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集體槍斃的「反革命分子」
王緒祥是我小學的同學。當時我們同在保山縣一小讀書，我在一班，他在二班。他的個性與我不同，我是屬於那種比較調皮的學生；而他從小就是那種聽話的乖孩子，在家聽大人的話，在學校聽老師的話。他的性格溫和，與同學相處很融洽，學習成績又好，是他們二班的班長。小學畢業時我們又一起考入保山一中，他在初中86班，我在87班，與我還是一牆之隔。到初中又是班委、勞動委員。他身材高大，比我大了整整一號，幹起勞動來一個頂仨。
從小學到初中，他一直都是學生的榜樣和標兵，無論評選什麼獎項他都是不二的人選。我們那時的學生，學習好的調皮搗蛋，老實聽話的在學習上又不怎麼樣。像他這樣品學兼優的實在太少，人們形容像他這樣的好學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老師們都很器重他，他一直都是老師的好幫手。同學們尊重和信服他，他在學生中威信很高。
他的父親是上海人，多年前從上海到保山定居，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縫。過去哪家有一點好布，有喜慶婚事要做體面一點的衣服，就一定要找他去裁縫。那時最好的布料是毛呢，做毛呢衣服就成了王師傅的專利，非他莫屬。可能是因為從過去的大都市來的人，雖然沒有多少資本，也沒有剝削過什麼人，就是因為裁剪手藝精湛，從事裁縫工作，兼營布匹銷售，在49年後劃定成分時就被定為工商業兼資本家。
在當時的政治氣氣候條件下，學校中盛行唯家庭成分論。而他的家庭成分是工商業兼資本家，就是這個所謂的「家庭成分」，不僅給他和他的家人帶來不盡的煩惱，後來更是給他帶來滅頂之災。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在北京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北京作為文革的發源地，「偉大領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自然就成為全國各地文革運動的風向標。文化大革命運動從最初的文學評論界批判《海瑞罷官》、打倒「三家村」等學術領域逐步向其它方面漫延。1966年7月，北京的一部分幹部子女提出來一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挑動一部分學生欺壓另一部分所謂「出身不好」的學生。北京工業大學的一個叫譚力夫的幹部子弟再把它「發揚光大」為「譚氏理論」的反動血統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在全國的學生中掀起了一股以家庭出身劃分「紅五類」和「黑五類」的運動。他們說「紅五類」是社會主義的苗，「黑五類」是資本主義的草，要讓這些「黑五類」子女背叛自己的家庭，站到革命路線一邊來。這股邪惡之風給所謂出身不好的學生造成極大的思想負擔，背上了「出身不好」的沈重的思想包袱，這對當時年齡還小，心理承受能力還很差的所謂「黑五類」學生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
這股反動血統論迅速從北京漫延到地處邊疆的保山，王緒祥在學生中首當其衝受到嚴重的衝擊。入團問題上他第一次受到沈重的打擊。當時學校在學生中發展共青團員，王緒祥作為一個優秀的學生代表，早就是共青團組織的發展對象，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極有可能就是初中生的的第一批共青團員。在當時反動血統論肆虐的政治氛圍下，他當然也就不可能加入他一直嚮往的共青團組織了。這也是給他心理上的另一次沈重的打擊。除此之外，他還得受「紅五類」在其它方面的歧視和打擊，更讓他受不了。
1966年8月18日，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小將，被接見過的紅衛兵小將感到無限幸福，無限光榮。毛還通過報紙和電臺說這才是第一次，今後還要分期分批地接見紅衛兵。這樣，就在全國各地的學校中掀起了一股推選「赴京代表」，進北京迎接毛接見的風潮。
王緒祥從小學起一直就是優秀學生的代名詞，無論什麼樣的選舉，只要他參選，他都會以絕對的優勢當選，而在選舉赴京代表的這件事上卻讓他再一次受到沈重的打擊。由於這時反動血統論正在盛行，他出身不好，屬於「黑五類」，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不僅沒有當選「赴京代表」的可能，「紅五類」學生們還要要求他背叛自己的家庭站到毛的革命路線一邊來。
他不明白，自己生長在49年後，從小就在毛「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題詞的激勵下努力學習，一直是大家公認的標兵。為什麼要為這麼一個他毫無所知的「家庭出身」承擔這麼沈重的後果。他的「資本家」爺爺他連見都沒有見過，更沒有從他們那裡得到過任何好處，怎麼就該為他們的過去來還債。他想向尊敬的老師訴說一下心中的委曲，但這時老師們也面臨著被批鬥的局面，人人自危，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還有誰能幫他解開這心中的疙瘩。王緒祥想來想去，但無論怎麼想他都想不出個合理的解釋來。他在實在想不通的情況下就採取了一個不適當的行動來發泄心中的委曲和怨恨。
學校校園裡有個儲水池，水池下面砌了多個水龍頭，讓學生洗碗、洗臉、洗腳用。那幾天在學校幹活的工人在水池邊堆了一堆石灰，準備用來粉刷牆壁，就堆放在水池的旁邊。有一天心情極為鬱悶的王緒祥吃完飯之後，到水池去洗碗。看到周圍沒有別的人，就拿起一塊石灰在水池旁邊的水泥路面上寫下了「打倒毛XX」五個字後離去。
很快就有人發現了這條「反動標語」並迅速報告了學校領導，再上報到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很快就來人偵察。公安機關讓我們每個在校的老師、學生、工友都書寫了「打倒走資派，保衛毛XX」這樣的字樣，其中包含了「打倒毛XX」的字樣，然後交到公安機關核對「反動標語」的筆跡。這個案情並不複雜，偵破這個案子不需要多少技術含量，「公、檢、法」的人沒有費多大的周折就完成了，王緒祥被捉拿歸案，關進了監獄。因為他書寫了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標語，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勞改隊勞改。沒有過多長時間，學校就就接到公安機關的通知，說王緒祥在獄中病死了。一個曾經的優秀生，就在監獄中結束了他年輕寶貴的生命。他是我們保山一中第一個在文革中死亡的學生。
不過後來關於他的死因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從小就有一個強健的體魄，大家都不相信他是在監獄中病死的。後來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說他是在監獄中被毒打致死的，這種說法也沒有得到權威方面的證實。他的真實死因家人可能會知道，但礙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也不外傳，所以大家就不得而知了。總之，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年輕人一時的衝動之舉就殞滅了。
這件事在今天思索起來，他的行動並不值得讚揚，也沒有人尋求為他平反。但是，他畢竟是在那麼一個瘋狂的年代出的事，即便有錯也不至於獲罪入獄，即便有罪也罪不致死。作為一個同齡人和同學，我為他的遭遇感到痛心疾首，也有一些為他不平。作為那個瘋狂年代的過來人，我自己也經受過他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傷害，我也曾經為自己受到這種無端的傷害而想不通，所以我理解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雖然我並不贊成他的行動。
後記：回憶這樣的事真讓人傷感，不過這就是歷史，就是那不堪回首的歷史中的事實，我還是加回憶並把它記錄下來，以免讓它淹沒沒在眾多的歷史事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