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古今中外，一男一女結為夫妻後，就彼此承擔著相應的責任和義務。由於生理上的原因，女性在體力等方面較男 性要稍弱一些，因此丈夫所擔當的責任則要更多一些。除了要體恤、關愛、尊重妻子、照顧家庭外，還要時時保護妻子和孩子不受到傷害。然而，在當今中共治下的 中國大陸，不少丈夫、特別是那些身在體制內的丈夫們，在妻子、子女受到所服務的政權的傷害時，卻根本不敢或無力負擔起這樣的責任。
最近發生在湖北省 的一件事就是一個典型例證。6月23日，湖北省政法委綜治維穩辦副主任黃仕明的妻子陳玉蓮在省委大院門口遭到6名便衣警察的暴打，造成其腦震盪、軟組織挫 傷幾十處、左腳功能障礙、植物神經紊亂等，迄今仍在住院治療。而當時正在外地開政法會議的黃仕明接到妻子的電話時，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幾經周折，才最 終將遍體鱗傷的妻子「營救」出來。
事件發生後，陳玉蓮的妹妹向媒體披露了打人的細節並要求公布錄像、嚴懲凶手。警方則辯稱是「打錯了人」， 並將打人者「輕飄飄」地做了處分。令人奇怪的是，身為丈夫的黃仕明卻在妻子遭遇如此橫禍之際，迄今也未見出來表態，更別說「譴責」了。據陳玉蓮講，黃仕明 受到了上級領導的巨大壓力，「他都快瘋了」。
毫無疑問，所有的人都可以想像黃仕明此時的處境，可以瞭解他所承受的壓力。一方面，妻子無辜被 打，作為丈夫，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人，他理應站出來，公開譴責打人凶手，並要求徹查事情真相。另一方面，身為湖北省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的他，主要職責就是 負責信訪和維穩，其一舉一動都會關乎黨國的形象，他的「血性行為」不僅會毀了自己的仕途，也很可能影響一大批人，甚至影響業已危機四伏的政權。所以在上級 領導「語重心長」的分析下，黃仕明只好「被沉默」，只好選擇讓自己的內心承受煎熬，選擇愧對自己的妻子。
此刻，黃仕明的政治屬性（黨性）和 家庭屬性（人性）發生了衝突，在這兩者的衝突中，他最終選擇了依照前者的身份行事，而這讓他的妻子怎樣寒心啊！這究竟是誰造成的呢？難道這只是個個案？當我們探尋中共自1949年統治的歷史後，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共治下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
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一個令人 不寒而慄的紅色恐怖時期。在此期間，政治屬性和家庭屬性發生衝突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很多人選擇了前者。於是我們看到，兒子會向父親掄起銅頭皮帶，丈夫可能是出賣妻子的「猶大」，丈夫或妻子被迫與親人劃清界限，「一切人都同樣變成了多餘的」。
年逾四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張志新吧。她以堅持真理、反對文革、批評毛而為後人所敬仰。1969年8月張志新被捕，其後被判無期徒刑，在遼寧省委機關工作的丈夫曾真也被遣送到農村。1971年，曾真被迫提出離婚。沒有人知道曾真的內心有多痛，他的痛當不僅僅在於自己無力保護心愛的妻子吧。從張志新被關直到1975年4月被槍殺，曾真和兩個孩子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歷經磨難的曾真終於將兩個孩子拉扯成人，總算是可以告慰妻子的在天之靈了。張志新的冤案被昭雪後，他沒有再婚，如今一個人孤獨地生活在北京。對他而言，「徹底忘卻過去，實在是難以辦到的事情。」這個悲劇又是誰造成的呢？
1999 年7月，家住廣州的服裝設計師艾米‧李因信仰法輪功，被警察毒打至昏迷，並被強迫送至精神病院，被強迫灌食。其在政府工作的丈夫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與之離婚。據悉，中共政府在針對法輪功的迫害中，採用各種手段強迫法輪功學員在信仰和家庭（工作或其他社會關係）之間做出選擇。許多法輪功學員的配偶因無法承受 國家恐怖主義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壓力，被迫與妻子（或丈夫）離婚，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十一年間「無數法輪功修煉者的家庭被拆散」。而這一切又是誰造成的呢？
毫無疑問，自私自利的中共正是造成悲劇的罪魁禍首。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中共將無數中國人變成了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 的人；而對於那些不願失去人性之人，政府則嚴懲不怠。顯然，曾真、艾米‧李的丈夫、黃仕明都是中共的犧牲品，他們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了選擇，內心的苦痛 又怎可言表？
也許，有的人會說，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同曾真、艾米‧李的丈夫相比，身為副廳級官員的黃仕明似乎更有理由站出來為妻子鳴冤， 畢竟他還是個「大領導」麼。然而，在一個權力不受節制的社會裏，任何一個「大領導」如果得罪了「更大的領導」，那麼就立馬有飛來橫禍，即便是身為國家主席 的劉少奇亦是如此。因為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比的是權力的大小，法治只不過是個幌子而已。大概浸淫官場數十年的黃仕明早已明瞭這些，因此即便痛苦得要「發瘋」也不敢造次。
由此更加可見，中共對於人性的摧殘是如何的厲害。而在西方民主國家，是很難想像發生這樣的事情的。西方官員雖然在政治理念上追隨某個政黨，但是任何一個政黨絕不會強調什麼黨性，更遑論要摒棄人性了。相反，一個愛妻子、愛家人、有擔當的官員更會受到民眾的歡迎。這絕非是什麼人 種上的區別，而是源於體制上的不同。
德國哲學家阿倫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不是改變外部世界，或者社會的革命性演變，而是改變人性。」一個喪失了人性的社會究竟對誰更有利呢？自然是統治者。而中共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摧殘人性，不正是為了維護其統治嗎？可是，在它的統治下，多少人的痛無可言表？多少人的淚在長流？對於這樣的政權，我們還有什麼留戀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