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介入激化了勞資糾紛

深圳富士康集團工司為了平息員工連續自殺事件所代來的輿論及社會壓力，決定將員工的基本工資從原來的每月900元爆漲到每月2000元，漲幅達112%，這一舉措以及本田佛山零件公司的罷工談判加薪事件，引發了連串相關企業工人的罷工風潮，如今這一罷工潮正向較貧窮的內陸地區蔓延，中南海為此感到不安。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張小建13號出面否認中國目前出現了罷工潮，稱工人提出自己的訴求「這是很正常的」，中共官媒也禁止對罷工事件進行報導，但罷工訊息依然迅速向外擴散。 對此，澳洲國立大學經濟學研究員 樊家忠博士近日在接受本臺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這個事件可能是一個連鎖效應。 （錄音）：「富士康這個事情本身它可不是勞資糾紛，它是員工自殺，然後大量媒體的報導，然後就形成了很強的人們社會心裏的衝擊。這些自殺的人他並沒有說，我要加薪，我要改善福利待遇，他只是自殺而已。所以，他並不是勞方跟資方的衝突，或者是勞方要跟資方施壓嘛。而且自自殺的事件發生以後，工廠的運作都還正常。但是並不代表資方沒有壓力。郭台銘壓力很大，他的壓力不是來自於員工，他的壓力是來自社會上其它的方面。 一方面是這個事情引起了高度的曝光，當然大家就會要求這個公司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這不是什麼科學的事，就是自殺的問題, 怎麼讓員工不要自殺，這本身很難。其中，也沒有人說你一定要用加薪的方法才能解決問題，也沒有科學證據解釋說你加薪的時候就不會自殺。那後來為什麼要加薪呢？其實加薪不是直接的去解決自殺的問題，而是去解決社會的壓力，壓力來自哪兒？壓力來自於媒體，來自於輿論，來自於公眾，甚至於來自於西方的回應。因為西方的左派都用人開血汗工廠，還要招勞工呢。所以，歸根結底它真還不是勞資糾紛的事件。 但是，這個事情除了戲劇化的發生之外，它也戲劇化的發展。什麼意思呢？它加薪不是加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它是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幾，那這麼高幅度的調薪，它又再媒體上又報導出來，然後又對人們的社會心裏衝擊。第一個員工會想，原來你可以加薪這麼多，那原來裡面的薪水被嚴重低估了。而且其它很多類似廠的工人，因為這個事情社會有放大效應。他想說，是不是每個生產線的員工，他想是不是我這個薪資也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大概得思考這個問題。所以，這個社會心裏現象就出現了。 所以說，這件事情不是勞資糾紛的事件，可是處理方法卻是用解決勞資糾紛的方法，那麼這件事情本來不是勞資的問題，也變成勞資的問題了。整個效應就集中在那個焦點上面。所以，後來的時間就連續幾次重大的罷工就出現了。本田的事件、上海機械廠，也是一個台資廠的事件，還演變成暴力，我們就發現，這個事件可能是一個連鎖效應。是不是會連鎖下去，我們還在觀察。」 記者：有報導說，富士康連環跳的背後有中共官員的影子，您怎麼看？ （錄音）：「有沒有中共的影子，我們可以旁敲側擊。但是像中共統治下的這種專制政權，你可能看穿黑盒子裡面在演什麼戲嘛。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不尋常的事情。比如說媒體報導那麼高調，我們知道媒體中共控制，那是中共故意讓它報導那麼大，修理郭台銘。這個事情我們很難下一個論斷，但重點不在這裡。重點是中共修理包括台商和外資企業也不是第一次了，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歷史性很長。據說前一陣子大家知道Google的事件，在Google事件難道只是外商給中共修理麼，那為什麼不是本土的企業，而是Google被修理。 其實外資企業在中共受到不平待遇，經濟性、政治性的不平待遇，實際上是個常態了。這反映了一個問題。很多人認為到中國投資有什麼好處，這個好處，那個好處，都特許。它特許你的時候就特許。但是它同時有構思的另外一面，就是說，中共也會用各種不公平的手段去保護它自己的利益。然後修理外資企業。當你發生競爭性的企業出現的時候，所以中國Google事件，甚至於富士康事件，它反映的問題是什麼？其實外資企業在中國面臨著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不公平競爭怎麼理解？它實際上是一種保護主義。比如說我不想讓國外的廠商跟我來競爭。保護手段很多。關稅是最典型的保護手段，但是除了關稅之外還有很多很多方法。在中國由於法律不彰，它就有很多種非正式的方法去排除國外的競爭，或國外商品的競爭，和國外投資企業的競爭，等等。 這個很容易理解，中共的高官特權階級，都是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他們都有錢權結合的地方，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公司發展最好啊。所以說，當外資進來，帶來資本、帶來技術他們很高興，中共很高興。對它發展是有幫助。同時它另外一個它也是競爭對手，這兩個關係都存在。當它覺得你競爭對手發生問題的時候，它當然是會想要排除你的競爭。這其實在國際貿易秩序裡是不被允許的。可是中共雖然不透過關稅正式手段去幹擾你，打擊你。它用其它很多亂七八糟手段。它至於有沒有這次特別修理郭台銘，我們不知道，說實話。媒體不透明被操控。我們永遠很難看穿這個黑盒子。但是我們從結構性的問題上，我們看的很清楚。」 記者：針對國內風起雲湧的罷工潮，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從5月17日至6月7日連續推出4篇「社會財富怎麼分」的系列報導，稱要《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設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等」，您覺得在中國目前這種社會制度下有沒有可能？ （錄音）：「它說是這麼說了，我們看到富士康事件，還有後來的佛山的罷工事件，這等等的罷工事件，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出來抗爭的相關的人都是年輕的員工，20出頭的員工，他們是低收入者，他們不是什麼中等收入的隊伍。你說是不是以後發展，到後來他們會變成什麼中等收入，實際上是很遙遠的路了，我們看不到那個點。而且罷工事件對中共是一個潛在的危險了。人們意識抬頭，他就組織抗爭這種行為出現，實際上是對極權政府的挑戰。所以，他們不會把人民的福利，底層員工…增加當作一個好事來看，他們會把它當作一個政治威脅來看。所以，我的想法是，這些員工要爭取自己的福利，他們的對手除了資本家之外，還有極權政府要面對，我想中國工人的路很遙遠的. 這些事情都不是獨立的，而且我預期資方反制的動作，懲罰性的動作，還有以後中共介入打壓會越來越強，因為在政治上這不是一個好事，對中共來講，所以，它會採取打壓措施。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我們不知道，但是，我的想法是中共打壓會激化勞資糾紛。為什麼呢？因為資方－資本家，他是企業家，企業家來處理勞資糾紛，他們可能有他們的方法和手段，當然可能處理的相對來說好一點。但是中共它是不管的。官方都是貪污腐敗，也沒有受過什麼訓練，它也不在乎人民的福利的，它們介入是暴力的。除行動暴力之外，可能有很多其它的暴力措施。比如封殺你的媒體報導，各方面扭曲你，它都會採取。中共它只懂這些，它不懂其它的。當中共用國家的權力去介入勞資糾紛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粗暴，一定是對勞資關係的惡化會火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