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74年12月14日發表《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一文，開門見山指出：「在今天的蘇聯，由於資本主義復辟，階級分化加劇，貧富懸殊的鴻溝越來越深。」全文用語帶著鮮明的馬列主義毛思想的意識形態特色：蘇聯在1970年代已經通過修正主義道路，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各地農莊、工廠，復辟了一個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他們在喬治亞等各地工業部門、集體農莊、國營工廠、高校、法院都有自己的人員，佔據著各級黨、企業和組織的領導地位，肆意揮霍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活在吃喝玩樂中，窮奢極欲。在這些新沙皇時代特權階層分子的壓迫和剝削下，廣大工農男女群眾工作艱難、賦稅沈重、生活困苦。
今天中國，昨天蘇聯，情況出奇的類似。由太子黨、工農權貴和知識精英們合成的統治集團，憑藉黨政大權，掌控城鄉資產和生產資料，享受著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和各種津貼，以紅頭文件黑箱操作的政策（二奶）欺壓憲法原配和法律正妻，通過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敲詐勒索的途徑先富起來，組成一個通過政府權力壟斷國家企業資產的特權階層。
他們分布在從中央到地方的軍隊、公安、司法、工業、農業、商業和文教等各個領域，擔負黨和政府與各類企業和組織的領導職務，反叛基督「自由、平等、博愛」 救贖信仰傳統似的，反叛中華「道法自然，德行仁政，禮和為貴」的文化傳統，追逐世俗生活中的名利情慾，週期性地在人民中間製造敵人群體，損害他們的利益而陞官發財，或親自領導貪污盜竊集團，或維繫軍隊的山寨出身，或把警察變成黑社會，在各省市縣鎮以文件政策濫用職權，製造和操控盜竊、搶劫、炒作、賄賂、投機、盤剝、殺人等各種大案、要案，牟取「宅旁園地、住房和別墅」並分享這些工程建造中的暴利，製造假冒偽劣的商品——不僅有蘇聯人搞過的假「水果汁」，更有他們從沒搞過的假酒、毒奶粉等。這些權貴上下合謀致富的犯罪活動，遍及工農文教各行各業的工廠、農場、旅行社、院校、醫療、司法等領域，這些黨政官員串通一氣、合夥分贓、敲詐勒索，權大即天、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地「很短時期內」就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豪，其中有黨政軍警各職能部門、工農文教各行各業的官員，從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到地方各級書記、省市（縣鎮）長、局長、科長、警官、法官、檢察官等，體力和腦力的各種勞動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他們及其家人掌握和揮霍。蘇聯昨天這樣，中國今天也這樣。
《蘇聯階級分化日益加劇》一文中的「資產階級特權分子」，是馬列主義毛思想意識形態的黨文化術語，其實就是指1970年代蘇聯的「房產主」、「機關官員」、「企業廠長」、「農莊主席」等權貴們，居住帶有華麗的客廳、彈子房、游泳池」和帶噴泉的花園、精緻的雕塑、「大理石樓梯和洗澡間」 的豪華的私邸和別墅。他們在蘇聯修建惟有權貴階層才能享用的「餐廳、電影院和特殊商店」。
在這些專設的特殊商店裡，他們每月廉價選取精美食品，包括「俄國傳統的美味食品」和「所有西方百貨商店能買到的東西」。他們還可以到「造價昂貴」的高級飯店大吃大喝，一餐花掉數百、數千盧布的筵席、一國營農場官員公款吃喝，每週辦公室裡有「幾麻袋酒瓶子」，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關和企業經常「沒完沒了的豪奢飲宴，酷愛進口轎車、英國的西服、義大利領帶和外國香水」等。這些人因人性貪婪而憑藉黨政權力謀取特殊利益，手裡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做官就是「如何撈錢，如何發橫財」。他們「過著非常闊氣的生活，購買了私人住宅和別墅，輕而易舉地買到了汽車，修了汽車庫，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不僅如此，他們還「被選進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機關」。這些人確實享有特權卻缺德，絲毫沒有真正資產者的富貴不淫的精神。蘇聯昨天這樣，中國今天也這樣。
1970年代，蘇聯工廠工人工作和生活逐漸開始沒有保障。按照那時候「經濟新體制」的規定，為了追逐利潤，拉動GDP，廠長經理「可以自行決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確定工資標準，並有權對職工進行獎勵和懲罰」。勞動力在蘇聯重新成為商品，每年有大量職工被解雇。莫斯科市的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通過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和勞動強度，在短短几年內就解雇工人1300多名，這種「謝基諾經驗」被在全國推廣；波多爾斯克市機械化工程管理處主任經常辱罵工人，所有不順從他的人都被他解雇，管理處350人，「總共有318人離職」。車裡雅賓斯克一工廠總共150人，「一年內就有120人被解雇」。杜尚別紡織聯合企業的領導人將不順從的加麗雅趕出工廠，並奪其公民證，使之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而被迫自殺。斯摩棱斯克一個農莊主席酷愛發紅頭文件，粗暴罰款盧布15、20、 25。蘇聯出現大量失業工人。蘇聯工人昨天這樣，中國工人今天也這樣。
蘇聯現代化和城市化在二戰後重建。赫魯曉夫統治時期普及全民「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生活。工農權貴人性更貪婪，開始以權謀私，跟工農群眾分界：一方面市民居民稅不斷增加，從1960年56億盧布增加到1972年150億盧布，同時城市食品價格普遍上漲；另一方面工農權貴在特殊商店裡可每月廉價選取俄國的傳統美味和西方的現代百貨。1970代末期38歲的戈爾巴喬夫進入蘇共政治局，1985年當選為蘇共總書記後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並放棄勃列日涅夫的內政干涉主義，企望蘇聯以民主促進富裕。1989年發生「東歐劇變」，結束了40餘年全世界範圍內冷戰格局，1991年「8·19事件」後，蘇聯和蘇共解體。
1974年《人民日報》所批評的蘇聯修正主義日益加劇的所謂階級分化，實際上只是貧富分化，在20年的1994年 的紅星中國的時期全部出現，甚至更嚴重：工人大規模下崗，物價大幅度上漲，農業稅收項目幾十成百地增加。此後，黨太陽的黃土地上道德下滑一日千里，人們活得越來越絕望。繼楊佳2008年七一建黨節刀斃8警察、唐福珍2009年11月反暴力強拆而自焚，朱軍2010年六一兒童節槍斃3法官等絕望的個體抗爭事件前後，台商富士康深圳電子廠還迷離地出現了年輕工人接連12人的跳樓自殺事件。紅星中國今天很多工廠把工人當作炮灰一樣對待，女工們還沒得到恰當的培訓就得開始操作可能切掉手指頭的機器。2008年，廣東省打擊山寨工廠的運動關掉一半的玩具廠。紅中國太陽降溫。
看蘇聯昨日工農後代的知識權貴與普通群眾貧富分化，戈爾巴喬夫1986年45歲開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改革，5年後的1991年底蘇聯和蘇共解體，紅星蘇聯復興74年前被推翻的只8個月的俄羅斯共和制新俄國。中國今天沒有蘇聯冷戰時期面臨的美國的強悍壓力和年富力強、親美近歐的戈爾巴喬夫力推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胡錦濤和溫家寶大權在握時都是謹小慎微的老人。蘇共時代俄羅斯東正教力量只是被遏制而並沒被摧毀，中華儒道佛全面變異才有民間的一些團體異軍突起和 10年而得不到聲援。如此紅中國，富權貴窮民眾現象理應如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