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到1986年之間，我的工作讓我得到很多機會深入一般遊客去不到的地方，觀察和體會人們的生活。
例如，我來到北京之後，臨時要從北京到別個城市去，要自己擠火車站買車票，或者是親自來到民航總局購買機票。這兩個地方的秩序非常非常混亂，這讓我真正體會到當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的滋味。
民航總局的售票大樓還算好一點，比較之下有秩序一點，火車站售票處簡直是戰場。那些售票處都是約六到八英吋闊乘八英吋高一點的視窗，實際上是個成年人人頭大小的小洞。售票的小洞不多，任何班次的票都在這幾個小洞發售。
大概來到了1985年，民航和火車站出現了為外國人、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服務的專用售票廳，採取一票兩價制，同樣的座位，比國內同胞貴一倍甚至以上。據說，若果不幸，例如飛機摔下來，購買非國內票價者可獲更高的賠償金。
在火車站一角為國內同胞服務的售票處前面，人群沒有明確的輪候隊伍，都擁集在這些為數不多的小洞前，沒有人維持秩序，你推我擁，互相冒出敵視的目光，吵架爭執乃等閑事。
經過多番打拚終於來到洞前，我發現分隔小洞前後是一道厚近一英尺的牆壁，所以洞後面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能看到的實在不多。
我不明白為什麼售票處是個小洞，後來在北京開始跟一些朋友熟絡了，談起來，得到了一個答案。
據說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許多年，帝修反隨時會一起打進來，而鐵路線這些交通樞紐屬於兵家必爭之地，必定成為戰場，這些細小的視窗可以作為槍眼，在後面作頑抗。換言之，火車站的售票小洞是備戰心態下的產物。
爭先恐後購買火車票時，我更大的感觸是，眼看身旁這些和我同出一源的炎黃子孫，他們狼狽不堪，疲於奔命，失魂落魄。
能擠上火車，我還有下一段的打拚。有一回，要從南京趕往上海，坐了幾個小時火車，大概是中午，抵達上海火車站了。
前一天買車票已夠累死，這一天來到上海的火車站更要命。
我帶著一大堆行李、文件和有關材料，在火車站外苦候的士，塬來上海的的士服務仍未全面恢復，火車站外見不到一輛的士。
我看到遠處有公車經過，但人生路不熟，不敢擠公車，也不懂得坐哪一路公車，拿著這麼多的東西，不可能上公車，我更不知道要往何處去，因為我沒有預訂房間，我坐公車到哪兒呢?火車站附近雖然也有招待所，可是當年規定，這些地方不是「對外」的，只能接待國內旅客。
我只能厚著臉皮，主動向一個又一個在我身旁走過，看來是派駐上海工作的香港人請求，因為有車來接他們。
我說，只要到任何一家酒店都可以。有好幾班火車到站，折騰了好幾個小時，天色漸暗，心中極度彷徨之際，才獲得一位好心人容許我坐上他的車，來到此人已訂了房間的錦江飯店，更非常順利，還有空出來的房間，我不用在錦江截的士到別的飯店碰運氣。
80年代的北京沒有商業大廈，大批外商港商湧進北京來找尋機會，只能在飯店設立臨時辦事處，飯店房間因此奇缺。
到北京出差，除非是住一流的飯店，可以在香港訂房，或及早通知老闆在北京的生意搭檔代勞，否則很多時只能於抵達後才上門找房間。
這次我抵達北京，時間已晚，特別是航班延誤，已經過了凌晨十二點。我事前沒有訂房間，心裏忐忑不安，於是在機場召了輛的士，逐家飯店去找房間，直到找到房間為止。
沒有空房間也沒關係，因為飯店的服務員沒有顧客隱私的觀念，他們會很合作，讓我翻閱房客名單，以找尋熟悉的名字。
當我發現了熟悉的名字，於是打電話進房間，跟對方說我是某某，只求借宿一宵，翌日再找辦法。這個方法很奏效，因為這次我求人，下次人家求我，我也曾經收留過別人。
其實這都不是相熟的朋友，往往是平日在機場、餐廳，或飯店見過面，聊過天，交換過名片而已，可是大家都懂得出門靠朋友的道理，如此相助帶有點江湖救急的味道。
廣交朋友的確重要，出差當然不會把秘書也帶到北京去，住的飯店也未必設有提供打字機、收發電傳之類服務的商務中心。我曾試過要到朋友的房間(駐京辦事處)打文件，或收發電傳，打了一整天，當然要自己打，人家有秘書，總不能要求人家的秘書為我服務。
港商愛與一些本地人當成搭檔，這些生意搭檔其實什麼都干。他們收取若幹活動費，好辦理購買車票、機票、訂房間等沒有經濟效益但必須要辦的小事，或做耳目、中間牽線等與找尋商機有關的事情。
老闆有好幾個這樣的生意搭檔，其中老A是我最熟悉的一位，我視他為友，從不頤指氣使。
對我來說，北京算是我熟悉的城市。一次，為了前往上海這個我不熟悉的城市，老A配合我，比我先到了上海，並且打點了一切之後，到機場來接我。
我這次來到上海的時候，身體不適，甫下飛機，仍得招唿老A和他在上海的朋友，到餐廳進餐談天說地，因為無論為公為私，他們都曾經替我辦了點事。
除了吃飯之外，還要滿足一下他們若干小要求，讓他們飯後回到我的房間，先看看電視，然後洗一個痛快的熱水浴。
80年代之前在大陸，一般百姓在家裡要洗個熱水浴很不容易，國內電視節目也很悶，在飯店房間看電視可以看到外國的電影，我不能不陪著看電視，不能整個晚上躲到洗手間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