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高伐林在不久前發表的一篇文章裡，引述了一位老先生講到他在1980年訪問中國時親耳聽到鄧小平講出的一句驚人之語。
世界上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的六名發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華人朱傳榘老先生說：1980年，我回祖國大陸時，見到了鄧小平先生。鄧小平先生一見我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嘛……」
看來鄧小平這句話是真的，因為這位朱先生在2008年於國內公開出版的一本書裡，曾經用比較含蓄的語言提到這件事。朱傳榘寫道：「1980年10月，通過趙東宛和吳明瑜的安排，我見到了鄧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話令我感觸很深。他說，共產黨犯了很多錯誤，欠人民很多，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我被深深地感動了，下決心從此要為中國的改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
我相信，大多數人在讀到鄧小平這段話時都會感到很驚訝，因為這和中共官方過去三十年來公開講話的口徑很不一樣。鄧小平明確講到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而且，鄧小平沒有把共產黨過去犯下的罪過都歸咎於四人幫，甚至也沒有都歸咎於毛澤東，而是直截了當地記在共產黨的帳上。身為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對中共的罪過講得如此坦率，如此痛切，確實令人感動。但問題是，鄧小平的這番話為什麼不對中國人民講，卻只對一位美籍華人講呢？
這事一想就明白，假如鄧小平對中國人民公開講出這番話，固然會感動不少中國的民眾，但與此同時，鄧小平也就很難再堅持共產黨的專制權力，很難再壓制人民對共產黨的嚴厲批評了。既然你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犯下這麼大的罪過，可見你既不偉大又不光榮更不正確，那你憑什麼還要高坐台上獨掌大權堅持你的一黨專政，憑什麼還要把來自人民的批評意見打成「反黨反革命」呢？
鄧小平說中共「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這話看上去很是不錯，因為它表明瞭中共下決心糾正錯誤，大力推動改革。其實這句話大有問題。因為所謂還債，所謂改革，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繼續把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這就不對了。共產黨既然對人民犯了罪，按理說就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才是，憑什麼還要繼續賴在台上霸在台上啊？除非人民原諒了你，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這就必須要經過一道程序，讓人民討論你的去留，用選票作裁決。要改革，首先就要放棄專政，開放民主，至少也要開放言論。如果沒有這道程序，那就是耍無賴耍流氓，既無恥又蠻橫。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裡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因為共產黨那套主義、那套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實行起來必定禍國殃民，以至於到後來，共產黨自己都不得不意識到他們對人民犯了罪。這時，共產黨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對人民犯下的罪過，那就失去了維護一黨專政的理由，從而必然導致一黨專政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文過飾非，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或者是，在一系列基本政策上作出大幅度的、甚至180度的改變，但仍然堅持政治高壓以保住自己的專制權力，這就必須敢於衝破起碼的道德底線，直接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如哈耶克所說：「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我要補充的是，共產黨當年搞血腥共產，固然是極大的罪過，但是這種罪過或多或少還可以歸結為所謂「理性的狂妄自負」（哈耶克語）或者說意識形態的狂熱，因而在道德上還不一定是最壞的；「六四」才是更大之惡，因為「六四」和理性的自負、和意識形態的狂熱毫無關係，「六四」是一個自己分明知道自己對人民犯了罪的政黨，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權力而對人民大開殺戒，因此是更大的惡，是道德上的極端的惡。這是任何經濟的或其他方面的成就都無法抵消無法掩蓋的。在考察當今中國時，我們切切不可忘記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