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6月4號發生的「六四」事件到今天已是21週年。有學者說，「六四」事件是中國當代政治的一個分水嶺，實質上宣判了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死刑；臺灣的總統馬英九曾說「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對中國影響如此巨大的「六四」事件究竟為世人留下什麼樣的遺產？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聞劍為此邀請當年參加「六四」運動的學運領袖之一、目前旅居美國的李恆清和當年也參與「六四」運動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進行以下討論。
記者：我首先問一下李先生，你作為當時六四運動的學運領袖，你認為六四給我們現代的人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
李恆清：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遺產實際上是一個夢破滅了。就是第一，共產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這個夢破滅了；第二個方面呢就是中國的軍隊是人民解放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去保護人民的，這個夢也破滅了。實際上從六四以後和這二十年中國的政治民主各方面的發展過程當中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這兩個夢都破滅了。更多的老百姓開始懷疑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更多的人不再崇拜共產黨，以為是我們人民的政黨，這種想法幾乎都沒有了。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遺產。
記者：那王先生，你知道在2006年的時候，中國著名的異見人士劉曉波曾經撰文說‘民間維權是六四的最大的正面遺產’。剛剛聽李先生的觀點，王先生你怎麼看？
王軍濤：我覺得李先生說的和劉曉波先生說的都是一回事。那麼，如果從更廣闊的一個政治轉型的角度來說，我們都知道一個社會在結束了傳統社會要走向現代化，在現代化中間它除了經濟發展引入市場機制之外呢，還有一個標誌就是要引入向社會力的多元化，政治上應該是民族主化、自由化和憲政化。那麼中國呢實際上這個問題從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共產黨又把這個所取得的進步在二十世紀中葉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就全都倒退回去，本來在二十世紀的80年代共產黨改革開放之後曾經有過一個希望，就說在重新回到主流文明和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改革上，但是六四鎮壓的最大的一個遺產就是把這個夢給打碎了。就是剛才李先生說的。曉波先生講到六四之後的一個遺產就是民間社會的發育，其實說的是一回事兒，就是說想靠政府來主導改革或者和政府進行一種互動來進行改革，這個夢現在破碎了。主要是要靠中國的民間力量自己努力中國才能夠進行一場政治改革。但是從轉型的角度來說世界上有很多，現在有大概7、80個國家完成了政治轉型，就是由一個非民主國家向一個民主國家，半民主國家轉型。在這個轉型中間確確實實本來呢在很多國家中政府曾經起過主導作用，包括統治者。比如說像先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中國東邊的像臺灣政權、像蔣經國和李登輝，像他們都是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中國我覺得這個六四之所以沒有像在我們的東邊的同文的、同種的臺灣一樣讓我們的北邊相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蘇聯一樣原因就在於鄧小平這個集團頑固地反對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和憲政化，那麼不惜用血洗的手段鎮壓，這樣打破了中國人能通過朝野良性互動來來實現政治變革的夢。那麼今天我覺得21年過去之後，六四的另外一個大的遺產就是80年代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應該說先從這個社會中的最弱勢群體開始獲得利益開始的，比如像農村改革使得農民提高了購買力、改善了經濟待遇，大大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在六四之後，中國又回到了一種就少數人壟斷發展的成果和機會，多數人承擔發展的苦果和代價的這樣一個模式。
記者：那李先生，你認為剛剛王先生講到六四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有政治方面的遺產，有經濟社會方面的遺產，在這方面你還有什麼補充的嗎？
李恆清：沒有。我覺得軍濤講的非常清楚了。如果不進行政治轉型的話，實際上中國現在就跟坐在一個火山口一樣，後續的政治改革、政治變革的過程當中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會越來越大。
記者：那李先生，就六四留給我們的剛才你們所談到的遺產，在中國的民眾當中有沒有可能在當局的強迫遺忘運動和灌輸下有沒有可能被遺忘呢，李先生？
李恆清：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因為歷史就是歷史，它永遠在那兒，不管你怎樣去描述，不管你怎樣從各個角度去分析它，歷史現實依然在那兒。所以現在雖然政府強制遺忘甚至用各種各樣的藉口改變八九年學生運動的性質，但實際上真正老百姓心裏實際上是有這桿秤。
記者：那王先生，你認為在中共、中國政府這種所謂強迫以遺忘的運動下，年輕的一代會把六四所留給我們的遺產逐漸地淡忘嗎？
王軍濤：我覺得不會的，但是六四這個遺產會越來越成為一個符號化，它的解讀會變得和當時的很多的情況不太一樣。我最近發現最近兩年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是非常非常地強烈，越來越多的人他們開始關心六四。因為他們在現實中當他們感受到統治者在欺騙他們，而且不能兌現自己執政諾言的時候，他們會把眼光投向曾經被統治者鎮壓或者統治者極為恐懼的。那麼在這個時候六四很自然就會跳入他們的視野。那麼現在你可以看到網路上各個方面年輕人都在瞭解六四，在這個問題上覺得政府做的過分，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公正地評價。所以呢中國政府如果不能再現在還有一點迴旋餘地能夠和平地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那麼，在將來人民採取便利，真的像曉波先生所講到民間來解決問題的話，那麼真到那個時遍地烽煙的時候六四可能就變成一個神聖化的象徵，成為激勵人民反抗暴政的一個巨大的精神源泉。而且人們會從六四中間得到一個政治教訓就是對統治者絕對不能手軟。在有機會的時候就要把它推翻掉，絕對不能相信它任何的謊言和欺騙性的說法。如果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的話，那也是現在這個統治，先是鄧小平的強硬措施，之後是江澤民的濫用暴政、鎮壓各種各樣的民間力量，後來到胡錦濤的這樣一個拖延改革，最後造成的這種惡果和局面。那麼，到那個時候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到中國完成轉型，如果代價比較大的話，我們還可以說六四鎮壓的一個悲劇性的後果就是加大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成本。
記者：最後，我想問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認為六四這個不可忘卻的紀念，現在二十一週年了。六四留給我們的遺產會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程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你認為六四的遺產會把中國領向何處？
李恆清：肯定是憲政民主，這一點毫無疑問，一定會走到憲政民主。
以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聞劍與目前旅居美國的「六四」的學運領袖之一的李恆清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討論六四留給世人的遺產問題。
