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北京一名普通的勤雜工王佩英被殘酷殺害，罪名是「反革命」。這條罪的來由是，面對無數人高呼「毛主席萬歲」，王佩英突然高喊：「同志們，聽我講句話。」人們頓時靜了。誰也沒想到，她接下來要講的那句話是：「打倒毛澤東！支持劉少奇！」一時間，眾人如黑螞蟻般湧上，糾打王佩英，遂押走。王佩英經歷了精神病院、勞改場、牛棚及眾多批鬥大會的殘酷折磨，最後被卸去下巴，活活勒死，留下七個孩子無人撫養。40年後，《我的母親王佩英》被拍攝成獨立記錄片，500餘人聚集北京，為死去的王佩英開了一個莊重的紀念會。郭宇寬寫了一本沒法上市發行的《王佩英評傳》，我也從網上蒐集到25篇紀念和追憶王佩英的文章。
此刻的網際網路，正如地火般傳播著王佩英的英雄事跡。在中國郵政與諸多物流公司的運輸工具上，正裝載著王佩英影片光碟、紀念會光碟，以及刊載《尋找王佩英》的《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5期）。在我的信箱、QQ和手機裡，常有讀者和友人要求索取王佩英資料。越來越多的人，正打開DVD播放機或電腦光驅，感受著40年前文革的殘暴，也感受著王佩英後人至今揮之不去的震顫。我的能力實在有限得很，頂多寫點文章，發在網際網路，函告與我有交道的眾多媒體編輯及記者友人，告訴他們：「王佩英是慘死於文革的中華烈士，距今就義40年，也被公眾遺忘了40年。鮮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卻。」
我能做的，就是告訴2010年還活著的中國人，在我們的歷史上，曾有那樣一個偉大的女性，她以她的鮮血，噴濺到國人麻木靈魂的深處，這是一位「千里風雪我獨行」的聖女。手中持有的一批王佩英光碟、雜誌，在一天之內，就被我送完了。此前，許多人通過網際網路，讀過我寫的《搶救民族精神——紀念聖女王佩英》。從我手中拿到光碟、雜誌的人，包括複印店主、理髮店主、雜貨店主、電腦店主、電腦培訓師、桌球館主、診所醫生、退伍軍人、小學教師、高級技工、基督徒、炒股者、武術冠軍、公司老總、部門主管、公司設計員、小區保安、工傷民工等等。確實，供不應求。在送資料的途中，一群白髮老人聽說這是反映文革真相的作品，也希望獲得一套，無奈只好將我僅存的一套也送了出去。
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自稚嫩小苗變作參天巨樹，甚至形成樹木成蔭的局面，這是我的期許，也是王佩英後人（尤其是張大中、張可心）的夙願。一般人，沒有張先生這種氣魄。僅以成本而論，且不說拍攝、尋訪、製作、紀念會等前期消耗，僅是大批複製DVD和購買雜誌，成本也相當高昂。加之，索取王佩英資料是「函索即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免費索取，索取者沒有一分錢的負擔。我暫不知拿到王佩英資料者究竟有多少人，也許已逾萬人，未來將更多，注定成為民族記憶。
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張大中是王佩英的第三個兒子，系大中電器集團董事長，擁有門店近60家，年銷售額近100億元，市場佔有份額常年穩居北京家電市場之首。他有著如此舉足輕重的身份，卻「豁出去了」，我個人的理解是，他已忍了整整40年，今天突然站出來，不是想對抗什麼，而是要把真相徹底講出來，畢竟當初他的母親王佩英是活生生的一個人，不是1980年粗糙的「平反」就能敷衍了事的。王佩英是暴君加暴民政治瘋狂迫害的犧牲品，是文革悲劇的典型縮影。她不足55年的短暫人生，是中國當代史、政治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國人，既然有機會瞭解到這位抗暴者的事跡，就應從心靈深處拒絕文革災難，反思專制獨裁給人民帶來的慘痛和損失。
有位網友評價得很樸素：「張大中是個孝子。」也有網友說：「這就是有錢人才敢幹的事啊。換成你我，只能裝作沒發生過那麼慘的事。」其實不然。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有的人親身經歷過文革，有的人是父輩、祖父輩經歷過文革，不管你有錢沒錢、有地位沒地位，這件事終究發生過，是有證據、有痕跡的。但為什麼那麼多位高權重、富甲一方的人，統統選擇了沉默？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俱往矣」就說得過去的嗎？人們看見有個人跌倒在坑裡，遂統統繞過去。倘若人人都這樣做，越來越多的人都會跌倒在那個坑裡。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政治迫害、人權災難的歷史，譬如德國遭遇法西斯，當初何等殘暴、何等瘋狂，此後皆有大量具有反思意義的建築、文藝以及法律和制度層面的措施，來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但在中國，且不說1966年以前和1976年之後政治迫害，單說十年文革的大量真相，就沒有徹底公開過。上個世紀80年代，民間在尋根，但同時又遭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阻礙。中國有了網際網路之後，更大規模的反思運動開始了，但同樣遭遇了網路封鎖和刑法恐嚇。
為了紀念王佩英，大中公司專門開設了《王佩英網站》，網站內有紀念文章和影片資料等內容。但搜索整個網際網路，在大陸卻找不到視頻。傳播王佩英事跡，似乎成了某種程度的禁忌，刪帖、刪視頻乃是常態。有的網友，恰如「地下黨」般謹慎告之：「嘿，哥們，這裡可以下載王佩英影片。」沒過幾天，那下載地址又消失了。因影片極為清晰，容量很大，有的朋友將影片分為七段，放在電子信箱，內部告之信箱密碼，眾人紛紛下載。原本如此正大光明的事，在中國卻如老鼠過街，偷偷摸摸，神神秘秘，實在諷刺得很。
必須吸取血的教訓
一位感情至深的友人剛剛從遼寧發來手機簡訊：「王佩英傳記讀到一半，即淚流滿面。多麼慘烈的人間，多麼骯髒的罪惡時代。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王佩英已經被殺害，而我那慘遭當代文字獄的親人還活著，在監獄裡活著，這是親人的幸運還是不幸？楊先生，你如何看待？」我回覆道：「眼淚，是立起的助力。哭過，便在心中強大起來。這是中國誌士頂天立地之前的殘酷規則。」這位友人，是高級知識份子，在當地名望甚高。按說，他已屢次見識過殘酷的專制迫害為何物，不是心靈脆弱之輩，但面對王佩英這位40年前英勇就義的女性，他仍止不住嚎淘大哭。
除非鐵石心腸和故意迴避者，否則無人不為王佩英落淚。這眼淚，如同某股震撼人心的精神穿透髮膚，滲進鮮血，進入骨髓，成為人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在王佩英紀念會上獻花、敬禮的那些人一樣，那朵花、那個禮，不僅僅是向王佩英致敬，更帶著太多的自我喚醒，激勵自身。中國那麼多的知識份子，那麼多號稱「爺們」的男人，在文革中都死哪兒去了？他們為了活命，低下頭顱，放下尊嚴，拋棄真理，有不少人甚至積極配合施暴者，揭發他人的所謂「罪行」，人與人鬥，借刀殺人。那時的中國文字，比任何時期都要邪惡和骯髒，憑一個字就可以把你徹底打倒，憑一句話就可以殺一個人。他們懺悔過嗎？公開站出來檢視過自己嗎？
40年過去了，當初的少男少女如今也當爺爺奶奶了。民間殘存的記憶越來越稀缺，真實的歷史場景比後人模糊的回憶更為殘酷，更為窒息。歷史被抹去，屠刀上的血已蒸發。多少檔案沒有解密，多少人拿著撫恤金就此一了百了，彷彿那些人根本沒有被毆打、被批鬥、被逮捕、被關押、被勞教、被殺害、被株連。難道，十年文革僅僅是中國人做的一個根本無所謂的夢嗎？文革固然帶來了災難，但為什麼這種被我命名為「專制暴政」的專政，此後仍然沒有消失？我承認，鄧小平、胡耀邦等一批人為平反做了些實事，但那遠遠不夠，是表面工作，真正的實質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民主」。
政府高層對此曾經有過一些「輿論導向」，最知名的就是江澤民的「與時俱進」和「登高望遠」。說直白些，就是要人民忘卻這種慘痛災難，拋棄前嫌。對不起，你能忘，我忘不了，很多人都忘不了。不是說希望高層做第二次平反，或者做1976年以後諸多政治迫害的平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主張是，手痛治手、腳痛治腳不是根本辦法，殺一批、關一批然後又來道個歉、給點錢，這都沒用。掌權者不吸取血的教訓，罪惡的歷史永遠會惡性循環。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或者今後其它什麼黨，沒有記住這個教訓，罪行還是照樣犯。公民持不同政見，當局就打壓你，甚至把你整死、整瘋，身強體壯的一個人，在監獄沒幾個月就變得骨瘦如柴，還要插呼吸機。怎麼解決這種惡性循環？
摸著胸口的良心說話
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我們怎麼來迫使政府文明起來、民主起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公民，尤其是農民，怎麼覺醒起來，強大起來？這是公民社會與民主政府的重大課題。不能為了少數特權者的穩定，而壓制社會的正常表達。我不求激進地呼喚多黨制，僅求最基本的兩點，那就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起碼要爭回來。許多事不讓做，但起碼許多事總可以想、可以說吧？40年前，如果1%的人像王佩英那樣站出來，文革不會在中國產生。同樣的道理，如果今天1%的人像王佩英那樣站出來，國家也沒有那麼多人權災難，沒有癱倒在輪椅上的倪玉蘭，沒有「家成為第二監獄」的鄭恩寵，沒有作家、學者、記者寫稿時的自我審查與擔驚受怕。
在國家現行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中，不難找到自由和權利的蹤影。問題在於，這是法制而非法治。該用法律來「制人」時它叫法律，但該用法律來「免於被制」時它就是一張普通的紙。人民沒有自由和權利的根本保障，尤其是現實社會的制度性保障。你說你懂法，可你在大學法學系讀的那些書，就像一部部虛擬的劇本。在權力第一的時代，法律是被強勢者拿來玩弄的。王佩英的死，據稱是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罪大惡極，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是一個沒人相信法律只相信毛澤東的時代。當道德已經倒塌崩潰，最低的道德（即法律）倘若也不被人民信仰，王佩英式的災難只會接踵而至、層出不窮，而非僅僅停留於她一人的慘劇。
王佩英為信念而生，為信念而死。她的信念極為簡單，謊言就是謊言，災難就是災難，罪惡就是罪惡。她之所以如此堅持，不是因為她見過多大世面，受過多高的教育，有多麼豐富的信息渠道，而是因為她忠於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是摸著胸口的良心在說話，為什麼要撒謊？很多人會說，你撒個慌有多大個事呀？不，你沒有她那種對靈魂的忠貞捍衛，這是耶穌、蘇格拉底、譚嗣同式的，叫殉道。這種為道而死的勇氣，有著看透生死、保全靈魂的堅毅，非常人可以企及。如果中國人個個都貪生怕死、趨炎附勢，這個國家是不配被世界敬重的。我們這些後來人，應以歷史上曾經有過王佩英這樣的人而自豪。如同世界史上有過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我們中國也曾有過林昭、遇羅克、王佩英，以及更多願意為道而死的大寫之人。
如果我的足跡到了北京，我一定會與王佩英的眾多後人相見，促膝長談，思想沒有疆界，話語沒有高牆。在迎面而來的握手瞬間，我想，我一定會這樣說：「道路崎嶇，路不好走，但走著走著，路就敞亮多了。很多個你們，很多個我們，很多個他們，其實都在王佩英這條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