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共國寨殺童事件，從3月23日到8月3日，已由福建南平市瘟疫般蔓延到廣西合浦縣、廣東雷州市、江蘇泰興鎮、山東濰坊市、江西吉水縣、陝西南鄭縣、山東淄博市，幼兒園孩童和小學生的血案頻發，真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奇景。許多人認為……殺童事件是中共殺人政治的必然產物，並追溯殺童事件的源頭至21年前的「六四」屠殺甚至80年前反AB團的屠殺。
這些說法的道理只在政治層面，失之空泛。共工族殺童主要是社會道德問題所致，而非政治體制問題所致。柬埔寨、朝鮮、古巴和紅山寨的毛澤東時代，「殺人政治」更殘酷，更趨於極端，比如文革吃人，卻沒有今日的殺童事件。為什麼？
這是最典型的共工族癌變病症。人非動物，有禮教倫理的時候，即使在君主暴政統治下，人也有選擇行善或作惡的自由。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暴君逼迫下，人們通常是伐無道昏君或殺貪官污吏，沒有今日這種向幼兒揮刀的事情。今日殺童者揮刀，毫無我華夏子孫自衛或抗暴的特徵，完全是共工黨徒煽動農民、軍人暴亂那種主動作惡，只不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凶殘變成了刀刃口下害生命的卑劣，完全是最無恥的流氓無賴行徑——將大流氓給的窩囊氣，以小流氓的行為轉到兒童身上。殺童者，共工族癌細胞也。共工族的假中國裡尋死的人，不想獨自上路，就化身成為癌細胞去吃活細胞。幼兒沒有抵抗力，殺兒童不怕奪刀被殺。
華夏族歷史上不乏凶殘和卑鄙的罪犯，但從沒共工族殺童者這種特色殺人犯——很會計算殺貪官和惡警的成本，都有極度扭曲的蛇蠍之心：「我不想活，你也別活」。品行如此卑劣，連野牛之類有著保護幼獸本能的禽獸都不如。狠毒如老虎的野獸都有「不食子」的凶狠界線，而共工族的江西殺人犯周葉忠持刀殺人就不放過自己的幼女，真正「禽獸不如」的紅色惡鬼。穆斯林的「塔利班」敢攻擊強大的美、英軍隊，手段恐怖毒辣，卻還在人世間的怨怨相報的行為範圍。共工國殺童族不敢對共產黨這個處處插足於自己生活中的第三者撒氣，就把氣撒向幼兒，因為幼兒對他們毫無還手之力，整個就是共工族怒撞不周山死後化身為洪水那種不長眼睛、不計恩怨，完全水往低處流那種洪災秉性：誰矮，我淹死誰。
中共國寨社會道德淪喪至此，是中國華夏族被黨文化洗腦變成共工族的必然結果。1949年之前的中國社會道德，一直在華夏族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信仰 基礎上，但華夏族的儒家信仰，因為共產革命的勝利而潰敗到臺灣孤島被隔離。1950年至1979年中共國寨的社會道德，主要建立在對毛澤東和共產主義信仰的基礎上，但中國社會對毛澤東的信仰，因為批判「兩個凡是」而基本垮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則因為「六四血案」和蘇聯解體而徹底崩潰。1980年代紅山寨的社會道德，主要建立在信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理念基礎上，但這種信仰因為「六四」屠殺事件以及1990年代以來的權貴私有化而完全破滅。現今中國社會，儒家信仰被文化大革命搞得蕩然無存，禮儀廉恥跟八榮八恥一回事。共工族特有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信仰、鄧小平改革開放信仰，都不復存在了。
其實啊，政治信仰的丟了並非絕對壞事，因為其空位可以由宗教信仰來填補。事實上歷史也確實安排了法輪功來填補這個政治信仰的空缺。想不讓共工撞山死後之猛獸般吞噬人的生命的「洪水」，不氾濫成災進河道兩岸的房屋裡害人奪命，而今大陸就得如同夏禹治水那般疏通河道，即改變共產黨人。信法輪功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少先隊員，依照「真善忍」的高標準做人修佛，官場會少貪污，社會會少爭鬥，學校會少告密者。但江澤民1999年啟動鎮壓法輪功的共產黨運動機制，共工族終於完成對華夏族的替換，並很快癌變，黨、團、隊都成了癌瘤。21世紀的共工族，官員不貪如熊貓，民眾不私如古董，學生不罵人就成另類。
毛澤東時代，社會的凶殘侷限在階級敵人範圍，共工族的人民範圍則大力號召「學雷鋒，樹新風」，紅色部落還有助人為樂的風氣，全社會都鼓勵人做好事，表揚拾金不昧；「六四」血案以後的改革開放時代，誰學雷鋒誰就成了傻冒，甚至美國人、德國人來共工中國學雷鋒做義工，都不被允許，廣西警察還要罰德國盧安克那樣的洋雷鋒的款，一罰就是他在中國一年的生活費用。在華夏族儒家倫理信仰缺失和共工族共產主義政治信仰破滅、改革開放經濟信仰權貴化的情況下，共工族越來越以人為敵人為野獸，2010年頻發殺童就成了共工族國的特色。
從現在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今天共產黨的極權國家，共工族的假中國之外，例如朝鮮、古巴，都沒有成人泄私憤殺兒童的事件。因為他們雖然有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和領袖獨裁，卻沒有黃土地上歷史安排的共工族替換華夏族的獨特歷程。所以，朝鮮、古巴雖然都比共工假中國貧窮落後，但社會還能夠在人民群眾的範圍內遵守倫理道德，在完全封閉的意識形態宣傳下，全民無私地向黨的領袖奉獻，把金正日、卡斯特羅當作聖人崇拜，由此學做好人。朝鮮、古巴全國民眾會把敬重老人、關愛兒童當作金正日、卡斯特羅的諄諄教導。極權專制下人的煩躁和憤怒，共產黨會引入階級鬥爭的運動領域裡去宣泄，所以社會沒有泄憤殺童的癌變。
共工族的假中國卻由於禮義廉恥信仰和共產主義信仰徹底破滅，改革開放下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成了共工族的權貴資本主義，所有道德教育都成了假話，挂羊頭賣狗肉。社會不再有確定的倫理道德準則，騙親人、殺幼兒都可以因為有權和有錢得到遮掩，不受法律制裁。因此改革30年形成的共工族社會，殺人犯很少有道德顧慮，主要考慮的是能否殺人成功，能否逍遙法外的本事問題。
在華夏族的宋朝真中國，宋江殺了他買的小妾閻婆惜，都只有逃亡才能免除制裁，被迫當強盜也要講仁義，當梁山老大靠的就是仁義待人。在共工族的假新中國，某官員或某老闆殺了某人，無論男女，無論是不是良家婦女，首先想的決不是逃亡，而是能不能用權力和錢把事情擺平。在共工族的假中國，做江湖強盜本事如盧俊義，老大鐵定是你的，誰不服就打服誰；做官場老大，最大的本事是騙人，如果你有毛澤東的本事，雖然發紅頭文件制止林彪、彭德懷等軍人抗日，卻能騙得全國人民相信他領導了中國八年的抗日戰爭，你就能做共產黨的老大。
在今日共工族的假中國，如果你沒有大本事，不幸成了失敗者，不想活了，就看你能否找到比你更弱小的人。近期頻發的這種殘殺幼童的人就是這樣想的。在華夏族的古代皇朝或今日臺灣，你再怎麼壞，社會都不會因為你壞而死亡。但活在共工族改革時代的今天，一個人生活不幸，一個人不想活了，這個人就成了獨具共工族特色的社會癌細胞，最典型的癌細胞，他所處在、行走的地方，凡是幼兒、學童，都是他要吞噬的社會細胞。如此殺童犯頻頻出現，就是非常典型的共工族的癌變死亡症，標誌道德淪喪到社會潰敗的死亡前夕，快要天誅地滅了。
共工族癌變典型不多，非典型者比比皆是，只要受過黨文化從幼兒園到小學連續九年以上的教育都很難例外，包括你我他。我們不會都因為挫敗而去殺童，卻往往見不得別人成績比自己好、工資比自己高、家庭比自己幸福，心裏不舒服。如此社會，由官到民，普遍具有戰天鬥地的意識，反天命、反宿命，完全成了全面缺德的都市叢林。真有天道，共工族社會必定天誅地滅。但上天畢竟有好生之德，共產黨和共工族要去除，不認可共產黨、想做華夏兒女的人還是要救的。因而才有法輪功11年來傳兩好，6年來傳九評、促三退，4年來推神韻的歷史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