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赫提先生，31歲。聽到槍聲，他慌亂中趴下，向街邊的建築匍匐，但是還沒來得及抵達安全的地方，後面一顆子彈向他飛來，打中了他的後背。麥克吉干先生，41歲。看到中彈的都赫提跑過去施救，同時揮舞著手中的一塊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圖，但是他還沒抵達傷者，後腦門上也中了一彈，立刻倒地身亡。
這是1972年1月30日發生在北愛爾蘭德瑞市的一幕。開槍的是英國軍人，中彈的是成千上萬個北愛爾蘭遊行示威者中的兩個。除了他倆，那天還有11個人中彈身亡，此外還有18個人受到槍傷。這一天後來被稱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愛爾蘭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悲劇時刻。在此之前，雖然北愛爾天主教徒已經和英國軍隊衝突不斷，但此後矛盾急劇激化。北愛爾蘭共和軍的隊伍空前壯大，士氣大漲，1972年也成為雙方衝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衝突中喪生。直到90年代末，北愛爾蘭問題才逐步緩解。
如果說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劇的話，那就是這種消亡的無意義。不被提起，不被紀念，不被反思，鮮活的生命無聲消失在歷史的記憶裡，好像指紋被罪犯巧妙地抹去。那些生命好像從未存在過，血當然是白流，親友的痛苦也只是歷史前進的狂歡中掃興的岔音。對於不願意面對傷疤的人來說，這種遺忘也未必是壞事，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只是，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曾說，「那些拒絕從歷史中學習的人注定要重複它的悲劇」。
這種在歷史面前的警醒，大約也是塞維爾報告的由來。1998年，布萊爾政府在推動解決愛爾蘭問題的過程中，發現血色星期日這個疙瘩一天不解開，北愛爾蘭的民心就一天還在糾結。於是它推動了新一輪的調查，即塞維爾調查。12年之後，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後，一個詳盡的調查報告終於出臺。2010年6月 15號，英國首相卡梅隆在議會下院宣布了報告結果，並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屬道歉。
他在演講中說，雖然我很愛國，雖然我不願意相信任何關於我們這個國家的負面信息，但這個調查報告顯示，當年血色星期日的慘劇，是無可辯護的。他指出，雖然開槍的士兵自稱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脅，但塞維爾調查顯示那些中彈者手中並沒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開槍前也沒有給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開火。雖然開槍並不是來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當場的自發行為，但「政府最終要為其部隊的行為負責，我代表政府、代表國家向受害者家庭表達深切的歉意」。
卡梅隆的演講讓聚集在廣場上收聽演講的人群情雷動。對於那些受害者的家屬來說，等了38年，終於等來了徹底洗清污點的一刻。一個死者的妹妹說：「38年前，他們說被殺死的都是武裝分子，今天這個謊言終於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無辜的，我們也知道他是無辜的，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這個報告的意義絕不僅僅是為了讓那十幾個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個社會重新確認政府行為邊界、重申正義以及表達對生命敬意的機會。正是因此，雖然該報告耗時12年、花費近兩億英鎊、洋洋灑灑5000頁，但英國社會願意花費這個人力物力去確認這樣一個道理：一個政府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去傷害手無寸鐵的民眾。
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民族的悲劇其實也可以是它的財富，而拒絕挖掘這個財富則往往導致一個民族在歷史的死胡同裡原地踏步。遠的不說，拿現代史來說，肅反不反思，於是有整風。整風不反思，於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於是有大躍進。大躍進不反思，於是有文革。拒絕反思，「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導致的往往是苦難的死循環。
其實誠懇地反思過去，核心意義並不是「秋後算賬」，而恰恰是在直面歷史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和解與穩定。即使是塞維爾報告，也指出當時英國軍隊所面臨的困境：在事發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愛爾蘭共和軍打死，此前此後有上千個英國軍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軍襲擊致死，正如軍隊濫殺無辜不可原諒，恐怖份子的行徑同樣可恥。所以對歷史的反思是恢復其複雜性，讓所有的經歷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可馬虎，也不可能「宜粗不宜細」。
對於一個政治共同體來說，關於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見摸不著，它不論斤賣，不以平米記，但正如交通規則不論斤賣不以平米記、沒有它都市裡的我們卻可能寸步難行一樣，正義也是和諧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話來說，凡事需要一個「說法」，一個沒有「說法」的世界是一個鴕鳥的世界，把頭埋到沙子裡，3年後，30年後，300年後，過去的它還是不會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