地方。引進時，國家開出了那麼高的條件，如果不盡心維護，人才不流失也會變成廢才。人才進來了，給他一個平臺你就不管其他了，很容易變成狗熊掰棒子。維護人才其實就是維護他的家庭穩定性。
「中國的人才到底是多還是少？」嚴老師問，「認真一盤點，一個領域內你怎麼算，真正有水平的就那麼幾個。在科技領域裡，三個臭皮匠可頂不了一個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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