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前曾得到一本吳宓在TSING UNIVERSITY的講義，與現在大學裡面的講義區別很大，感覺那才是真正的大學裡面的講學——自由的縱橫東西兩方的最高學術理念，解衣般礡出入於眾學派的大宗大門，讓我聯想起以前宋元書院的講課方式，就是直接論道而並無現代瑣屑的下勢的中共印記。
奇怪的是像這樣的學術大師在一九四九年大陸國破之後，幾乎都選擇了投共，除了少數選擇去了臺灣，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最能鑒別中共的話，那麼這些學術大師的所為不就是一個最大的反諷麼？以前有一些人也就這樣的話題問過我，而我當時的回答也並不令人太滿意。
中國的知識份子，其實因為文化淵源的關係，哪怕是在清帝退位、國家所謂共和之後的知識份子，他們其實都有一個自己沒有辦法除去的儒教情結，作為滿清一朝，不管現在人如何去尊隆它或者是批判它，它十二帝的帝治其實都是以儒立國的，自康熙皇帝垂政，儒教在中國臻於未有之大成，而且更顯出儒教之別於其他佛道兩教的區別。
作為民國一代的知識份子，雖然經歷過五、四打倒了孔家店，但畢竟自他們出生以來的血肉還是與儒教關聯的，好比是中國人一樣無論你怎樣整容但骨子裡還是中國人的DNA，這沒有辦法改變的；吳宓等人也是這樣，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潘光旦、梁漱溟，熊十力等又何嘗不如此！
中共在當時也是極能宣傳的，說句實話，國民政府在這方面遠不如它，當時中共的宣傳極能進入當時一般人的心理，與國民政府的弱勢不同，中共的宣傳與作為讓人幻想起儒教中的「大一統」、「大有為」、「不患貧而患不均」諸理想之國的政治，加上後來中共軍事與組織的強勢，相比國民政府的黨爭、複雜與潰敗，更催生了一些人對中共必將能大有為於天下的意象，這就是大師們紛紛投共的第一原因——所以後來馮友蘭急不可耐的要應帝王接受中共「改造」；吳宓衷心詡讚「新朝」；至於老舍更是歡天喜地的扭起了秧歌來。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也是導致這些學術大師們選擇了投共，那就是戰亂；中國自所謂共和之後一直戰亂不停，話本小說《隔帘花影》裡有句大家聽熟了話說「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特別是中日之戰、國府的戡亂戰爭破壞性極大，摧毀了中國本來尚屬幼稚的現代化建設與民生基礎，學術大師難免厭世及烏，也希望中共造出一個時期的太平，哪怕是短暫的，譬如要渴死的人一樣急切希望得到一口水一樣，這個心理是一樣的，而且就算到了臺灣以當時的軍事形勢與美國對國府的態度，誰又保證臺灣不被中共繼續攻破——如果中共受蘇俄支持，有了海軍的話？
但無管怎樣這些學術大師們的投共，增強了中共在法統、道統上顛覆中國的合法性，也加速了國府戡亂戰爭的失敗，同時也製造了他們一代曠世無及的悲劇，而從後來的因果說這些學術大師的投共與後果既是一種罪惡也是一種報應。
儒教的正統教育做為人之士者必須忠君報國，不惜以個人殺身來完成之，對異端邪教必須以大無畏的精神來毀滅之，這些學術大師一方面作為中國道統繼承者一方面又作為道統的背叛者，使他們在國家的生死關頭無法正確的應對中共，不但不站在國府的一邊來護持國家的正統，反而不聞不問倒政府的臺，以至於釀成國家未有之劫禍與他們學術生命、個人、家庭的未有之巨難，這說到底根本上還是否定傳統文化的結果，這不得不讓人對之做一番挖心徹骨的反省。
這些學術大師們投共之後下場極其淒慘；吳宓被活活餓死，死於一個破敗的土屋；熊十力備受折磨至死；潘光旦被打殘廢而死；老舍自殺；儲安平直接被打死，凡此種種不勝例舉——而我五千年中土神洲三代禮儀百家文明詩書風流竟從此作廣陵之散矣！
但是「大陸之邦不可陸沉，大日之雄當起乎轉輪」，現代的中國來到一個從新檢視中共歷史的新時代，而我們正統文化的偉大中興也正庶幾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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