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扑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這場驚天驟變是被一則謠言引爆的。不過，事發前並沒有任何颶風來臨的徵兆。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一位72歲的深圳土著，說起這一幕時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二十年來100萬村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往香港。
1949年10月19日，深圳獲得解放。但由於中英交惡，雙方從1951年便封鎖了邊界。隨後的二十年裡，深圳共出現了4次大規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後，實行公社化運動期間，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1961年，經濟困難時期，一次外逃1.9萬人。
第三次1972年，外逃2萬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縣建市初期，有7萬多人沿著幾條公路成群結隊地擁向邊境線，伺機越境。最後外逃3萬人。對於只有11萬勞動力的寶安縣來說，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1979年，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們沒有準確的數據可以查證，但可以從人口數據對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當時的寶安縣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總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7981人，增長0.26%。寶安縣誌有記載，解放30年，寶安縣人口增加3.8萬，年平均增長率為0.48%，與全國同期增長率1.93%比，僅四分之一。一些老寶安說：寶安縣人三十年沒有生小孩。沙頭角鎮的人說：這個有1000餘戶，5000多人的鄉鎮，49年後向香港流動了累計有兩個鎮的人。
官方數據說，歷年來參加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劉寶樹的本地老人卻對上述數字表示懷疑，據他估計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萬人，參與逃港者不下100萬人。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地公安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三偷」：偷聽敵臺；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
制止村民外逃，不僅是當地政府的顏面所在，更攸關珠江三角洲的穩定和發展。儘管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對這個問題嚴防死守，保持著高壓狀態，但是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張勛甫，發現在上任的頭一個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發蛇口工業區時，一次就發現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體。
逃港被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剛復出的鄧小平面前
任何對深圳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不會否認1977年11月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一個人口不足3萬的邊陲小鎮，首次闖入了鄧小平的視野。鄧把廣東作為復出後首次視察全國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與他同行。
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領導把這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鄧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匯報者愕然的是，鄧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著窗外煙塵濛濛的羊城街景，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問題無動於衷。沉默了好一會兒，鄧小平才背過身，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資料顯示，一九六二年，在深圳嘗試對外開放的時候，有十多萬人來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這次逃港規模空前！
解密的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顯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在寶安縣（一九七九年撤縣改為現在的深圳市）由東至西一百五十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湧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
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群眾錯誤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後很快就給家裡寄錢了，他們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寶安縣公安局的調查反映，當時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過黃河心不甘」的思想，不聽勸阻，盲目地成群結隊而去。五月十三日沙灣有逃港群眾四千餘人，民警對其中二百多人做了規勸工作，但僅六人願意回家。
寶安縣公安局《近年邊防幾個情況綜合報告》中透露，當時，局部地方甚至出現強行沖關的現象。在沙頭角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併肩的示威之態，強迫民警開閘。五月二日上午八時多，從梧桐山往沙頭角檢查站橋頭又衝過一百多人，到了橋頭後向檢查站提出要讓他們從沙頭角鎮過去香港新界，不給過要給飯吃。
逃港風波驚動總理廣東省委組織遣返
到港群眾的增加，馬上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五月六日開始，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的盤查，凡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無望，一批長期「住」在深圳戲院門口的群眾乾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裡（指深圳戲院門前）算了。」
這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為了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與此同時，時任東莞縣委第一書記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區的領導，開始向轄區師生、群眾作報告，分析當前國際形勢，表明政府正在積極地採取措施克服困難，重新安排群眾生活，同時指出外流香港並非出路：何況香港當局派出大批軍警，見一個抓一個，根本過不去，只是徒勞往返，耽誤生產。
六月十九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這樣，群眾逃港傾向逐步放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