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與官員的角色轉換，這些年也見得不算少了。但顯然並不是所有的轉換都如預想般成功，甚至現在看來，很多角色的對接都不可避免地出了些問題。段先念，這位曾經的房地產商、現在的西安市副市長，日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就明確表示自己是在「為政府掙錢為共產黨打工」。
從2002年開始，有著商人背景的段先念進入政壇，用6年時間將西安市曲江新區運作成了聞名全國的「曲江模式」。儘管這一模式的發展過程一直伴隨著社會輿論的廣泛爭議，但這並不妨礙上級對其的肯定：它被寄予厚望，否定它便成了「否定西安市這幾年來的發展路子」。作為它的主要創造者，段先念更是升任西安市副市長，西安已將大明宮、法門寺、漢長安城和臨潼等歷史文物遺址區悉數交給他來運作。而其對西安古城牆120億元的「豪華裝修」更是引來了大範圍的質疑：「以傷害一個千年古遺蹟及周邊環境為代價，去滿足一個在別的地方都可以達到的商業衝動」。
一個城市究竟該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從現在的情況看，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個別主政官員的私人判斷：領導熱衷於植樹，城市就奔著「園林化」去；領導喜歡石頭，整個城市就可以弄得到處碑林石刻。既然攤上一個「地產(副)市長」，那麼做什麼都像在做房地產也便不足為怪了。問題在於，有多少民生訴求被「地產市長」的這些大刀闊斧忽略掉了？又有多少政府的公共職責任憑官員個人的「豪邁」拋到了腦後？而這一切，都包裹在了「為政府掙錢」的說辭背後。
「為政府掙錢」？這樣的表態顯然太過直白，太不符合說話者當下的社會身份。政府是什麼？按照現代政治學原理的一般理解，政府在本質上應該是每個公民讓渡出一部分自己的權利而形成的，服務於公共利益，進行社會公共管理的公益機構。不僅「做官即不許發財」，而且政府也天然不應該有掙錢盈利的任何動機和行為。將自身職責定位成「為政府掙錢」的公職人員，本身就不可能是稱職的。
能夠看得出，在段先念那裡，商人與官員的身份其實依舊在天人交戰、左右互搏：表白心跡時可以放話「為政府掙錢」，但真的要說到掙錢卻又王顧左右而言他，「我們根本不追求盈利」。到現在，曲江儼然成為西安名副其實的富人區，炒房者蜂擁而至，而空置房卻是十之八九。作為「曲江模式」的創造者，段先念倒是毫不避諱「富人區」的說法：「這裡就是富人區，怎麼了？」是啊，怎麼了？這樣的反問確實霸氣，但問題在於發問的主體不是商人，而是官員。
商人可以在商言商，但官員卻不能眼睛只盯著富人看。在不諱言「富人區」的同時，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政府及其官員是否應該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和關照一下「不那麼富的人」的生活起居？以近來在各地頻現的「貧富混居」嘗試來說，基本的住房以及相關公共服務的提供，原本就應當是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不是簡單地將貧富摻雜在一起就可以輕易實現和諧，當然更不是避而不談就妄想消滅了問題本身。眼光應當關照更大多數的人，他們是否「居者有其屋」，他們是否與富人一樣能夠足夠公平地享受社會資源和公共服務……這一切，當然不是房地產商的職責，但確是政府不能迴避的天然使命。政府責任需要制度性的內化，而具體到個人身上便是政府官員的職責和價值觀———他們的所思所想、其言其行。
看似荒誕不羈的「為政府掙錢」，絕不僅僅是個別官員的偶發性角色錯位，已然成為很多地方主政者的普遍心態。「為民服務」職能讓位於「為政府掙錢」，越來越不諱談「富人區」，但卻鮮有時間和精力潛下身段研究和琢磨，究竟怎樣才能真正彌合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裂痕。比如，各地政府熱衷於土地財政和樓市G DP，卻未能很好地盡到提供保障房的責任，未能解決令大多數民眾不堪重負的住房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麼總是這樣的官員、這樣的言論，屢屢出現在公眾輿論面前，傲慢地蹺著他的二郎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