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波蘭團結工會顧問、現任波蘭《選舉日報》主編的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國的講話引發海外一些學者的不滿，因為他們感到這個曾經滄海的反共鬥士如今對共產黨的認識實在讓人跌破眼鏡，所以研究極權的住德國學者仲維光，住美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北京的劉自立等人寫出文章對米奇尼克的「共產黨會改變」「對共產黨要有耐心，等待黨內出現改革派」等眾多的誤導之言加以反駁。
這些海外中國學者的反駁遭到網路寫手不鏽鋼老鼠劉狄的指責，她說「筆者認為，米奇尼克先生說他不瞭解中國，這或許並不是謙辭，他對中國的瞭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超過交流時在座的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對中國的瞭解要遠遠超過海外某些自認為瞭解中國的中國人。」劉狄還反駁了何清漣指責中共嚴加控制民間社會的言論，說她自己就在中國做了許多當年米奇尼克不能做的事情，比如NGO（非政府機構）的工作。所以她認為：「中國當局進行的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或許存在種種弊端，但其結果確實是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使民間社會擁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也為中國的轉型創造了條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評論中國問題時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何清漣女士在推特上對劉狄的這篇文章做了三點簡潔的反駁，她說：一、劉狄的文章以她那個小群體的特殊生存狀態概括為全體，不符合實際情況，廣大的上訪和維權百姓絕沒有她那種「空間」；二、她有意視而不見中國政府對外國NGO的種種的限制政策；三、她把領會中共政府的意旨混同於「瞭解中國」。
我在此想說明的是，如果劉狄認為海外的人不如那些「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更瞭解中國的事情，那只能說明生活在中共新聞封鎖狀況下的劉狄太不「瞭解」海外的信息是多麼的通暢，也不能體會信息通暢對人們思想的通暢和對大是大非判斷能力的提高的妙處。
現在是信息社會，信息社會的絕妙之處就在於，一個人只要具備正確的價值觀，你不必非要去這個國家，就可以從通暢的信息中得到這個國家的充足的真實信息而做出你的正確判斷。相反的是，在新聞封鎖、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反倒得不能中國的真實信息。所以像我這個十幾年沒回國的海外華人，卻比我的在北京生活幾十年的兄妹更知道中國每天發生的事情，他們只能打電話問我中國真實的消息和狀況。他們也都是「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英國劍橋大學早就為此做過一次實際研究，它對該校在中國南京大學學習一年的英國學生和在本校學習中國文化的學生進行考核，竟意外地發現，有關大的負面的中國消息，那些在中國學習了一年的英國學生不知道，而在英國學習中文的學生卻知道。所以，隨便說海外的人「不懂中國」是堵人嘴，或是不讓別人批評中共政府。
由於網路的出現，信息村的發達，中共政府封鎖新聞和控制媒體就越發瘋狂，迫害記者和網路寫手也越發殘酷。另外，那些中共收買和豢養的知識份子、經濟學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為中共鼓噪宣傳，他們在不同階段製造出許多不同的套話說辭，原來散佈「人民素質低，民主要慢慢來」，現在散佈「對共產黨要有耐心，等待共產黨內部出改革派」，誤導人民幻想中共可以讓權使中國和平轉型。事實是，隨著底層民怨的不斷爆發，中共越來越草木皆兵、風聲鶴唳，連幻想能夠與中共和解共治的劉曉波也被抓進監獄，這正說明中共這個最殘酷無恥的極權政府的無恥之處，把對它報和平轉型幻想的人把玩於股掌之中，讓對方自慰於「空間」之下，一會兒讓你在民間社會有「向因言獲罪者提供法律和經濟方面幫助」的「空間」，一會兒讓你在監獄中感到「柔性化、人性化」的「空間」。可中共卻對權力不會有一絲讓步，只要它感到它的權力受到威脅，它就會把對方感恩戴德的「空間」完全擠掉。《零八憲章》的遭遇正說明瞭中共的死硬和無恥，既便《零八憲章》把中共極權性質說成威權性質來討好中共也無濟於事，它和解共治的勸說還是惹怒了絕不會分權的中共。
對極權主義的正確認識也不需非要生活在中國才可以得到。歐洲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經對極權主義有了深刻的思考和定論。遺憾的是，至今在中國，對極權主義的認識仍被那些對中共抱幻想的人士混淆著。二十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原籍德國，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撰寫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在這本書中她對極權主義給以深刻的剖析，她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
中共政府就是這麼一個「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政府。如劉狄所言，經濟的變化帶來中國民間社會的變化，但是劉狄沒有看到的是，中共的性質沒有根本改變，它只是形式的改變，它只是從教條僵化的第一階段的極權主義改變成為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第二階段的極權主義，也可以說是晚期極權。中共政府的這些變化早已被那些歐洲的極權主義研究學者言中：極權政府並不是靜止不變的，它根據需要在與時俱進地運動和變化著，它的變化不是變好而是變換形式，變得更具欺騙性。
處於晚期極權階段的中共政府現在就變得充滿投機性，它可以給某個對它有利的小圈子一些活動空間，以此表現國家的「和諧」和穩定。同時，擠壓和打擊它認為對政權有威脅的人群的空間甚至生命，中共對法輪功百姓的群體迫害和屠殺就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共產黨極權統治從第一階段變化到第二階段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今天的中共極權政府正是阿倫特所說的典型的「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政府，它已經走到不惜利用墮落和腐敗，不惜以破壞國家環境等毀滅性的極端手段來維持它的極權統治的極端。這個「充滿投機性」的共產黨政權變得更加不擇手段，它可能把手段從「大刀砍頭」變成「軟刀子割頭」，把「開水煮青蛙」變成「冷水煮青蛙」，但它都是致你於死地，只不過給你多喘兩口氣的幻想「空間」。唯一不變的是，它仍牢牢地堅持著傳統共產黨的原則，一切順應共產黨統治的都可以容忍存在，一切超出這個一元論的封閉世界的東西，一定要鏟除，不給任何空間，它對網路公司雅虎和谷歌的態度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那些說共產黨變好了，說共產黨從極權變成威權的人只不過是在為共產黨掩飾其機會主義的欺騙性。
這個晚期階段的中共極權政府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更加肆無忌憚。
當我在海外看到下面報導時：「家住無錫市北塘區錫園新村178號102室的袁年生二00九年11月30日遭拆遷辦雇佣的一群不明身份人員綁架及暴力毆打住進醫院，12月9日因搶救無效離開人世。」我不得不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寫了一篇文章以證明我不但瞭解中國的現況，而且還深受中共其害，並深感何清漣女士對中共描述的準確：它是「最自私、最沒人類意識、最無現代政治理念、最無能，因而最喜歡用最凶殘、最簡單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群。」。下面，我以親身經歷例舉中共政府這幾個「最」的實證如下：
我先生王勝林就是無錫市北塘區的人。中共建政前，他父親在這裡開私人診所。後來診所被中共公私合營了，但那棟做診所的三層小樓作為私產僥倖保留了下來，我先生就是在那所小樓中長大，我們在無錫結婚時曾住在二樓。這座小樓地處無錫鬧市，勝林父親為了生意興隆才特意把他的診所選在鬧市。他們所在的整個一個弄堂裡都是擁有私房的幾十年的老鄰居，鄰里之間親親熱熱地像一家人。
不料想，這個弄堂在四、五年前遭到野蠻強拆。背後有政府支持的地產商給我先生家的房子開價是十七萬人民幣，他二哥一聽就火了，這不就是明火執仗的強搶嗎？其他的鄰居也都一樣憤憤不平。
鄰居中有個派出所所長，是鄰居中最大的共產黨官員了，他出頭要帶著鄰居們抗爭。但不知何故，第三天，這個派出所所長就搬走了。大家都說，「他被高價收買了，拆遷背後是無錫市政府。小老百姓哪敢跟政府對著幹？」群龍無首了，大家都無可奈克、忍氣吞聲地先後搬走了。
只有我先生的二哥死活不搬。你不搬，和政府鬥，行啊，人家給你停水停電，推土機隆隆地推土把你的房子埋起來。在美國這邊的我們很擔憂，我先生求二哥趕快搬，說這口氣咱們只能忍啦，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也住在裡面，二哥能扛，老母親也不能扛啊。那些拆遷辦公室的官員們太曉得怎麼對付你這孤軍作戰抗爭的小百姓了。他們這時候出面了，說：「再給你加兩萬，你走人，否則我們就不客氣了。」二哥無可奈何地也也搬走了。
後來我婆婆病倒，兩年臥床不起，最後死去都與這次搬遷有直接的關係。還有，老太太臨死前在醫院搶救一個月，被醫院敲詐八萬多元人民幣的情節就更是驚心動魄。那醫院高收費也是有中共「醫療產業化」政策支持的，人家醫院說這是合理收費，被敲詐的百姓反倒沒理。一葉知秋，從我家的遭遇就可以看到中共國是多麼的昏天黑地，這不是一家兩家的災難，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災難。
回到正文的結尾：
這樣一個無恥至極、罪惡滔天的政府怎麼能和平轉型？它自己非常清楚它不能有絲毫讓步，只要它退讓一步人民就會跟它算老賬。它知道自己罪惡太深重，禁不起人民跟它算賬。它只能堅持這種不惜利用墮落和腐敗，不惜以破壞國家環境等毀滅性的極端手段來維持它的「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的極權統治。如果人民沒有力量推翻中共，它就會腐爛到頭，帶動民間社會全面潰敗，把中國從自然環境到社會道德毀滅殆盡。現在中國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已經到了極端危險的關頭，我遇到的那些真不懂中國的海外擁共人士也都看出端倪。所以，我不得不把劉狄的話改動一下這樣說：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在國內，某些人如果看不到中共極權政府的本質這一點，評論中國問題時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三妹於海外芝加哥
二0一0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
波蘭的昨天和我們的今天（劉荻）
2010-07-30
近日，曾經擔任波蘭團結工會顧問、現任波蘭《選舉日報》主編的米奇尼克先生訪問中國，與中國網友進行了交流。海外有些人對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國的言論頗有微詞。筆者認為，米奇尼克先生說他不瞭解中國，這或許並不是謙辭，因為他對中國的瞭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超過交流時在座的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對中國的瞭解要遠遠超過海外某些自認為瞭解中國的中國人。
海外有些人先是說極權主義制度無法和平轉型，在別人反駁說蘇聯就是最典型的極權主義制度，而且恰恰是和平轉型之後，他們又說中國和蘇東的「國情」不一樣，用何清漣女士的話來說：「亞洲一些類似國家不具備波蘭和東歐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權力階層是最自私、最沒人類意識、最無現代政治理念、最無能，因而最喜歡用最凶殘、最簡單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群。因而對他們不可抱有希望。」
情況果真如此嗎？且不說米奇尼克確定他的行動綱領是否真如何清漣女士所說，是由於波蘭當局的「改革」和「開放姿態」。（米奇尼克在《新演進》一文中明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新演進」源於1970年和1976年工人罷工遭到鎮壓之後，人們對波黨內部的「修正主義者」和來自天主教會的「新實證主義者」改革派希望的破滅。他抨擊哥穆爾卡「臭名昭著，丟臉之至」。但他認為波黨內部不信仰辯證唯物主義的實用主義者雖然沒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於實用主義考慮卻是有理由與民主反對派達成妥協的，因此他們有可能成為民主反對派的夥伴。）本文主要探討今天的中國社會是否「不具備波蘭和東歐的條件」。
何清漣女士說：「中共掌握了政治、經濟與所有的社會資源，國家牢牢地控制著社會，不允許民間結社，在中國從事環保、慈善、醫療救助的外國NGO一律被政府視為「顏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設法限制其活動。」我不知道何清漣女士說這話的時候是否想過，上世紀70年代米奇尼克等人組織「保護工人委員會」，建設公民社會的時候，波蘭是否有外國NGO的存在？外國NGO可以在中國公開合法地活動，只是受到限制，這說明今天中國的社會空間比當年波蘭的更大還是更小？
讓我們仔細想想，究竟有什麼事是當年米奇尼克他們可以做，而今天我們不能做的嗎？米奇尼克他們組織保護工人委員會，為1976年大罷工中被捕的工人請律師，為他們的家屬發撫恤金。此類工作我們一直在做：丁子霖老師二十多年來一直在為64死難者家屬和傷殘者發救濟金，獨立中文筆會成立幾年來也一直在向因言獲罪者提供法律和經濟方面的幫助。
米奇尼克他們以打字和油印的形式出版地下出版物。現在我們不僅可以出版印刷質量和正規出版物相差無幾的地下出版物，還可以通過網際網路發表自己的觀點。米奇尼克他們地下出版的書籍包括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蘇聯詩人曼德爾斯塔姆和布羅茨基等人的作品，當時這些作品無法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而在今天的中國，上述作者的作品都能夠在正規出版社出版，在新華書店出售，最近廣東花城出版社還出版了一本收錄轉型前東歐國家地下出版物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
米奇尼克他們組織飛行大學，在學者家中舉辦講座。今天我們也舉辦講座，而且有自己的場地。
今天我們還有從事環保、慈善和醫療救助等工作的外國NGO和以企業名義註冊的國內NGO，我們有市場化媒體，有維權律師，有網際網路，有家庭教會（雖然中國傳統上不是宗教國家，教會不可能獲得天主教會在波蘭的影響力）。這部分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私營經濟的發展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在上世紀70年代的波蘭，在一個幾乎沒有私營經濟的國家裡，工人被工廠開除就意味著失去一切，甚至得不到醫療保健。作家布蘭迪斯在《華沙日記》中寫道：「人們仍然有所顧忌——工資、住房、小孩上大學、旅遊、日常生活，」這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這就足以讓人們畏懼。」
哈維爾用這樣一句話來描述後極權社會：「我們有選擇不同牌子的電冰箱、洗衣機的自由。」時常有人用這句話來抨擊當今中國社會的「犬儒化」。但是筆者認為，哈維爾說這話的時候並不明白「選擇不同牌子的電冰箱、洗衣機的自由」意味著什麼。人們要想真正擁有「選擇不同牌子的電冰箱、洗衣機的自由」，就必須也擁有不受政府干涉地生產電冰箱、洗衣機的自由，而要實現這一自由就必然要限制政府的權力，讓社會擁有更多的自由空間；在一個像哈維爾文章所描述的那樣，水果店裡的水果是政府和「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的標語一起發下來的國家裡，人們是不可能真正擁有「選擇不同牌子的電冰箱、洗衣機的自由」的。經濟自由和自由所帶來的財富不是別的，正是每個人實現自己目標的基礎，而且這一自由只有在擁有之後才可以說是無關緊要的，在一個工資、住房、小孩上大學、旅遊和日常生活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國家裡，人們更難去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標。
中國當局進行的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或許存在種種弊端，但其結果確實是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使民間社會擁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也為中國的轉型創造了條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評論中國問題時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